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登封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嵩阳书院与河南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麓洞书院并称我国四大书院。
嵩阳书院环境十分幽美，为读书胜地。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有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留言，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嵩阳书院历朝并置有学田，以充书院费用。
嵩阳书院是我国古代高等学府，它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因坐落在嵩山之阳故而得名。这里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清雅静谧，乾隆皇帝游历嵩山时，曾留下“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铭”的诗句。在我国历史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赡富，文物奇特名扬古今。
历史沿革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历史背景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经历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是书院中的佼佼者，对传播中华民族和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
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主要景观
嵩山碑王——大唐碑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稀世珍宝——汉封将军柏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建筑布局，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106间，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与中原地区众多的红墙绿瓦，雕梁画栋的寺观建筑截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色。
2．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岳麓山景观由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两部分组成。自然风光占足了奇、珍、幽、美四个字。奇，是指岳麓山区林草繁茂，存有植物种类达几千种，女贞、银杏、樟树、椤木、苦槠、枫香等名木应有尽有，甚至千年以上树龄的古树亦可见到，还有皂荚、白玉兰等濒危树种，而桃花、迎春、玉兰、腊梅、丹桂、百合、芙蓉、蔷薇等花木更是漫山遍野，姹紫嫣红中绣出麓山织锦画幅。珍，是指岳麓山区野生动物繁衍较旺，林中穿梭歌唱着的有画眉、黄鹂、布谷、杜鹃，还有啄木鸟、鹦鹉、猫头鹰等等，而在密林深处若隐若现，时不时露出头脸的有狐狸、山羊、野兔、山鸡等等。幽，幽壑千重，幽泉千缕，若你冬季来此且碰巧遇上岳麓漫天飞雪，一个“幽”字更会让你感受入骨三分,著名的潇湘八景之一有“江天暮雪”，即此。美，岳麓山四季都美，冬雪美，春花美，而秋天来临的时候，不仅眼中看到的美，连口福都是美之又美了，石榴、板栗、南桔、酸枣……，还有不能吃的红叶，更是美不胜收。
岳麓山的人文景观，那是岳麓山另一道亮丽的风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三湘人才辈出的历史记录，而爱晚亭内那吟唱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又留着一缕长髯的老夫子，那情那景更是让人留恋忘返。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湘江畔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公元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
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3．杭州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西南侧。该印社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浙派金石篆刻家叶舟、丁友仁等发起建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是中国研究金石篆刻艺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著名学术团体，现已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印学、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
社址总面积为5757．865平方米，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致互相映衬，构思布局极为精巧。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
山上景区有汉三老石室、华严经塔、四照阁、观乐楼（即吴昌硕纪念室）等景观。其中汉三老石室中有一块“三老讳字忌日碑”，出土于浙江余姚客星山，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东南第一碑”。华严经塔为白石砌造，八面十一级，每级中间雕有飞檐。石座边缘刻着十八罗汉像，底层刻有佛教《华严经》经文，一至八级四周浮雕佛像，九、十两级镌刻清代金农所书《金刚经》，无论是文字或造像，都有圆润生动的线条。华严经塔形制不大，外形秀丽而简朴，正合印社园林风格。
印社建筑虽然没有传统的纵横格局，但亭台楼阁皆因山势高低而错落有致，一层叠一层，井然有序，堪称江南园林之佳作。
4．沈阳文溯阁
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兴建，专为存放《文溯阁四库全书》，另有《古今图书集成》亦存于阁内。乾隆曾说：“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体现了乾隆皇帝不忘祖宗创业艰难，为后世子孙示守文之模的深意。文溯阁是七阁中藏书最完整而散失较少的一阁，1966年10月，为妥善保存这套《四库全书》，国家决定将其调至气候干燥、冷热适宜的兰州，由甘肃省图书馆保管。
