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来钟，夏副官来请宋贵斌到司令部谈话。同时早晨接待青原的那个护兵也奉令来陪着青原玩耍。那护兵说：“司令叫我陪你走走玩玩。这地方没什么好玩。正好由西乡来了几个唱小戏的，在军需处院里唱小戏，我领你看看去吧。”
军需处住在村西庙里。护兵领着青原穿巷子走，路过一个场屋，听到屋里人声鼎沸。青原问：“这里边闹什么？”
护兵说：“侦察排住在这儿，他们正玩博，你看看不？”
青原本有观察友军情况的任务，就说：“我见识见识。”
这场屋里对面搭着两铺炕。一铺炕上只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围成一圈盘腿坐着。中间点了个小油灯。三人各托着一张香烟盒里掏出来的锡纸，嘴里叼个用纸卷的小喇叭。轮流的用纸片从个油纸包里匀一点粉色的末末，放在锡纸里。一个络腮胡把锡纸举到油灯上一烤，那粉末就成了一个小油珠，在锡纸中心转呀转的。他把叼着的小喇叭凑到油珠上方，使劲猛吸一口，那油珠化作青烟全进了喇叭口。他马上憋住气，翻两下白眼，好半天才哈出一口气来，又腥又臭。护兵进门。他刚把这口气哈完，就问：“小喜，上头有事吗？”
“有！”护兵说，“司令说昨晚上张拐子家跑了只母猪，叫查查钻到谁圈里去了！”络腮胡一笑。那女人答了茬：“钻你爹圈里去了，要不哪来你这么个私孩子！”
这时习惯了房里的黑暗，青原才看出这女人长的不丑，可披散着头发，棉袄没系扣，只是挽着怀。下身却穿了件在乡下极少见极贵重的毛线裤。
护兵这才介绍：“这是八路军的弟兄，司令叫我领他玩玩。”
那络腮胡倒很讲礼貌，客气地挪了挪屁股，指指油灯说：“玩一口不？”
青原涨红了脸说：“我不懂这个。”
络腮胡说：“老海！长精神的！”
青原说：“不敢来。”
那女人啧啧两声说：“瞧人家这队伍多规矩，像你们这些丘八，个个儿胎里坏！”
那护兵笑嘻嘻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坏？”
女人打了他一巴掌。护兵满足了。对青原说：“你不要看玩博吗？站到炕上去看吧。”
对面炕上，围着好大一堆人。最前边一圈坐着四个人，第二圈跪着七八个人，第三圈围着有十几个人。中间摆个炕桌，桌心码着乌木天九牌，一副骰子。四周桌边放着各种赌注。庄家是个麻子，一头大汗，两眼通红，大声在喊：“押，押。”
桌前三个人先放了票子。随着后边的就伸手往上放，有的放两颗盒子枪子弹，有的放一包老海；有喊“三道”的，有叫“孤丁”的。庄家一掷骰，马上鸦雀无声了。一分牌，却又喊成一片。比押注时喊的更凶。先是争着要看牌，随后抢着出主意配对。押孤丁的主张前后配平。押几道的则要求先小后大，争夺吵骂，混成一片。庄家翻牌了，这才急忙配上摆好。到全部亮了底，笑的，骂的，埋怨的，叫好的又嚷成一锅粥。庄家清理了赌注，赢家各抓一些扔到桌角一个小笸箩里。
青原问：“这押子弹赔子弹，压老海赔老海，庄家啥都预备着？”
小喜说：“不，这都折成钱。一粒火儿两块，一包药儿一块。”
青原问：“往那小笸箩里扔是干啥？”
小喜说：“抽头啊！头钱归排长连长分。”
青原看着没兴味，催小喜领他看小戏去。
他们拐出那巷子，穿过大街，来到村西庙里。这庙只有一进，山门后有个画着韦陀的影壁。一到庙门就听见了笑声。转过影壁，看到院里三面都是人。除去紧里边一圈放了几条板凳，几个穿皮袍、大衣的坐着。他们眼前摆了瓜子、糖块、茶壶茶碗。后边的人全站着。虽说一个穿军装的没有，可人人都拿着枪。湖北条、老套筒、单大一、土撅把、鸟枪、火铳各色齐全。穿装打扮也和这枪一样。从大缎子棉袍，茧绸大衫到土布小袄，光板羊皮样样都有。小喜分开人群，领青原挤进圈内。坐在凳上的有一个就是早上在河边欢迎的带队人。一见青原，马上请他也坐到前边来。这时正唱《小上坟》。
