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春节，组织上叫青原和他的本家叔叔带着几口猪、几十只鸡和白菜粉条，到“友军”防地去慰问。
这一带地方因为穷，向来出三种人：土匪、大兵和难民。许多人从家乡逃难到关外，找不到别的营生做就给军阀当兵。当了些年兵没熬上去，可学会了使枪弄刀，又联络了些当兵的朋友，一旦被另一个军阀打垮，他们就拉上山当匪，这些人回到了家乡，还断不了秋收之后临时拉个杆，到胶东等地富裕县份抢它两起，回家过个肥年。等一开春，把枪拿油布包好往房后一埋，驾起牲口还种他的麦子。“七七事变”一打响，国民党中央军跑了，日本兵未到，就像下过雨后的狗尿苔，忽拉一片那邻近几县就拉起了几十个“团儿”。十来个人七八条枪也称“团儿”，头儿自封为“司令”。什么“黑半天”，“三江好”，“胖罗汉”闹闹哄哄，乌烟瘴气。“杀富济贫”“抗日保民”“替天行道”“守土卫家”什么旗也扛。实际上杀人越货的也有，包娼包赌的也有，坐地收税的也有。他们之间也三天两头闹磨擦搞吞并。后来日本军队来了。打垮一批，投降一批，往南跑了一批。再后来八路军开到了。消灭一批，收编一批，最后就剩下了“八大王”一支。
八大王姓卞，叫卞远程。是P县城北人。家里原先是个中等户。所以他上过几年完小。他母亲死的早，后娘是个落道帮子，跟本村一个贩牛的明来暗去。卞远程在城里住校上学的时候，他爹得了病。后娘跟牛贩子商量着趁势往他爹碗里下了包红矾，把老头结果了。本族的人到城里给卞远程送信，让他回家奔丧。他没回家，一跺脚下关东当了张大帅的护兵。张宗昌坐济南那年他回来了。这时，后娘已经带着家产正式嫁给了牛贩子。他找个小店先住了下来。半夜摸回村里，跳墙进了牛贩子家。一句话不说，掏出匣子枪见喘气的就打，一口气打死牛贩全家大小五口，然后放把火房点着，从此远走高飞。“七七事变”后他不知从哪儿奔了回来，拉起一个团，称作“卞一军”。
这“卞一军”打着“守土安民”的旗号，在P县城西扎下营盘。经过几起几落，到一九四三年竟扩大到有三百多支枪。卞远程能在这乱世纷争的局面中撑住局面，自有他一套作法。头一条是他确实抗日。日本军队当真派来征剿，他化整为零往四周跑，日本军队拉出大队去东乡扫荡打八路军，他又集中起来攻城边的据点，烧车站的仓库。伪军里有的也想抗日，可是受不了八路军那艰苦奋斗的穷生活。卞远程就拉拢、策反、吸收他们入股。其二是按他的“政策”安民。他的“政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每年到胶东、河北抢他两场，绑几个大票来筹军饷。而在他所盘踞的家乡，除去收粮收草、勒财主们脖子要“抗日款”，收过路客商的“买路费”，对贫苦小民倒能做到不偷不抢，公买公卖。自然这也是相对而言，和“八路军”有本质区别。第三是他也搞了个“统一战线”。中央军也好，八路军也好，只要不打他，他绝不挑衅。这些队伍若从他的地区附近经过，事先得有联络。一旦通了气，他在路边摆酒，摆肉，放成筐的鸡蛋、成袋的馍馍。甚至红信封里装上慰劳款奉交带队的官佐。但绝不准你跨入他的疆界。慰问品二百步之外配备一道散兵线，弓上统，刀出鞘，机枪枪口瞄准了过路的客军。
他占的地盘不大，能量也小。日本人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八路军。中央军已撤到鲁中鲁西，对他只能羁縻不能强攻，而我们则对抗日力量实行统战政策，所以他有了生存空间。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日本军队也派了一股去扫他。他来不及转移，只得在苇塘边上背水一战，伤亡很大。他自己也挂了彩。日本人看他剩的人枪不多，就停下火派人进去劝降，答应给他皇协军团长的职位。他把来人杀了，人头吊在马脖子上，往马屁股上烧了一瓶擦枪油，点着了火。那马一惊，从苇塘跑了出来。这一招自然使日本鬼子大惊失色，可也引得苇塘起火。正当他处于绝境，一股八路军武工队正从附近经过。了解到这情况，认为应当共同对敌，就从日本军队背后开起火来，并派人绕过火线，把八大王接应了出来。这武工队长就是宋贵斌。
八大王脱险后，又把队伍整顿起来。宋贵斌却在一次战斗中腿上负伤，被日军俘虏了去。日本人用了许多刑罚，宋贵斌都没草鸡。八路军想了多少办法都没能把他营救出来，就派人和八大王联系，问他有没有门路。八大王说：“知恩不报非君子！老宋的性命包在我身上。”他的办法也极简单，只不过趁伪县长去省城办事的时候，派了几个手脚利落的弟兄进城跳墙进到县长家里，用绑票的办法把伪县长的老太爷和大太太堵上嘴，绑上手，装在粮食口袋里用小车推出城来。过了两天，派人给伪县长送去一只戴金环的耳朵和戴玉石扳指的大拇手指。附带一封信：“七天内不放宋贵斌，就把你老小的人头送上。”伪县长用了什么办法不知道，反正到五天头上派人把宋贵斌送了出来。
因为有这点因缘，叫宋贵斌作代表。叫宋青原当临时勤务员，则是看他出生在天津卫，一直在那长到十二岁。经多见广，人又灵透，便于观察情况和应付复杂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