文溯阁是沈阳故宫西路的主体建筑，阁前有戏台、嘉荫堂，后有仰熙斋，建筑形式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面阔六间，二楼三层重檐硬山式，前后出廊，上边盖黑色琉璃瓦加绿剪边，前后廊檐柱都装饰有绿色的地仗。所有的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这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迥然不同。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雅清新之感。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
文溯阁后面，有抄手殿廊连接着仰熙斋，斋后为九间房，其中有芍药圃、梧桐院等。这是乾隆皇帝“东巡”时的读书之所。纵观整个西路格局，院落层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乱，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的确是读书作画的理想“仙界”。
5．北京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
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曾藏在这里，以非常考究的楠木书箱盛装，安置在书架上。《四库全书》是乾隆时纂修的一部大型丛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起，用了10年的时间才编成，缮写的七部分分别贮于北京内廷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北四阁（或称“内廷四阁”）；又在文化发达、文人荟萃的江浙新建三座藏书楼，即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或称“江浙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文渊阁的《四库全书》于1948年年底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另外，故宫文渊阁还存放过康熙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古今图书集成》和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至今仍有重要的使用价值。
文华殿是皇帝们举行“经筵”、听讲经官讲学“进讲”的地方，在皇帝听讲的前一天，还要到文华殿东的传心殿向孔子的牌位祭告。文华殿在初建时是太子们的正殿，房顶上覆盖绿瓦。后来由于几位太子年纪很小，不能处理政事，所以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正式改作皇帝便殿，换成黄瓦。明清两朝皇帝御“经筵”都是在春分、秋分两季。皇帝要撰写御论，阐发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清朝皇帝的经筵御论使用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清朝诸帝文化素养都非常高深，皇帝讲得兴高采烈，还会指名文臣辩论。最后，作为对有幸参加典礼的文臣们的特殊奖励，皇帝率大家打开文华殿后门，来到殿后文渊阁，赏赐文臣们翻阅阁中藏书。
文渊阁为三层楼房，仿宁波天一阁规制，楼上通为一间，楼下分为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渊阁的园林布局，十分精致。阁前设长方形水池，周置石栏，以石拱桥与文华殿后殿联为一体，池中养殖鱼藻。大型叠石假山环列阁后，假山山路、山洞上下穿行，就连阁的左右门道阶梯也增加叠石艺术处理，使文渊阁的气氛更加浓厚。阁内悬有乾隆御书“汇流澄鉴”四字匾。
6．杭州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文澜阁是将杭州圣因寺后的玉兰堂改建而成的，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改建的各项工费均由浙江商人捐办。据时人记载：“阁在孤山之阳（南麓），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文澜阁焚毁，部分藏书散失。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开始重建，并把散失、残缺的书籍收集、补抄起来；辛亥革命后又几经补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才恢复旧观。建国以后，书阁经过多次修缮，面貌一新。
文澜阁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院建筑，园林布局的主要特点是顺应地势的高下，适当点缀亭榭、曲廊、水池、叠石之类的建筑物，并借助小桥，使之互相贯通。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建筑，共两层，中间有一夹层，实际上是三层楼房。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堆砌成狮象群，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厅后方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东南侧有碑亭一座，碑正面刻有清乾隆帝题诗，背面刻颁发《四库全书》上谕。东侧亦有碑亭一座，碑上刻清光绪帝题“文澜阁”三字。平厅前有假山一座，上建亭台，中开洞壑，玲珑奇巧。方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全部建筑和园林布局紧凑雅致，颇具特色。
文澜阁是清代专藏《四库全书》的书阁之一。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建﹐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倒塌﹐书多流散。光绪六年重建﹐书由丁丙﹑丁申二人搜集钞补大半﹐后又陆续根据文津阁本钞补完全。书今藏浙江图书馆。
文澜阁在西湖孤山南麓。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园建筑，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的建筑。
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厅后方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方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全部建筑和园林布局紧凑雅致，颇具特色。
