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劳伦斯·萨默斯
劳伦斯·萨默斯，1954年生于美国纽黑文，其父母均为经济学家，1975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82年28岁时，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1987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在哈佛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专业经济期刊上发表过100多篇论文。1984年至1990年期间，一直是经济学季刊的编辑。1991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受聘于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委员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在克林顿政府任财政部第72届部长，2001年3月11日当选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8月1日正式上任。
劳伦斯·萨默斯：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承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与以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20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者是近二十亿人迈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着能搞明白疾病产生过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一个分子的层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它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什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过程，也知道知识在寻找其并不明显的用途的过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种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也许在数学领域中被运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因为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1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这些，都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分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似乎有些奇怪。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就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型的研究、哪一类型的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最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很显然，这种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不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里，而且出现在商业机构的运作中，这些非常实际并为利润驱动的机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为自己做着筹划。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聊天，他问我，哪个机构雇用的博士毕业生最多？我认为，有可能是哈佛大学，也有可能是某个天文台。而他给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过去一直在搜寻那些极其有资质，非常有能力做数量研究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的确，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一流的商业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地寻找非常有创造力、受过最好的教育、资质超群的人。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一流大学的一些特质。
那么，一流大学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当学生做研究验证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设或理论时，这个教授当然希望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会证实他的假设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教授会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发表。我们哈佛大学有些教授对进化论的本质、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教授都坚持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雇佣一流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加入他们的院系，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同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种强调以质量来判断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业领域的人们谈到统治集团的消亡、谈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谈到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说，这种通过质量而不是来源来判断思想的方法对近二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至关重要，它也对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至关重要。
大学所承担的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视角多样化的承诺，不管这个人来自于什么背景，只要他能为我们的卓越做出贡献，我们就愿意招徕他。这一点也正在被更广泛的世界努力赶上。这也一直是我们哈佛大学不断追求探索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绅士培育来自新英格兰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的地方。它不向上过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也不向黑人学生开放，也不向女生开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的学生开放。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些哈佛教员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离开学校。哈佛大学对某些团体也有限制，因为如果不限制这些团体，它们就会变得太多，会使人们觉得不舒服。
现在，哈佛是一所非常开放的大学，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无论你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也无论你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加包容和开放，如果我们想从多样化视角所带来的好处中受益，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想把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吸引到哈佛大学来，我们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把我们抛向杰出人材的网张得越大越好。
正如大学的演变一样，最优秀和最尖端的商业机构、领导的最好的一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据人际关系来挑选少数的精英，而是转向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给他们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的进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学的模式。