这个戏班，总共三个人。一个老头拉四胡。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演唱。这两演员总共只有两身行头，不论唱什么，那女人都是一身大红裙袄，梳一条和普通庄稼妮一样的油亮大辫子；那男人则是一身京戏里武松穿的紧身衣。不过没有罗帽，头上只戴个庄稼人戴的酱色毡帽头。两人脚下全是家做的布鞋。男的那双后跟已经跟鞋底分家了，一走一刮打。女的那双前边开了绽，露着满是泥垢的布袜子。
“哟，我说官家，你骑的那是个啥营生啊！”
“俺骑的是马呀！”
“人家的马四条腿，你那马咋多出条腿来呀！”
“……”
看客们哈哈的笑了！有人喊好，有人大声说：“好妮子，往下问！”
青原在天津看过梆子腔，在八路军见过秧歌戏，却从没看见过这样的戏。他跟小喜打听这叫啥戏？小喜说：“这叫驴戏！可这个班太穷了。不趁驴，这点玩意一根扁担就挑来了。”青原说：“这个妮子才十几岁，说村话咋不害噪呀！”小喜说：“这是个小子装的，戴了个假辫子。”
这两人唱起来倒还不孬，有板有眼。可惜刚听出滋味，夏副官来，说司令叫青原回去。
青原来到司令部，冒冒失失进了堂屋。一看还在开会，宋贵斌正发言，急忙撒腿往外走。八大王叫住了他：“爷们儿，别走，马上就散会，你在边上坐一会儿吧，呆会儿请你听大鼓书！”
青原远远地找个椅子坐下来，听宋贵斌发言。宋贵斌说了些鼓励八大王坚决抗日的话。临末尾缀上两句“希望”。他说：“我们首长希望司令和各位官长，能跟当地百姓更加亲密合作，唯有得到老百姓拥护，咱们才能在敌后坚持长期抗战。具体地说，最好能减轻人民的负担，约束弟兄们的军纪。老百姓为抗日作了许多牺牲，我们既是抗日军人，应当体恤民艰。”
八大王深深点头，几位长袍马褂就纷纷鼓掌。这才笑哈哈地散了会。传令兵马上进来搬桌子挪板凳，带进三个唱鼓书的艺人来。
这三个人是两男一女，这女孩可是个真的，也就七八岁，梳着一双羊角小辫，穿着花棉袄，大绒裤子，绣花棉鞋。一个弹弦子的有五十多了，是个盲人。一个背鼓的有三十多岁。穿着干净整齐，但是一脸烟气。
盲艺人从布套中拿出三弦。摸着椅子坐下定了定音。那男人支上了鼓，先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各位官长赏饭。”随后就对那女孩说：“你先给爷爷们唱个小曲，伺候得爷爷们高兴，赏给你件花衣裳。”
那孩子就怯生生地朝各方都鞠了一躬，规规矩矩靠着鼓架站住。三弦就弹出个兵营里流传的小调。小姑娘细声细气地唱道：“第一杯茶呀，敬我的妈呀，我去当兵你在家呀……”
这时传令兵走近青原，对他耳朵说：“司令叫你，他在里间屋。”
青原顺着墙根走到里间门口，挑帘进去。屋子里很清静，八大王在靠南窗的炕上歪着，面前放着烟灯烟盘，他手托着象牙嘴的枪呼呼地抽大烟。见青原进来，用拿烟钎子的手指指对面空着的铺位。青原就靠炕沿坐了下来。一个泡儿抽完，八大王欠起身端起小茶壶呷了口茶，这才说话。
“看伯伯干这没出息事，你心里笑话吧？”
青原不知怎么回答好。
“你看见我这队伍了？”八大王自嘲地笑笑，“明白当初我为什么不带你来学买卖了吧？”
青原说：“冠东没告诉我你做这个买卖。”
八大王说：“他不知道。连你婶儿也不知道我是干这买卖的。我在天津的户口上写的是绸缎生意。”
青原说：“这些年你都瞒着他们？”
“让冠东知道他爹是拉杆子的，他脸上好看？更别提一露出风声我这脑袋得搬家！”
青原说：“那您何苦呢？要抗日可以上那边干去，当个真正的革命军人！”
“我吃不了那个苦！掉脑袋我不怕，一天二钱油二钱盐我熬不起。再说我还得养家呀！”
