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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越剧相关

唱腔基础

1942年10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对传统越剧进了全面的改革,称为“新越剧”。新越剧改变了以往“小歌班”明快、跳跃的主腔“四工腔”, 一变为哀婉舒缓的唱腔曲调,即“尺调腔”和“弦下腔”,把越剧唱腔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越剧的所有流派都是在“尺调腔”和“弦下腔”的基础上发展并丰 富起来的。后来这两种曲调成为越剧的主腔,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流派唱腔。二胡,主要伴奏乐器,一人为主胡,二到三人为二胡

艺术特色

越剧流派唱腔由曲调和唱法两大部分组成,在曲调的组织上,各派都有与众不同的手法和技巧,通过旋律、节奏以及板眼的变化,形成各自的基本风格。特别是起 调,落调,句间、句尾的拖腔,以及旋律上不断反复、变化的特征乐汇和惯用音调等,更是体现各流派唱腔艺术特点的核心和关键。在演唱方法上,则大都集中在唱 字、唱声、唱情等方面显示自己的独特个性,通过发声、音色以及润腔装饰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韵味美。有些细微之处,还包括着不少为曲谱难以包容,也无法详尽 记录的特殊演唱形态,却更能体现各流派唱腔的不同色彩。[5]

流派形成

1960年5月,上海越剧院作曲项管森于写《越剧唱腔研究》一稿,稿中对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陆锦花等6人(尹桂芳已调去福建而未 列入)的唱腔特点作了分析,称之为“流派”。1962年4月,该稿被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定为“戏曲音乐讲义”油印成册,并在同行中流传。之后浙江越剧团周 大风则将袁雪芬、范琐娟、傅全香、徐玉兰、尹挂芳、戚雅仙等6人的唱腔,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写成《越剧流派唱腔》一稿,油印成册,后在1981 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6]

1964年,浙江的戏曲音乐专家--贺仁忠,芦炳容,周大风,陈献玉等,根据浙江著名演员 自己独有的,又明显区于[上海六大流派]的唱腔风格,对外公布--浙江省有四大女小生越剧流派。即陈佩卿派。毛佩卿派。金宝花派。高爱娟派。以及周大 风创立的,浙派越剧男女合演中基本男调。[7]

越剧流派一向有所争议,有观点认为浙江陈、毛、金、高及周大风创立的男调并不能成派,亦有观点认为周宝奎,竺水招,徐天红,吴小楼,商芳臣,屠笑飞,张小巧,孟莉英等人,虽有特色风格唱腔,但还未达成流派的火候。

生角流派

尹派:由尹桂芳创立。工小生。她的表演朴实而不呆板,聪颖但不轻佻,潇洒而不漂浮,吐字清晰而别有风味。尹派的特点深沉隽永,缠绵柔和。流派传人:筱桂芳、尹瑞芳、邢桂芬、尹小芳、茅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陈丽宇、 王一敏、王清、齐春雷、张琳等。

徐派:由徐玉兰创立。工小生。她吸收了绍剧粗犷悲壮的特点,京剧刚健、坚实的技巧,又融合了越剧早期小生唱腔中朴实、淳厚的因素,形成了自己华彩俊逸,洒脱流畅,奔放高亢,感情炽热,曲调大起大落,跌宕明显的特点。流派传人:金美芳、刘觉、汪秀月、钱惠丽、邵雁、陈娜君、郑国凤、张小君、周伟君、刘志霞、杨婷娜。

范派:由范瑞娟创立。工小生。范瑞娟戏路较宽,她的嗓音实、声宏亮、中气足、音域宽、演唱追求刚劲的男性美。她是“弦下腔”的创始人之一。范派的特点是朴素大方,咬字坚实,旋律起伏多变,带男性气质,阳刚之美。流派传人:丁赛君、陈琦、邵文娟、史济华、陈雪萍、江瑶、章瑞虹、韩婷婷、孟科娟、方雪雯、吴凤花、章青青、王柔桑、徐铭、筱明珠。

竺派:由竺水招创立。主工小生。其表演细腻妩媚,清新脱俗,唱腔甜润而柔糯,尤为突出的是她的戏路宽广,花旦、青衣、小旦、小生(主)、老生乃至老旦等行当都能应付自如,加上扮相俊美,遂被观众喻为“越剧西施”。 代表剧目有:《柳毅传书》、《三看御妹》、《莫愁女》等。流派传人:夏雯君、竺小招、孙婷涯、孙静、殷瑞芬。