《四库全书》由乾隆皇帝钦定,由纪晓岚主持,于17731781完成。此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历时8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抄了7部,分藏于北京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清代之后,战乱频仍,兵燹不断。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内的《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江南3阁文澜仅存；而八国联军的大火也烧掉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7部珍藏仅存4部。北京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在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带到了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的藏书1966年运抵兰州,现藏于兰州；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后运到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历次浩劫中几陷于毁灭,是浙江几代人的侠肝义胆才使文澜阁能够躲过战乱而幸存下来。
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这使他们大惊失色。
丁氏兄弟自然知道《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他们进而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竟都盖有皇帝的玉玺。
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了。
文澜阁库书流落民间的事实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们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他们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他们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
文澜阁本已残缺不全,怎么办？抄补！一项浩繁的抄书工程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稍后,海宁的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经过丁、钱、张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库本仅三卷,册数上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因此,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阁书西迁。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阳,后又转运到重庆。
日本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在研讨会上对记者说,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派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此时阁书已被安全转移了。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沧桑,终于得以保存,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都是个奇迹。
7．承德文津阁
文津阁位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千尺雪景区之北。建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是内廷四阁中第一座建成之阁。乾隆帝对在此建阁贮书极为得意，认为“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加之每年帝王诸臣、各族首领和外国使节都云集山庄，将皇家藏书楼建在此地，更可以标榜天朝的文治武功。文津阁内原藏《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御制诗》四集，1785年《四库全书》也曾收藏于此。辛亥革命后，《四库全书》运往北京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早年已被军阀盗卖净尽。
文津阁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形式修建，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主要建筑由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等组成。
文津阁建筑造型、制景手法匠心独到，园中有园，自成气候。四周砌低矮白灰花墙，内外水渠分隔。门殿三楹面南，进深两间，后有门厦。东门三开间，进深一间，东有厦廊。主楼六楹面南，西稍间为楼梯间，面宽收进三分之二，总长2602米；进深五间，前后设廊，总宽14062米；通高13085米。外观重檐两层，内部结构三层。中层藏书为底檐全部遮挡，防止阳光直射。文津阁按《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水克火之意设计、命名。顶层六间相通意为“天一”，底层六间分隔谓之“地六”。阁前砌平台，台下聚池潭，潭内映弯月，时隐时现。仰望天空，并无月亮，弯月何出，实为奇观。池南假山嶙峋，亭台得势，古树峥嵘，藓草涵孕。假山有“十八学士登瀛洲”的造型；又有承德十大名山的缩影。
阁东立文津阁碑，碑高532厘米，宽138厘米，厚58厘米。碑趺、碑身、碑首周边雕蟠螭纹和雷纹图案。正面用满、汉文字镌《文津阁记》，背面镌《题文津阁》，东侧镌《四库收精要》，西侧镌《建由甲午成乙未》均由乾隆御笔亲题。阁后、碑后砌假山，前后留古松数株。
文津阁前有四组建筑，已毁，今存遗基。东为千尺雪，仿江苏寒山千尺雪建造；千尺雪西一组名宁静斋，四周环绕回廊，院内前斋后楼，中有池水分隔，康熙为楼题匾“清敞”，乾隆为斋题名“宁静”。宁静斋南一组建筑名曲水荷香，按王羲之《兰亭序》描写建造，供皇帝和御用文人戏酒吟诗所用。再东又一组建筑为前亭后殿，乾隆题名玉琴轩（康熙曾题图史自娱），有联“寓情最觉静可乐，无物始知闲不争”。
8．北京国子监辟雍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成贤街孔庙的西侧。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为官府培养后备人才的最高学府，始建于元代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按照“左庙右学”的传统规制，国子监与孔庙相毗邻。
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辟雍，为北京“六大宫殿”之一。国子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从清康熙帝开始，皇帝一经即位，必须在此讲学一次。辟雍按照周代的制度建造，坐北向南，平面呈正方形，深广各达五丈三尺，四角是攒尖重檐顶，黄琉璃瓦覆盖在顶部，上有鎏金宝珠；四面各开辟一门，四周以回廊和水池环绕，池周围有汉白玉雕栏围护，池上架有石桥，通向辟雍的四个门，构成周代“辟雍泮水”之旧制。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