第三个区别是大学里最真实、最特殊的一点，但是这一点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一点上，也许大学和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也就是：强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当我们考虑一项学术研究时，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判断它明天的影响、下一周、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影响，我们追求的是从长远来看，为最终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知识做贡献。
越来越多的一流的商业机构、社会中一流的团体，不仅在尽量快速地前进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而且还重视长期效益，他们都在投资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思想。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十年前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生物工程如果从其市场价值来看，现在值几千亿美元。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年创造过这么高的利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将会带来的潜能，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进行了投资，正如大学所在做的一样。当大学引进一流的学者，让他们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时，尽量不去指挥他们，依靠这种想法，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知识才会有价值。
这是大学最根本的信仰，这是在美国己经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认为，它会给任何想追随这一信仰的人带来成功。美国所授予的主要专利中大约有75%，从很重要的方面来讲，是从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获得灵感的。来自世界各地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愿望就是让不为谋求利润、自然也不用“竞争”一词的大学，同美国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出口业务比起来一样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国大学成功？我们现在关于创办一流大学的最佳见解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我还想就大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探讨。
首先，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让我告诉大家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学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些人在赚钱这方面非常成功，他们在经济方面为哈佛大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学校的建筑物；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项目；有时我们还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教授职位。今天早上当介绍我的一些同事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的教授职位前都有挂名，有人被称作克芬斯汀数学教授，有人被称为斯蒂姆森法学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教授职位也被提到过。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
对创办一流大学至关重要的第二点是：这些大学在极力地争夺最优秀的人材。早些时候，在中国的一次聚会上，有人问我，对于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我能给点什么建议。我说，从长远来看，要想创建一流大学，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我说，如果一个大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轻学者，吸引他们留在大学工作，他们就会发现一些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生就会朝这些一流学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会涌向这些一流学者。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的。
创造一流意味着不能有完全同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拥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具威胁思想的人，而且学校还得学会化解这种威胁。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接受最优秀的人，因为最优秀的人并不总是最容易相处的人。的确，事实是能使人们最具创造力、使他们最富挑战性、并使他们的思想令人振奋的特点同时也是这些人难以以最顺畅的方式适应社会的特点，而一流的大学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尽力去寻找这些最优秀的人。
对保持一流大学很重要的第三点是：这些大学必须不断寻找方式来衡量自己，不断寻找方式来给自己追求卓越的压力。在商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领域中，毕竟，大多数的机构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现成的方式来衡量他们是否是一流的。这就是账本底线，这就是利润。而大学却没有这样的衡量标准。因此，大学需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自己总是朝一流大学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这些方式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学者们去寻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学，我们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校的资助。部分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经费紧缺。我们想确保这些有限的经费能被用来支持那些如果大学不提供资金，其他人也不会资助的领域，这样，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够提供研究基金的机构也在做他们自己的调查、做他们自己的监管，他们对什么是最出色的研究项目会做出自己的评判。当他们进行这些评判时，资金就会流向那些能不断出成果的人，而不会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里去。
在大学，我们还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们还会在以后会更加积极地去做这些事。这就是：对于学校的每一部门，我们都会邀请世界上顶尖级的专家来评审我们的项目，告诉我们这项管理进展的如何、它的作用发挥的怎样。我们用这些评审来作为我们确定未来方向的基础。我们不允许那些正在负责某一项目的人来选择谁来评审这一项目。相反，我们会从外面寻找那些最挑剔的人来做评审。
这一原则不只适用于各种项目，而且也适用于个人。在一个人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之前，他需要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领域将会成为其同事的人的认可，我们还会发信给他所在领域的各方面的顶尖级专家。这些专家要把这个人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在任命任何人为哈佛大学教授之前，我们都会对这些评审进行仔细考虑。比较和竞争是给自己压力去不断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
大学的第四个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那就是：大学以集体价值观的名义把自己置于很强的领导之下，这一点很具有讽刺意味。我曾强调过美国的总统也无权任命任何一个人作哈佛大学的教授。但是，同时，美国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要产生很强的领导人物。试想如果哈佛大学的一个学院有一个新院长的空缺。这个新院长产生的程序是什么？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学里，新院长往往都是由这个学院的教员投票选出来的，或新院长是基于某一学院大多数教授的同意而被选出来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效的。当一群教授做得很成功时，他们会从自己中间选出一个能使他们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续的人。但是，这样做也会常常产生平庸的人，出现不少弊病，因为，当一个机构运作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如果要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们选出的常常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新领导，而不是一个能承诺创造出卓越的新领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佛大学，我们给予大学校长这个权力来任命各个学院的新院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里，大学董事会来选择大学校长，而不是通过大多数学生和教工的同意来选择校长。