陆派:由陆锦花创立。她擅长扮演儒生、穷生、巾生。他的演唱不尚华丽、不喜雕琢、朴实清丽、自然流畅。流派传人:曹银娣、许杰、黄慧、廖琪瑛、夏赛丽、张宇峰、徐标新、裘巧芳等。

毕派:由毕春芳创立。毕春芳擅长演喜剧,她发声清脆且富有弹性,音域较宽,善于唱法的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她吸收了范派和尹派的唱腔精华,袁派的表演技巧,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流派传人:杨文蔚、丁小蛙、丁莲芳、孙建红、毕继芳、徐宁生、阮建绒、李晓旭、杨童华、徐文芳、戚小红等。

张派:由张桂凤创立。工老生。其表演真切,善于刻划人物性格见长;其唱腔刚劲挺拔,顿挫分明,声情并茂。代表剧目:《二堂放子》、《九斤姑娘》。流派传人:王金萍、张国华、董柯娣、张承好、郑曼莉、章海灵、王晓玲、乐彩珍、吴群、蔡燕等。

徐派:由徐天红创立。工老生。唱腔吸收绍剧顿挫跌宕,高亢昂扬的风格。嗓音高亢,吐字注重喷口功夫。发声运用颤音、鼻腔和头腔的共鸣,被称为“抖抖腔”。代表剧目:《红楼梦》、《二堂放子》,《明月重圆夜》等。流派传人:金烨等。

吴派:由吴小楼创立。工老生。表演苍劲凝重,激昂舒展,富有激情,嗓音宽厚宏亮,中低音音质饱满,善于塑造各类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代表剧目:《情探》等。流派传人:杨同时、金红,陈琴湘等。

商派:由商芳臣创立。工老生。商芳臣早年与邢竹琴、竺素娥、赵瑞花、姚水娟等人合作。在原有的老生唱腔基础上尝试改革,借鉴绍兴大班中的尺调,融合到越剧的四工调中,唱腔高亢遒劲,清峻壮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生唱腔。代表剧目:《柳毅传书》等。流派传人:胡国美等。

陈助派:由陈佩卿创立。工小生。唱腔旋律一般多在中低音进行,又具往高音冲击的力度,在作曲家卢炳容的协配合下,形成流派。代表剧目:《张羽煮海》、《孔雀东南飞》等。流派传人:钟宝珍。

毛派:由毛佩卿创立。工小生。做工潇洒,吐字清晰,唱腔富有韵味,有意识地将绍剧的唱腔融入越剧唱腔中,使观众感到耳目一新。代表剧目:《李闯王》、《祥林嫂》、《闯宫》等。

金派:由金宝花创立。工小生。代表剧目:《庵堂认母》、《西厢记》、《胭脂》等。

高派:由高爱娟创立。工小生。据受损的嗓音条件独辟蹊径,从20世纪60年代始逐步形成适应自己嗓音条件跌宕有致的唱腔特色。代表剧目:《荆钗记》、《周仁献嫂》、《杨宗保》、《左维明》等。

浙派越剧男女合演中基本男调,由周大风创立。

旦角流派

袁派:由袁雪芬创立。工花旦。在越剧唱腔艺术发展史上,袁雪芬是个重要的代表人物。袁雪芬创立的“袁派”对越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里派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袁派唱腔的风格是质朴平易,委婉细腻,深沉含蓄,韵味醇厚,声情并茂。流派传人:筱水招、朱东韵、陶琪、华怡青、方亚芬,李沛婕等。

傅派:由傅全香创立。工花旦。其主要特点是唱腔俏丽多变,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表演充沛,细腻有神,有感人以形、动之以情的魅力。傅派是越剧花旦唱腔中的重要流派。流派传人:薛莺、张金月、胡佩娣、张腊娇、洪芬飞、陈岚、何英、陈颖、陈飞、颜佳、陈艺、裘丹莉、董鉴鸿、盛舒扬等。

王派:由王文娟创立。工花旦。她以善于表演人物神态、传达内心感情著称。王文娟博采众长,追求创新,逐步形成了自然流畅、平易质朴、情意真切的风格。流派传人:钱爱玉、周云娟、舒锦霞、单仰萍、洪瑛、俞建华、何炯华、王志萍、李敏、陈晓红、王桂萍、陈萍、宓永仙、夏艺奕等。

