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顾余生，顾名思义，给我取这个名字的人想必是为了让我照顾好余下来的生活吧，也许有另一种含义，不要在意当下，顾好余生。擅自揣摩，始终不得其真意，也就作罢了，余生好长，长到扳着手指就能看到明天。
父亲在帮我取完这个名字的第三个年头就撒手人寰了，琢磨了一个冬夏的称呼却也只叫了三个年头。那年的我也刚刚四岁，也刚刚记事。那年我只记得父亲去了西山，去了那个冷冰冰的地方，独自一人，也没有行李，也没有与我说话交代，走得远了，也看不见了。
母亲在有了我的第一个年头就辞掉了纺织厂的工作，那时候姗姗学步的迟，到了两岁走路依旧需要协助外物，也不乏出去各种检查，没有去大的地方，去了县城，一致的口吻是缺钙，想来农村也弄不清钙不钙的，反正说来这一辈人都是这么大了的，形形色色的药吃了不少，见效甚慢，到了三岁，才能堪堪如同正常孩子一般。倒也是天赋差了许多，同村的孩子都已经是鸡毛满天飞了。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经些许年了，母亲在父亲去了的第二年也疯疯癫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仍记得母亲在被村长送往精神病院的时候，三十多岁，头发白了大半，口角流涎，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没有办法，父亲去了之后，母亲经常一个人呆坐，时而疯癫乱跑，时而叫着父亲的名字（顺德），到最后已经变得满村乱窜了，生吃家禽，清醒时少，疯癫时多，无奈之下，村里面众议决定，送母亲去精神病院，好在国家有补贴，不用本家出钱，况且又哪来的积蓄。
基于我的家庭状况，父亲地地道道的农民，基本上处于零积蓄状态，爷爷奶奶去世的早，无人帮扶，父亲扶柩归山那天，也是同村的青壮年出的力，村里面能做的这些已经是仁至义尽。而我在母亲进入到精神病院后也成为了别家“门客”。
兄友弟恭只是存在于理想状态中，我深刻的领会到寄人篱下的那种心酸，我的大伯，也是我父亲的兄弟，在那个物质不丰欲的年代里领养了我，成为了我的监护人，基于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村里面为我在国家申请的救助款，（每个月十五块。）在九十年代初期，十五块够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多一张嘴吃饭，却落得这么大个便宜，大伯也乐享其成。
人常说，心怀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诸如此类，也许是剩饭剩菜吃多，也许是手头上的活计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的繁重，也许是那仅存的那点自尊心，就像大伯家总骂我是白眼狼，我又有什么可争辩的，檐下躲雨，湿了，你能去怪屋檐不够长，不够宽吗。
我不知道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时刻想要逃离，却又鼓不起勇气，唯一慰藉的是还有书读，想必是大伯为了表面样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初中是在县城读的，一周放一次，周末总是有做不完的劳务，所以我十分享受在学校的日子。也许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大伯在送我完初中后就让我辍学在家了，那时候学习挺好，年年是年纪第一，大伯的两个孩子却不是读书的料。学校老师也曾找过大伯几次，“孩子是个好苗子，不读书可惜了”。大伯呢，眼睛总是一瞪，“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我们农村娃，还是要有一手好的农活”。几次回绝之后，学校也不在提这件事了。
辍学在家的我也深知只有上学才能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于是乎我只能找到村长，村长是个老好人，年逾花甲，也是本家人，见我确实是读书的料，也不愿埋没我，找到大伯后，一番争执，最后敲定由村里出钱资助我上学，大伯无奈，只能应承，但前提是国家发放的那十五元的救济金依旧归他所有。
于是乎，在村里的资助下我顺利的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也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大学，村里庆祝，山里头多少年来第一个大学生，大伯也到场，酒过三巡后，面红耳赤的搂着我的肩膀：“小子以后发达了别忘了你大伯的养育之恩啊”，说完就爬桌子下边去了，我没去扶，任由他躺在那里，想来他也是心有“悔悟”吧，我自言自语到“不会忘的”。