如果说我在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之际，非常荣幸地当上了哈佛大学校长，我确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只是自1860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第七个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人。确实，让有很强的领导才能的人长期担任职务的这一传统，使得大学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持续更新自己。
我认为以上列举的每一方面：很强的领导层、竞争、外来的审察、对人才的无情竞争、与政治的分离，都非常重要，因为其中的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条都很难。但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这一时代，这些方面不只在大学，而且在全社会，都变得很常见。
摆在我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有，依我之见，全世界其他大学面前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我将重点谈论五个大的挑战，五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想，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并不是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
首先，努力设法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把我们最优秀的东西传播出去。从很多方面来讲，世界与从前相比己经变得越来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讲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十年前中国发展的状况，那时人们没有办法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这表明我们现在比二十年前交流的机会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让美国人说出世界哪一个地方非常遥远、非常落后，而且对美国无足轻重，他们很有可能会选阿富汗，这是袭击纽约的本·******的大本营。我们需要调整大学的教育来促进学生不光是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们了解全世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社会感，这会极大地促进大学的成功。
想达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些合作只在中国进行，那它就很难使远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区的哈佛学生受益。因此，促进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对全球化的理解、同时又保持我们的社会感，这些都是首要的、关键的挑战。
第二个关键的挑战是保持大学的社区感，大学的自治感，因为知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用和实际，而且被更广大的社会需要。我，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一直被认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机会担任我们国家的财政部长。当我以部长这一身分访问世界时，我也遇到了许多其他曾经是教授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担任着类似的职务。一个接一个的领域，出于实际的原因，人们对一流思想的需求为大学创造了巨大的、充分发挥其贡献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第三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保持我们对那些从目前来看不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领域的承诺。我认为，正如我在这个演讲的刚开头提到的，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什么知识领域会很有价值，对此我深信不疑。适当的起作用的思考会使我们探索的范围更大、更广。
但是，当我们急急忙忙地处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问题时，我们又遇到一个挑战，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永恒的问题，如人性的本质、人类的冲突、人类家庭以及许多传统文学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我们下决心要变得精明和目的明确时，我们不应该牺牲培养学生博学睿智的机会。这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如果大学在管理方面的训练做得少一点，社会上其他的机构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一点。如果大学不全面考虑未来商业的行为准则，其他机构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的悲剧性的损失，也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的牺牲。
第四，大学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我们的大学设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法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教育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物理和化学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然而，没有任何知识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当学者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一点就变得越来越有道理。以前，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后来，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学科，如物理和经济学中所有的知识；今天，要掌握一个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宏观经济学的知识，都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但是，同时，很多非常重要的发现都是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无论是在化学和生物之间，还是在考虑应用于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共同主题，或是在把教学的广泛应用扩大到人类探寻的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必须准备去利用这些重要的边缘学科领域的研究。
最后，大学需要适应这一不断变幻的世界所带来的变化的机会。在未来，教育将会变成一个终生的需求。我们已经看到被人们称之为“燃料箱”的这一教育模式的结束，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人们年轻时用知识来给自己填充燃料，接下来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渐消耗所学的知识，直到退休。现在，通过英特网向数千英里以外的人传送知识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学本身、教学对象和教学方法都要改变。在一个重要科学领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论文现在有三百个合著者。诸如人类基因组测序之类的研究项目耗资数十亿美元。这种工作规模的变化、合作本质的变化都会改变或迫使我们改变大学的这种我行我素的传统。但是同时，正是我们对最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尊重才会常常产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学适应这些新的机会，但是又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另一挑战。