戚派:由戚雅仙创立。工花旦。特点是感情真挚浓厚,曲调朴实,花腔不多,但组织严密,节奏鲜明,音型简练并经变化反复出现,形成给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流派传人:朱祝芬、周雅琴、傅幸文、王杭娟、王毓梅、朱蔺、余福英、邹红、金静、周美姣、徐洁明、钱丽文、戚继仙等。

吕派:由吕瑞英创立。工花旦。是越剧流派中最年轻的流派(各流派中创派时间最迟)。吕瑞英的唱腔在质朴细腻、委婉深沉的袁派基础上,增加了其绚丽多彩、雍容花俏的唱腔。她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代表剧目有:《打金枝》、《西厢记》、《花中君子》,《穆桂英》等。流派传人:孙智君、陈辉玲、吴素英、黄依群、赵海英、张咏梅等。

金派:由金采风创立。工花旦。金采风师承袁雪芬,并吸收施银花、范瑞娟、傅全香各家精华,高雅得体。她擅演大家闺秀,唱腔婉转回荡,吐字清晰,运气自然、富于韵味。流派传人:谢群英、黄美菊、裘锦媛、樊婷婷等。

张派:由张云霞创立。工花旦。其唱腔的主要特点是:曲调细腻婉转,深情意浓;音色柔和甜润,韵味足。流派传人:薛桂珍、袁小云、杨学梅、何赛飞等。

周派:由周宝奎创立。工老旦。周宝奎有“老旦王”之称。唱腔质朴真切,塑造人物性格身份各异。戏路较宽。演技老到,塑造人物生动,能根据各种人物性格设计唱腔,使人物形象在唱腔中得以生动体现。代表剧目:《碧玉簪》中的婆婆,《红楼梦》中的贾母等。流派传人:俞会珍、王铧丽、周燕儿等。

曲调发展

1920年,升平歌舞台老板周麟趾,从嵊县请来民间音乐组织戏客班”的3位乐师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演奏时以15两音定弦,沿用绍兴大班习惯,称为“正宫调”,简称“正调”,从此“丝弦正调”成了主腔;并借鉴绍兴大班的板式,初步建立起“板腔体”的音乐框架。

1938年,姚水娟演出《花木兰》一剧,其唱腔在四宫调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后有“弦登调”之称,也有“尺调腔”雏影之说。但由于此剧过后又不再演唱这种唱腔,故而这一未能普及发展。

1942年10月,袁雪芬在进步话剧的影响下,对传统越剧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史称“新越剧”。新越剧改变了以往“小歌班”明快、跳跃的主腔四工腔,一变为哀婉舒缓的唱腔曲调。

1943年11月,袁雪芬演出《香妃》和范瑞娟演出《梁祝哀史》时,与琴师周宝财合作,袁使“尺调腔”趋于规范化,范创造了“弦下腔”。后被其他越剧演员吸收、不断丰富,发展成越剧的主腔,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衍化出不同的流派。

1958年至1959年,傅全香袁雪芬分别在《情探》中的“行路”、《双烈记》中的“夸夫”中,创造了崭新的“六字调”。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并传唱。

1959年,由“华东戏曲研究院”设演员训练班(后改建为上海市戏曲学校)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越剧院组成男女合演的实验剧团,有计划地从事男女合演探索。他们运用“同调异腔”、“同腔异调”、“同调同腔”等方法,解决了男女对唱的困难。

1965年,袁雪芬演出《火椰村》时与琴师周柏龄合作创造了“降B调”唱腔。

装扮艺术

化妆

越剧早期演出男角多不化妆;男演女角时把脑后的辫子散开,梳成发髻,上搽胭脂和铅粉;有些草台班的女角化妆,两颊用红纸沾水搽腮红,不画眉,或用锅底灰画眉,称“清水打扮”。进入上海后的初期,向绍剧、京剧学习演传统老戏的水粉化妆法,白粉底,红胭脂,墨膏描眉眼。后来演古装戏仿效绍剧学,大花面开脸,小丑画白鼻梁。1942年10月雪声越剧团上演《古庙冤魂》时,韩义首次给袁雪芬试化油彩妆,之后编导于吟又邀请电影明星为该团作化妆指导,全部废除水粉上妆,改用油彩。此后数年间,尹桂芳、竺水招、傅全香、钱妙花、吴小楼等在演出新编剧目时,均改为油彩化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越剧在编演现代题材剧目时又吸收了美容方法和绘画化妆法、毛发粘贴法,塑造了毛**、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形象。[8]