“可是前途呢？”
“我五十多了，干了半辈子这个，还能改行吗？叫冠东奔个前途吧！我攒的钱够供他大学毕业，我的心事就了啦。中国这个社会，十年八年太平不了。蒋介石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中央军，还够我混一阵子的。”
“可您这个队伍……”
“这叫什么队伍？我心里明白。有我在，拢着他们还能跟鬼子转转磨，多少干点对中国人有利的事。我要走了，那就难说了。你回去跟那边的首长透个话，这批人有我在决不能去当汉奸，叫他们放心。可也别指望能调理得跟八路军似的。真要管住他们不抢不讹，不用一个月就跑光了。弄不好还先打了我的黑枪！人家入伙就是奔着分肥来的！”
八大王又抽了一斗烟。参谋长进来了。他就换了话题，问青原家生活怎样，爷爷还在不在？随后从皮带上挂的钱包里抓出一卷票子，给青原带回去添补家用。青原不收。他不高兴了：“怎么，嫌我这钱不干净？”
青原说：“您别生气，我现在是八路军，有军纪管着呀！”
八大王点头说：“也罢，参谋长，你叫小喜把他带的那支匣子摘下来，送给我这大侄吧！连那两排火儿。”
参谋长说：“合适吗？”
“外场点。”八大王冲参谋长做了个眼色。参谋长出去了。八大王说：“你跟他拿枪去。咱爷们就说到这儿，到那边多替我美言几句。”
晚上回到客房，青原把这一切向宋贵斌作了汇报。宋贵斌说：“今天跟他们谈判，提到不许他们再骚扰群众时，几乎闹僵了。这个八大王性格复杂，一下摸不清底，总的看来，倒像还有点正义感。”
第二天拂晓前他们俩就动身回根据地，已经说好不再告别，就由参谋长派的一班人护送他们，天亮到达沙河边，远远就看见八大王带着护兵在沙岗上站着。他两人走近了，八大王迎了上来，拉着宋贵斌的手送了百十步，分手时，郑重地说：“我这人是孙膑的腿，生成了。不过可决不忘恩负义，不会跟八路军为难。我佩服你们一心为国的硬骨头劲儿。也记住你的救命之恩。”
此后卞一军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过了一年，青原随一支部队南下，编入新四军的序列，从此远离山东，再没打听过八大王的消息。
日本投降，解放战争，打南京，进上海，建立人民共和国。转眼间少年成了青年，青年跨入不惑之境。五十年代末期，宋青原利用公出之便，回了一趟故乡，竟意外地在县城附近碰到了八大王。
第一次见面他并没认出来。那是黎明前，他刚下火车，一出站台见满天星斗，一弯残月，一时辨不清该往哪儿走。只见远处有人弓着腰，抱着把竹帚在扫大街，刷拉、刷拉，这声音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很有点寂寞凄清。他走过去问路，那人指给了他进城的方向。走开之后，宋青原感到这人有点异常，怎么异常他说不出。当时他在一个电影厂当副导演，正准备拍一部国共两党谈判的故事片。里边有个解放军渡江，一些官僚、政客匆匆忙忙上飞机逃跑的场面。其中有个镜头是一个市民一边打扫门前街道，一边冷眼看那匆匆往南飞去的飞机。他觉这人的外形、气质都挺适合拍这个一闪即过的群众角色。
他到城里招待所安顿好，就四处打听可能见到的熟人。打听一圈，一个没找到。他就百无聊赖地在街上漫步，并随时停下来看看市容，听听乡音，浏览一下墙上贴的标语、布告，无意中发现公安局出的一张布告上，局长的姓名是宋津！他知道这是宋贵斌的学名，就找到了公安局，到那里一看，正是宋贵斌。两个人都喜出望外，宋贵斌就把一些事暂时推开，匀出半天专跟青原叙旧。话说到八大王身上。宋贵斌讲一九四三年以后，这里形势有些变化。