今天，我在此尝试着谈论了一些我认为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和大学面临的一些挑战。我希望我表达的观点是正确。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粮食上；而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和运用钢铁；那么，在我们正在前进的当今世界上，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产生和运用知识。在这点上，没有什么机构能比大学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有幸呆在大学里的人需要常常很认真地去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正如我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讲的，大学永恒的传统应该是我们要永远年轻、永远要承诺不断更新自我。这就是全世界大学应该做的。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中国的最高学府中的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大家。
问题一：我很认真地听了您的演讲，对于您讲到的该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我听后深受启发。但是，我认为你并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目标。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比哈佛大学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比哈佛大学多。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面的贡献更多一些。因此，我的问题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你怎样指导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对北京大学的校长有何建议？你觉得北大是否应该鼓励教授在一些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与中国政策改革无关的文章，或你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做一些政策研究，尽管这些政策研究性的论文可能没有机会发表？谢谢。
回答：你所提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会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要有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如果这个思想是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它最终一定会找到其重要的应用。但是，大学被建构出来的方式就是允许其有一定的研究范围。我认为，一个出色的大学一定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经济系统。他们关心的只是纯粹的探索，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建议或政策建议是否能得到发表、是否能得到实施，等等，但是他们尽量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这一领域的一流学者的尊重，这对一个出色的大学是绝对关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大学里，我们也应该给予比较职业化和可实施性教育一些空间，也应为职业培训学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训练，还应该使职业培训学校与政策制造者一起合作来分析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认为强调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的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纯理论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开始演讲的时候举了一些研究的例子，这些研究都是从非常纯的学术研究开始的，然而，它们却有比表面上较实用的工作更有实用价值和影响。
问题二：先生，早上好。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会员、国际政治学院的学生。事实上，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比较严肃；另一个比较有趣。您更喜欢哪个问题？
回答：如果你抓紧时间问，我会两个都回答。
问题三：那好，事实上，去年票房排名在前十的一部电影是“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背景的。在这一部电影中，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被描绘成严肃的、无聊的、丑陋的学生，教员也被描述为严格死板的、难以通融的人。我想问的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当你遇到社会上的这类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你会怎样来保护你的同事和学生的声誉？谢谢。
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你的问题。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拍得确实不错。除了其它一些内容，这部电影里有一些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播放了一段她自己在一个很美丽的游泳池游泳的录像，以此作为她申请哈佛法学院的依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哈佛法学院发生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多哈佛法学院学生住过的公寓楼里住过的人，向你们保证，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一点都不那么死板严肃，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喜欢开心地去玩，而且有时，由于哈佛的学生、哈佛法学院的学生的联欢和庆祝活动使得周六午夜时分同楼的人都难以入睡。
问题四：谢谢你，萨默斯教授。当你提到人们的努力是获取新的知识，这使我想到了追求知识和维护道德之间的冲突。大家也许知道；上个月有一家关于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一个丑闻。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些研究、有关基因的研究，被怀疑侵犯了道德规范，更进一步说是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基本人权。我好奇地想知道，哈佛大学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再发生？或者，你会不会只让公共健康学院自己独立地解决这一问题？在面对类似这样的冲突时，你的责任是什么？谢谢。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事件确实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这是公共健康学院的院长的责任，最终，作为一校之长，我的责任是处理这件事，把所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此类的事不会再发生。而且，我们已经以很严厉的方式修改了公共健康学院涉及到运用人、涉及到与人有关的所有的研究制度，以确保类似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让这一点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人类的利益决不应该成为抽象的科学探寻这一概念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坚决要求一些制度应该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来确保科学家个人不会擅自做出这种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应该受到仔细审查。接下来，当这些制度被认可能够做实验时，我们可以监控这些制度以确保他们事实上是在被密切关注着的。这是一个对什么是大学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和我们大学的其他领导在这件事引起公众注意时，想尽快做出回应的事。我们可以改变这些制度，这样，如果类似的错误在以后再发生，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问题五：早上好，萨默斯先生。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成员、法学院的学生。今天你可以看出，你受到了我们热情洋溢的接待。如果北大校长去哈佛大学，你认为他会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热情洋溢的接待吗？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知识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关于中国了解的够多吗？或者，他们是否对中国人有种错误和敌对的态度？谢谢。