发式和头饰

男班初期,男演员解开自己头上的辫子梳上发髻插朵花,这是最早的发式与头饰。后演古装戏仿照绍剧。用小玻璃管串成排须装饰发髻,在发髻上用顶花装饰。 20世纪20年代学京剧,包大头,因无条件制备全套“头面”,改用木质或铁皮做成定型水片,很少使用全副头面来装饰演出。自女班诞生后因女演员留有辫子,就用作“包头”的“发帘子”和顶级假发,并与服装的“私彩行头”相配合,学习京剧使用“铜泡包头”(如《别窑》中的王宝钏)、“水钻包头”(如《盘夫索夫》中的严兰贞)、“点彩包头”(如《碧玉簪》中李夫人)所使用的头饰。20世纪40年代初,袁雪芬演《恒娘》 时,改为用自己的头发梳古装头,把头面饰件按需选择使用。之后演员们纷纷改革头饰,从古装仕女画中找根据,开始创造越剧旦角特有的古装发式和头饰,头饰改 繁为简,改华丽为清丽,头上以戴珠凤为主,装饰花不多,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为发式的需要和化妆省时始做假发头套。

髯口

在小歌班初期演古装戏中男角,有用庙里泥塑神像的髯口,亦有用黑白纱线制成一排当髯口。开始租用演出行头后即采用绍剧的髯口。1917年男班进入上海后采用京剧的髯口,后女班演出仍然沿袭之。20世纪30年代 末,越剧兴起改革,髯口也开始改良。将髯须改短、改轻。20世纪40年代初,老生不用传统挂须,学习话剧的“粘胡”。后因“粘胡”化妆法既不方便又化时间 较多,遂改用铜丝作架子制作各种胡须。大面需用满腮胡须时不再用“虬髯”,改用“套胡”,小丑不再用“八字胡”、“吊搭”,而用“夹鼻胡”、“翘胡”,被 统称为“改良胡”。传统“满口”不见嘴唇,改良胡用粗铜丝弯曲成型,嘴唇外露可见。20世纪60年代上海越剧演古装剧时全部用改良胡,胡须原料以人发和牦 牛毛为主,掺入羊毛,后将毛发勾在肉色丝绢或网眼纱上。演现代剧目:少数民族剧目及外国题材剧目时,一般均采用粘贴的办法。

服装特点

越剧在小歌班初期,戏中角色的穿戴大多数借用生活中的衣衫、长袍、褂,扮官宦的也有用庙里的神像蟒袍。后来向绍兴大班行头主租用戏装,放在篾篓里,挑着走村跑镇,这是越剧最早出现的衣箱形式。租赁行头多以袄、衫、蟒、靠、箭衣为主,行头样式,基本上是绍剧、京剧传统样式。

20世纪20至30年代绍兴文戏时期,受上海京剧衣箱制度影响,主要演员和群众演员的服装开始 分开。主要演员穿“私彩行头”,由主要演员负责添置;一般演员及龙套、宫女等群众演员,穿“堂中行头”,这类行头由班主或香衣班头出资租借。由于当时观众 既要看演员又要看行头,促使一些名演员竞相炫耀私彩行头,有的小旦演出时,在一个晚上连换10多套服装。有人称这时的越剧服装是“杂乱无章”时期。

越剧服装设计开始于1943年。专业舞美设计韩义在《雨夜惊梦》中,对剧中魔王及4个小鬼的服装作了设计;是年11月,袁雪芬主演《香妃》时,因剧中人物有兄弟民族及出场人物身份较多,力求艺术上的统一,全部服装由韩义统盘设计,由演员自己置办,戏院老板根据角色主次贴一部分置办费。这是越剧服装的一大改革。

由于不懈地探索和积累,越剧服装的轻柔、淡雅、清丽的独特风格,不断巩固和发展,并在国内外演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我国戏曲服装中另一种服装风格样式。[9]