辟雍北部有正房7间，名彝伦堂，是藏书的地方，两侧各有厢房33间，是授课讲书的所在，统称为六堂：东为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西为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此后的敬一亭院是国子监最高教官祭酒办公的地方。
国子监与孔庙之间的夹道内，藏有十三经刻石189方，共计有63万字，是清朝雍正年间江苏金坛贡生蒋衡一人所书，历时12年，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立碑并置于此地。清代国子监内有学生（当时称为监生）近千人，还有许多俄国、交趾（今缅甸）、高丽（今朝鲜）等国的留学生，蒙古、回、藏、满等少数民族学生也在此就读，因此，当时的国子监不仅是俊才汇集之地，也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
国子监现已改建成首都图书馆，藏书有246万册，还藏有许多罕见的古籍版本、抄本，以及中外著名乐曲、戏剧唱片资料等，是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库。
9．铅山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铅山县鹅湖山麓，山为武夷支脉，因山上有鹅湖得名。书院占地8000平方米。书院前面有石山作屏，山巅巨石覆盖，石尖耸立，千姿万态，突兀峥嵘。左右两侧山势合抱，重峰叠峦，苍翠欲滴。其左侧山顶，还有飞瀑倾泻而下。书院所在的山谷小平川，更是古木参天，曲径流泉，幽静无比。
南宋(公元1127—1279年)时期，儒家学者风行讲学，书院发达。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会讲鹅湖寺，各持己见，“相与讲其所闻之学”，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这次辩论中所显现出来的思想火花照亮了理学发展的前途。后人在他们聚会的地方建祠纪念，因名“四贤祠”。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改名为“文宗书院”。元代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又增建“会元堂”。明代景泰（公元1450—1456年）年间，又重修扩建，并正式定名“鹅湖书院”。
这所书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来，几遭兵毁，又几次重建。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康熙皇帝还为御书楼题字作对，门额题为“穷理居敬”，联语为“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至今牌坊、泮池、后殿、厢房等建筑保留尚完好；泮池两侧的厢房内，尚存明、清两代古碑13块，是研究这座书院历史的珍贵资料。
10．九江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约10公里处的后屏山南麓。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白鹿洞书院在唐代（公元618—907年）时原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根据文献记载，“渤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任江州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楼建亭，引泉植花，遂成为一处游览胜地，取名白鹿洞。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在此建立了“庐山国学”；宋（公元960—1127年）初扩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北宋末年，书院毁于兵火，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太守，重建院内的建筑，延请名师，充实图书，亲临讲学，并奏请赐额及御书，于是书院的名声大振，宋时著名的哲学家陆九渊、王守仁等都曾在此讲学。后代书院又几经兴废，现存建筑多是清道光年间修建的。
书院坐落在贯道溪旁，占地面积近3000亩，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有棂星门、伴池、礼圣门、礼圣殿、朱子祠、白鹿洞、御书阁等主要建筑。在礼圣殿的石墙上，嵌有石碑和孔子画像石刻。礼圣殿东侧的朱子祠是为纪念朱熹而建。朱子祠后有一石洞，内有一头石雕的白鹿。据《白鹿洞志》记载：“初，鹿洞有名无洞。嘉靖甲午(即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知府王溱乃辟讲修堂后山，为之筑台于上。知府何岩凿石鹿于洞中。”白鹿洞原是以山峰环合似洞而得名；现有的石洞和石鹿，则是明代嘉靖年间修凿的。
在朱子祠之东厢，设有碑廊，内嵌宋至明清古碑一百二十余块。在这些古代碑刻中，有朱烹的手书真迹，也有署为紫霞真人的明代状元罗洪先的《游白鹿洞歌》。这些名迹，笔锋庄重遒劲，运笔娇若游龙；它既是弥足珍贵的书法艺术品，又是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历史资料。
在朱子祠前，与礼圣殿并列的是一座两层楼阁，即“御书阁”。它是清代康熙皇帝赐给书院匾额及古书后，由南康知府周灿请建的。阁前有桂树两株，相传是朱熹手植；但也有人说是清代建造“御书阁”时种植的。这里古树浓荫，阳光穿过树隙在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小光圈，风吹树动，光影摇晃，有如微波荡漾的湖水，显得环境清幽，风景宜人。
在棂星门西北隅，不仅有曲径通幽、山石林泉之美，而且还有“钓矶石”、“漱石”、“鹿眠场”、“流杯池”诸胜迹。在漱石和流杯池上，均因有朱熹手书“漱石”、“流杯池”石刻而得名。“鹿眠场”，相传唐代李渤饲养的白鹿就睡在这里。而钓矶石上，也刻有朱熹的手书“钓台”二字。据说当年朱熹常在此垂钓，实际上这里水浅泉碧流急，很少有鱼，故明代刘世扬又在石上加刻“意不在鱼”四字，可谓中的之妙语。
白鹿洞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11．宁波天一阁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燮《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
天一阁面积约2.6万平方米，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与金碧辉煌的秦祠相映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