我军侧重向东边发展，国民党的手就伸到了西北一侧，八大王吃不住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两面夹击，他又有正统思想，认为尽管八路军的仁义之师，但正牌的中国**还是“中央**”，全国的元首仍要算“蒋委员长”，经不住国民党空头职衔的诱惑，接受了国民党山东省**的委任状，把卞一军改名为“保安第三团”。这样，日本一投降，他便以“保三团”的番号进驻了P县县城，收缴了日军的武器。这时我军也接到了向交通线、中小城市进军的命令，便解放了津浦线两侧的广大地区。一年之后，解放战争一打响，我们头一个行动就是包围P县县城。国民党下令给八大王，叫他死守，可是既不发援兵，又不给军火粮饷。还派特务来督战，因为八大王曾有过决不和八路为难的约言。宋贵斌就化装进城，跟八大王谈判，动员他起义。他没怎么犹疑就同意了。亲自下令逮捕了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带头在起义宣言上签了字。然后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把一切具体交防事务交给参谋长和秘书长去出面安排。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可是等我们进了城，首长们由保三团的官佐陪着去看卞远程时，他竟无影无踪了，而且除他私人的一点细软外，什么东西都没动，连军装和手枪都完好地放在枕边上。问夏副官他往哪里走了？夏副官说：“他说他头疼，要静养，不准我们进后院。晚饭时我们才敢来喊他，可已经走了，后窗户和后门开着，他从后边走的。”
青原连说奇怪，问道：“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宋贵斌说：“没有，天津解放后，我们还到天津去查询过。他的家属、邻居都证明，程掌柜从日本投降前一年出去做买卖，一直再没回来。连信也没有。他家后屋确实供着卞远程的灵牌，他亲属认为他早死了，天天上香。”
青原说：“大概确实死了！”
然而宋贵斌又说了下去：
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P县公安局的检举揭发接待室已经冷清了，值班人员只留下一个人看房子，一天早上忽然来了个风尘仆仆，满脸倦容的胖老头，背着行李，提着干粮，进门就说：“报告，我是来自首的。”
接待员正闲得要打瞌睡，一听这话精神起来了，高兴地说：“欢迎，坦白从宽，自首是唯一的出路，你犯过什么罪呀？”
“杀人放火、勒索抢掠全干过。你先把我收监，让我睡觉，我歇过来慢慢交代。”
接待人员看这老头穿的新棉裤棉袄，里外三新的行李，满面和善，怀疑他有精神病。就说：“这是专政机关，不许胡闹！”
老头说：“怎么胡闹，我这行李、衣裳都是新做好，预备来蹲监狱的，已经作了准备呢！”
“既自首得讲清罪行啊，不能囫囵吞枣。”
“那现成。在城西相公庄我活埋过两个人，一个是黄县的地主刘七，一个是掖县的买卖人孙福来。在胶东我抢过淮县滩头村何老巨、青州城关的秦双好。你去查查，句句实言。我既要认罪，没有隐瞒的道理。”
接待员简直闹不清是自己感冒没好，烧迷糊了，还是这老头也得了热病烧得胡说。就问他：
“这些谁能证明？”
“苦主有后代，查查就知道。”
“你在胶东作案为什么这儿来自首？”
“我原籍在这儿，我想死到家乡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卞远程！”
招待员打了个冷战。忙说“你先坐坐，我跟领导报告一下。”
“我一不逃跑二不捣乱，放心去吧！”
接待员结结巴巴向宋贵斌作了报告，宋贵斌到前边一看，确是八大王。
宋贵斌说：“卞团长，你这是从哪儿来？”