古装衣

古装衣是越剧的特色服装,在剧中年轻女子和中年妇女经常穿戴。上衣有水袖或本色连袖,外加云肩或飘带;长裙上搭配有短裙、或中裙、佩、腰带、玉饰。短、中、长裙又有折裥和无折裥之分。按身份不同,古装衣又分为仕女衣、民间衣、宫装衣。其特点是裙长衣短,胸腰收紧,形体分明。

越剧蟒

越剧蟒首先在色彩上,不再按传统的上五色的蟒,分阶、分身份严格穿戴的衣箱制,而是下五色、间色的都有,但又参照上五色色阶等级制的习俗,在间色中选 择。如《打金枝》中蟒的色彩、纹样更简炼更随意,《孟丽君》中用了许多的间色蟒袍。另一种方法是参照历史典律和官阶运用色彩,如《长乐宫》中老皇帝穿黑衣,用“黼”、“黻”、“粉米”、“日”、“月”、“宗彝”、“藻”、“山”、“星”、“华虫”、“火”等象征性图案。越剧有时把传统的“蟒”改为袍制,叫蟒袍。在制作上和传统的“蟒”有很大的区别。蟒不再是整件夹里,而前后是麻衬,使前后挺括硬撑,以显官风十足。发展到后来,蟒的前后内衬有的干脆不用麻衬,用布刮浆代替。

越剧靠

越剧男班早期都用传统大靠,女班也沿用传统大靠(硬靠)。 改革后,武生很少用靠旗、靠肚,小生串演武生更不用靠旗。“靠身”、“靠脚”、“靠肩”,不再用“网子穗”或“排须”、搂带,一般也不用双层靠肩。靠肚不 再是传统的平面一大块,改为围腰的“腰包”再束虎头腰带。靠衣不绣花,都用甲片。1944年春,袁雪芬饰演《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所穿戎装,甲片开始用铜片,上甲、下甲都用,以后,纹样有“鱼鳞甲”、“丁字甲”、“人字甲”、“龟背甲”等,有金绣,也有用金缎、银缎剪贴,或金银宽边花版线缝纫上去。护心镜有用克罗米铜泡,或盘金、盘银。

越剧裙

越剧的裙主要是花旦的百裥裙。最早穿的都是传统大裥裙,前后有“马面”,俗称“马面裙”,以后去掉后“马面”,改为单马面裙,经常用于老旦。传统的“鱼鳞百裥裙”往往作衬裙使用。以后大裥改成五分宽的百裥裙。20世纪40年代雪声剧团受清末仕女画的影响,设计了“褙裙”。这种褙裙,罩在大裥裙外,正面用佩,佩长及脚面,很简洁。这种“褙裙”在《梁祝哀史》、《嫦娥奔月》等剧中反复使用。短裙,行话称“包屁股”,有折裥的,有不打折裥的,有网眼雕花的,有绣花、贴花、斜裁、平裁的,花样繁多。

越剧云肩

最早用的都是传统大云肩,以后发展到百多种,如:对开云肩、珠云肩(白珠或金、银珠穿成的)、有领云肩、无领云肩,如意云肩、花形云肩、网眼云肩等。

褶子与帔

越剧小生穿的褶子是不开门襟的,有圆领、斜领、对开领,开门襟的是“帔”。这种“帔”往往在剧中有夫妻俩出场时,运用相同色彩,称“对帔”。越剧帔在领 口上又变化出多种样式,如斜襟帔、直襟帔、翻领帔、如意领帔等。小生褶子与帔,多用间色,花纹偏一边,有四君子花纹(梅、兰、竹、菊),也有用牡丹、玉兰 等花纹,领边也越改越窄,约二寸,朝秀美的方向发展。越剧所有衣服在服装的“夹窝”里都挖“裉袋”(夹窝裁剪成圆形),所以越剧的戏服,双肩挥洒自如、平 稳服贴而且舒服。

越剧盔帽

越剧早期男班演传统戏时的盔帽,是借用生活中的秀才帽或有额玉的瓜皮帽,有的是在拆除破旧小庙时从菩萨神像头上取下的盔帽。以后租用绍剧、京剧的服装和 盔帽。女班进入上海后,主要演员有了“私彩行头”,身上穿的戏服、头上戴的盔帽都是到南恒泰彩靴店或广东路戏服店买的。而其他穿“堂中行头”的演员,则是穿戴租来的戏服、盔帽。这些盔帽基本上是承袭了京剧或昆剧的帽箱制,如《香笺泪》、《梁祝》中小生戴的盔帽,都是京剧的文生巾。