回答：在美国、在哈佛，我们过分地注意内在的东西。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对内在东西的注重比我们应该注重的多得多。北大的校长应该得到我很幸运地在此得到的同样的热情接待。我们大学的领导一定会给予他这种热情接待，但是，我无法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礼遇。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这只能是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给予他们的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北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鼓励我们的学生多研究一些国际事务，特别是多研究中国和亚洲。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猜，如果我让在座的各位举手看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听说过他，或者乔治·华盛顿，请大家举手。
如果在哈佛作类似的事，问他们是否曾经听说过孙中山，除了那些选过每一年越来越多的教员开设的一些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课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孙中山，当提到全球化时，这是在未来我们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我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人对于世界其它人民和国家想得太少、太缺乏同情心。
问题六：非常感谢您给了男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从1924年以来，普利兹新闻奖已经有41次颁发给了哈佛前任或现任教员。哈佛大学有没有什么特殊机制来鼓励和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另外，如果有一些学术腐败，比如剽窃，发生在哈佛大学，会受到什么惩罚？谢谢。
回答：我们非常、非常重视剽窃这一问题。剽窃的学生会被要求离开大学，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允许再回来读书的。或者，至少，在他们回来之前，他们，被要求要离开大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对教员我们也坚持这样的原则，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剽窃他人的成果的。我认为，就剽窃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应该产生一些制度来确保我们对大学里的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普利兹新闻奖而言，我为哈佛大学的成绩感到自豪。但是，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在于我们无情地竞争以得到最优秀的人；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最优秀的人，而且他们想做最出色的工作，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受到挑战，被敦促着做最优秀、最具创造力的工作。我认为，就创造一个智力界而言，我提到过的那几种价值对促进这方面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问题七：您好。我来自台湾国立大学医院。很久以前，我曾经在AssociateGeneral医院和哈佛的波士顿城市医院学习过。我认为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很有名的。我的问题是，与其他哈佛大学的校长相比，你对哈佛的贡献是什么？顺便提一下，我的同学，我想你们见过面，现在在台大。非常感谢。
回答：我希望我的贡献将是在我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所做的基础上，使哈佛大学更加成功。我认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量培养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尽量培养一种文化，吸引最优秀的学者到哈佛来，让他们在这里能有最好的机会与其他学者相互合作；检验学生、挑战学生；以保证我们能对以快速的方式正在被开辟新的探索领域做出反应。比如，我认为在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一些重要的机会，一些新的领域将会被开辟，它们就是我提到过的正在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能够保证大学能以饱满的精力对这一机会做出反应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怎样使不同的社会，像美国和中国，能够越来越紧密地保持联系，怎样使这样的联系尽量产生正面影响，全球化这一问题也应该越来越多地成为大学研究的焦点。例如，我们刚刚修改了我们的制度，使得哈佛大学的学生比以前更容易得到出国学习的机会。哈佛大学正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考虑我们本科教育的教学大纲。如何教授学生以及教学大纲的特点是需要我们时不时考虑的东西。人们实施一个系统、让这个系统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获得了这一系统的经验，这时新的知识就产生了。重新检查这一知识也是应该的。哈佛大学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做过这么全面的检查了，这是我们在接下来几年中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问题八：萨默斯教授，如果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一个好工作，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当一个学生从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时，你认为他需要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谢谢。
回答：如果哈佛大学毕业的好学生找不到工作，我认为这不是哈佛大学的失败，而是美国经济的失败。我想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是应该有思考问题的能力。这跟今天所谈过的内容有一点不同。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也许，我早该提到了这一点，早该就这一点谈上几分钟，那就是，有一段时间，教育是在教授一些知识点。它所传授给学生的是如何做乘法；如何拼写、如何拼写单词；如何掌握不同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如何掌握不同的物理公式、如何记住主要书籍中人物的名字。我认为如果你看一看今日最成功的人，他们不是――他们最特别的不是他们掌握了多少知识点，而是在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于他们能把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在于他们能够看到人们从前看不到的模式。对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说，他需要学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去思考，如何以创造性，而且又是非常严谨、认真的方式去思考。我认为，正是这种认真、严谨，同时又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才是大学留给其学生的最重要的东西。
问题九：谢谢您给我提问题的机会。我是《中国大学生杂志》的记者，它是中国唯一一家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性杂志，它有700多万读者。因此，我的问题与学生有关。在您的演讲中您提到如何建立一流大学。因此，我的问题是，关于学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特质，您对这些年轻的学生有何建议？您对中国学生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能就这一点与700多万读者谈一谈？我还想同您保持联系，想与您进行一次访谈，了解更多的东西。谢谢。
回答：请允许我把你们的这份特别的杂志先搁一搁，来回答你提出的部分问题。我会给学生什么样的建议？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建议是适合所有学生的。但是，我想，如果我必须为这里的学生提一个总的建议的话，那就是，仔细想想你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对你来说能产生重大影响？在哪里你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你们要以全部的热情来追求这些东西。仔细想想，你身上最特别、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尽力去发挥它。尽量寻找一些与你所关心的东西相适应的机会，而不是去寻找与你父母所关心的、最传统的，或是与你看到的其他学生都在做的事情有关的机会。在世界上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以及从职业角度来看，能够拥有最满意的生活的人，一定是那些能够突显出来的人，他们不仅是一群人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正在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因此，一定要找到你的与众不同之处，努力去发挥它，这就是我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