“从新安镇，我在那儿做小买卖，今天来自首来了。”
“你离开这儿以后又进行反动活动了吗？”
“没有，我好容易洗了手，哪能再干。”
“起义以前的事，一律既往不咎了。”
卞远程却认为，第一他得到过共产党的支持，半路上却投了国民党，这点太不仗义，无脸享受优待。正如此他才在交出军队和县城后只身出走P县，奔了南边。他算计着积攒的钱足够冠东母子半世花费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麻烦，他断绝了和家人的关系，本想自食其力，隐姓埋名度过残年，可是几年来参加学习，越学越觉得自己罪过深重。接着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来了，看见一个个反革命被查出来，听到一次次群众的控诉声讨，他觉得挺身出来为自己的罪恶负责才是条汉子，东藏西躲地偷生太没有人味儿。
宋贵斌把他安置在招待所，向上级打了报告。上边叫他们调查一下卞远程出走后的真实情况。宋贵斌派人按卞远程自己说的情况去新安镇调查。那边说这人从解放前就在摆摊卖酒卖烟和气忠厚，沉默寡言，谁也没怀疑过他有历史问题，自从他突然失踪这才提起警惕……
县委如实把情况呈报到省，不久批示下来：
“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对起义人员的优待政策。对卞远程自己认识罪过的表现，要热情欢迎。对其生活，必须照顾。一切待遇参照其他起义军官情形酌情办理。”
县委正式设宴招待卞远程，向他传达了上级批示，并建议他尽早和家人团聚。
卞远程哭了。他再三辞谢，不肯担任任何职务，也不肯接受生活费。只同意给他的家属出个证明，证明他起义人员的身分。而他自己则要在家乡住下来，自谋生路。
他的儿子是学航空的，已在民航部门工作。接到证明文件后，和他母亲一起来P县向**致谢，同时动员卞远程回天津养老。卞远程说：“你有你的工作要做，我有我的债务要还，咱们各自方便吧，起义人员四个字是共产党给的。按实际你爸爸是个土匪，记着这一点，以后在工作上就要处处谨慎，不要直工直令地觉着自己还挺有底气。”
老太太没走，留下陪着老伴了。从此他就在车站前摆了个茶摊。冬天卖酒，夏天卖茶，还顺便当义务清道夫。**还是按规定发他生活费。这茶摊就不指望挣钱，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就喝，有钱扔两个，没钱拍拍屁股就走。谁买火车票钱不够了，或是天晚下车没钱住店，只要找到他，他都应承。从来不问姓名也不记帐目。你来还他就收下，不还绝不过问。弄了几年，车站前的住户还选他当了人民代表。
宋青原听后，觉得卞远程这人很有点研究头。抓个空就走到车站前，坐到他的茶摊上喝茶。故意打听他的历史。卞远程对他拉杆子的事毫不隐讳，并说：“这一行造孽太深，得善终的少。我托共产党的福，才有个从容赎罪的机会。”青原很快就找到八大王身上熟识的痕迹了。可相隔多年，宋青原由少年长成大人，八大王认不出他。他冲动了几次，想说明自己是谁。和八大王亲切地叙叙旧交，又一想，凡事应三思而行，不要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把热情压了下去。十几年后，他果然得到了这冷眼处世的好处，暗自侥幸。但打倒“***”后，他改行写剧本了。又为此后悔起来，把一次考察人的内心世界、积累素材的良机失去了！
八大王早已去世。不会有人还记得那个畸形社会造成的畸型人，和那种畸形的谋生方式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