在新编历史剧中,越剧把历史生活中的“进贤冠”、“方山冠”、“通天冠”、“束发冠”、“法冠”、“巧士冠”、“缁布冠”等加以改良,运用到舞台人物中来。传统凤冠是皇后、嫔妃和公主所戴,女子在婚礼大典时也戴这种凤冠。越剧除了传统剧目中仍戴凤冠外,一般在其他剧目中不再戴这种装满绒球的凤冠了。如《打金枝》中的公主、皇后,《长乐宫》中的皇后,《孟丽君》中的孟丽君,都改凤冠为额形,或装插,头上露出髻发,采用正凤为主,边凤插戴两旁,或对凤为主,边凤插戴两旁,后再把“如意”、“单凤”、“步摇”等头饰进行装戴。

越剧靴鞋

越剧男班在“草台班”时期,演员已穿租借的靴鞋。女班进上海后,学京剧、绍剧穿高靴,特别是大面、老生,官带装扮穿高靴居多。女班小生穿的靴鞋都不高,穿云鞋,有平底鞋,有一寸左右高的鞋。小旦为弥补身材过矮,在鞋内垫高二三寸。20世纪30年代末“高升舞台”演出《彩姨娘》,筱丹桂饰彩姨娘,为了增高 身材曾用“踩跷”。直到1944年演《新梁祝哀史》的男角小生才穿一寸左右的薄高靴。解放后,小生穿三套云高靴居多,一般都要二三寸左右,个别演员还要再 加内高。1955年,拍《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后,靴鞋改革,不但穿高靴,在靴头上也改成有云饰纹的花样或绣花,色彩套成强烈和谐的三色,俗称三套云高 靴。

布景道具

布景

越剧布景经20世纪40年代的摸索与实践,为越剧舞美风格的形成奠定基础。新中国诞生后,越剧的文学创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舞台美术设计也更上一层楼,写意、写实和虚实结合的风格得到进一步发展,又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布景形制。

1 写实型布景。以写实产生意境的手法,时空变化不大,却能在观众中产生一定的幻觉,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上海越剧院演出的《西厢记》《红楼梦》,静安越剧团演出的《光绪皇帝》等剧的布景。

2 虚实结合型布景。越剧布景大量采用的方法。一种是小装置(从20世纪40年代“样式化装置”发展而来),设计景物以局部形象为主,省略其他,由观众的想象去意会全局。此布景留有较大的表演空间,如上海越剧院演出的《三看御妹》、少壮越剧团演出的《李翠英》等剧。另一种是大小装置相结合的布景(即写实布景与小装置相结合),如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祥林嫂》《北地王》《金山战鼓》等剧。

3 中性和特性的布景。在吸收话剧布景表现方法的基础上,据越剧自己独有的舞台美术语言糅合而产生的。在运用上既有统一性又有多变性,使不同的场景产生和谐美,又不失各个场景的规定情境及自己固有的特点。如上海越剧院在20世纪80年代演出的《汉文皇后》等剧。

4 装饰性布景。在“守旧”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创造,常用在时空变化较大、传统表演手法较浓的剧目中。如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盘夫索夫》《打金枝》《碧玉簪》等剧。

5 借鉴民间艺术风格的布景。把特定环境与装饰性糅为一体,如把民间剪纸、皮影艺术手法吸收运用,具有较强的民间艺术韵味。如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白蛇传》、《十一郎》、现代剧《纺纱闯将》等剧。[10]