村长也喝了些许酒，很是开心，在他任职期间村里能出个大学生，在方圆几十公里内也觉得面上有光，把我叫到一旁，没等他开口，我便跪下给他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按照辈分，我该叫他爷爷，上学这几年，一直是他顶着压力，用着村里的公款资助我上学，这几个头磕的无可厚非，村长有些微醺，面露微笑的说到：“好孩子，没辜负我的期望，以后到了大城市之后记得回来看爷爷啊，也别怪你大伯，山里面的人，哪有什么见识。”后面的话已是听不清了，不是我不认真听，实在是村长说一句，自酌一杯，言语已是舌头打卷，瞎子听雷了。
次日，村长将一封信递给我，说是前一段时间从北京来的信，那时候电话还未普及，写信依旧是传递消息的基本方法，信封没拆，是从精神病院寄来的，头一次收到从精神病院寄来的信件，不免心中暗喜，因为那里有着母亲的消息，小时候也有着几次冲动想去看望母亲，但连县城都没出过的我却也不知道怎么去，村长去过几次，都说精病院的人谢绝探望，治疗期间，怕受刺激，久而久之也就绝了这念想。打开信后，内容基本上是母亲治疗效果不佳，近些年来病情日趋加重，已经有自杀倾向，基本治疗已经满足不了母亲的病情需要了，况且需要单人照顾，精神病院要求支付其进一步治疗及护养费用，不然，只能由村里面出面带回家了。大致如此。村长看了，也是面露难色，毕竟没有那个家庭能去无端的承担这笔费用，而且估计还不是小的数目。我劝慰村长道：“没事，我也成年了，况且那本就是我应该去承担的，我查了，报考的学校离那里也是挺近的，到时候我一边打工，一边挣钱。”村长没说什么，转身回到屋里，又拿出了一个信封，厚厚的一叠，递到我手上，说是村里面大家凑的，我没推辞，我知道我需要这笔钱，暑假期间除了必须的劳作之外，我也打了些散工，攒了一点钱，但和大学学费而言还相差较多，再次给村长鞠了一躬。
一个月后的清晨，我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母亲所在的精神病院在北京，我报考的学校自然也在北京，出发前，大伯也掏出了一个信封递给我，帮我整理行装，一边絮絮叨叨的说到：“以前是大伯不对，想来你这知识分子也不会记大伯的气，你这是去大城市了，不比咱这小地方，你比我那两娃强啊，没这福分啊，他俩也就只能在地里拾叨拾叨了（大伯俩孩子因为在学校打架被开除了，大伯也找学校理论过，但被打那孩子伤的挺重，除了必要的医疗费用，还差一点吃上官司，后来只能作罢。）大伯反复叮嘱：“以后去了大城市别忘了回来看看”。我知道人一旦有了价值，或许就能牵扯出亲情，我答到“会的”。
上了车，在村长，大伯以及乡亲们的目送下我第一次踏上了远门，怀里抱着的是大伯临走时煮的鸡蛋和东拼西凑的学费。我想我不会去记恨大伯，更多的是感恩，不管是大伯也好，还是村里面的人也好，没有他们，可能我也只能在山沟沟里呆着了。
我回头看了看西山，那边有着父亲，时常去父亲坟前哭诉，他在里面，我在外面，但可能这次离他是最久的一次了，也有着期望与激动，手心里布满了汗，双脚也不自主的抖动，想必是为了缓解那骨子里的自卑感吧，憧憬大城市，也期待见着母亲。
车路蜿蜒曲折，直到看不见父亲，心里空落落的。
村叫顾家村，县城叫淮南县，村子到县城大约有一小时的车程，然后再从县城转火车，火车站周边是叫卖的商贩，我没有去交一份吃的，饿了便吃了些临走时带的鸡蛋，胡乱塞了几口，噎着了，在车站旁的水龙头喝了几口自来水，饱腹感比较强。
上来火车，没多少行李，铺盖卷以及少许换洗衣服，安定坐下，环顾四周，车厢很空，寥寥数人。火车发车了，耳边是轰轰声，有点不自在，沉沉睡去。
也不知到睡了多久，醒来天色微暗，做了个梦，梦见父亲站在家门口向我挥手，眼中透露出焦急，似乎是让我回去，但我不论怎么跑，到只是原地踏步，到后来，我背后出现了一只手，一只只剩皮包骨的手臂，掩住我的口鼻将我强心转身，回过身瞟了一眼，父亲变了，变成一个猫脸人身的东西，诡秘一笑，我瞬间惊醒，全身大汗淋漓，不觉一阵后怕，父亲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呢，低头下看，旁边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那人包裹的很严实，麻布素衣，全身都是黑色，戴着一顶帽子，细看之下，像是入殓时穿的睡衣，脸偏向一侧，似乎是睡着了，正当我擅自打量时，突然一只手臂扣上了我的肩膀，那手臂和我梦中见到的手臂一样，皮包着骨头，手臂上血管突兀，说是手臂已然不恰当，确切的说更像是一只爪子，甚至有着部分的血肉缺失，烦着青灰色，像是刚刚从坟墓里伸出来样，被抓的地方渗出丝丝凉意，漫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