道具

小歌班初期的“砌末”(道具),都是日常生活用具,后期及绍兴文戏时期,模仿京剧、绍剧道具,并由“检场”人(越剧称“值台师傅”)管理。所用道具都放在一大木箱(俗称“百宝箱”) 里。这些道具是向“堂中行头”师傅租来的。以后,主要演员有了“私房行头”,道具中的桌围、椅帔也成了主要演员必备的“私彩”。当时,为与比较写实的布景 吻合,以及表演上的需要,对舞台上常用的道具,如刀、枪、剑、棍、马鞭等,加以改良,达到美观、轻巧,适合女演员使用。而对另一些道具,就直接采用生活用 品,或仿真制作。其时越剧界出现了兼职主管道具的演职人员,开始向“王生记”家具店租用红木家具,向电影厂租用道具,或去旧货店及豫园小商品摊档购买生活 用品。特殊需要的道具,按图样到灯彩店去定做。道具制作师,采用翻模脱胎、篾扎纸糊、立粉彩绘、刻花裱托等工艺技法,制作出各式各样道具。如《梁山伯与祝 英台》中的酒杯、花瓶,形态逼真。《情探》中的龙王、神像,《北地王》中的先祖列宗,都用篾扎纸糊后彩绘,似庙里菩萨一般。《红楼梦》中的花篮、薰炉、立 地花瓶等,都是既逼真又美观,令观者赏心悦目。越剧的道具,具有“轻”、“巧”、“美”、“牢”的艺术特点,为戏曲界同行所称道,如明角灯,各地不少兄弟 剧种剧团,曾派人到上海越剧院来学习过道具制作。1981年9月,上海越剧院演出的《凄凉辽宫月》中的道具(由技师李其实制作),获首届上海戏剧节道具奖,首开道具获单项奖的先例。

舞台效果

灯光

越剧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上海,演出大都在中、小型场。剧场设备较简陋,演区往往只有一只500支光的灯泡高挂台口内侧仅供舞台照明。设备较好的剧场备有 带聚光镜片的灯箱,起到加强舞台局部光亮度的作用,供剧团演出时租用。后编导和主要演员们不满足于舞台的白光照明,要求灯光能配合剧情和人物思想情绪的变 化,布景设计师也要求灯光制造特殊的气氛,以增强布景的视觉感染。出现了土法控制灯光电源的设施—盐水控制法,比之简单的闸刀“合上即亮,拉下即暗—是一 个进步”可控制灯光的明暗度,但仍与舞台艺术要求有较大距离。随技术进步和设施改善,出现了灯光操作系统的“双刀四闸板”、“来司”(变阻器)和变压器,并有了面光、侧光、顶灯等灯具设施,在灯具上加红、黄、蓝、绿等色纸以制造环境气氛的技术也开始运用。但当时尚无专业灯光设计师,舞台艺术对灯光的要求, 是由编、导、主要演员向灯光具体操作人员提出具体实施的,因而存在着不系统、不统一的局限。新中国诞生以后舞台灯光艺术极大地发展与提高。

音响

越剧进入上海的早期大都在小型剧场演出。这类剧场观众席小,设备差,舞台上无扩音设备,全靠演员的自然嗓音,把唱、念送到观众耳内。后逐渐进入中、大型 剧场,为使众多的观众听清演员的唱念,使用传声器,即在舞台靠近台口的上方,吊1至2只吸音器(俗称吊“麦克风”),通过扩音器从喇叭中将声音传向观众 席。这一设备在大部分剧场中使用了相当长时间。新中国诞生后,因布景、灯光艺术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始用台式话筒吸音,即在台口并排等距置 放三只指向性强吸音的话筒,将演员的唱念吸入后通过扩大器输向高低频结合的喇叭传送给观众。音质有了提高,但演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有时背对话筒,声音就 会受影响。1974年,上海某厂试制无线话筒,话筒只有半只笔套大小,藏在衣服内靠近嘴巴处,声音音量不受演员在舞台上地位变化的影响,效果较好。

效果

越剧在小歌班、绍兴文戏时期需要声音来表达特定情境时,大都用乐器模拟,如用胡琴拉出开、关门声,用唢呐吹出马嘶声、婴孩啼哭声,小锣打出水波声等。 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兴起越剧改革,向话剧、电影学习,效果也使用特殊工具,制造出仿真声音,如用黄豆在竹笾里滚动,仿“雨声”,用抖动三夹板和白铁 皮,仿“雷声”,用木制齿轮在帆布上摩擦,仿“风声”,用两个毛竹节筒有节奏地磕碰,仿“马蹄声”等。20世纪60年代,上海越剧院使用录音机制作仿真效 果,在演出《火椰树》《胡伯伯的孩子》时,用录音机播放事先录好的枪、炮声,创造出逼真的戏剧效果。音响效果是一项需要有较高技术管理、操作的专业,故剧 团均设专人职司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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