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忆严今年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碰到叫人生气的事，她很少发火，至多脸红一阵，说话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这一点曾经引起俞洁误会，以为她心机乖巧，善于掩饰自己。其实，俞洁是不了解她的经历。
忆严小名叫秀儿，生在天津，只记得有个爸爸，不记得有妈妈。爸爸是个唱昆曲的。从记事起忆严就在打了花脸、贴了头面的人中转来转去。七岁那年，爸爸陪着人唱“钟馗嫁妹”，一个筋斗翻下去再没有起来。从此她就成了全戏班的公共孩子，这个叫她去买盒烟，那个叫她沏碗茶；吃饭时白大爷给块烙饼，田二姨给夹块咸菜；睡觉就在戏箱旮旯铺个草袋子。人们像喂条小狗似地喂养着她。后来，戏班维持不下去了，演员们也要各奔东西。管事的只好领着她，到常去唱堂会的裕二太太家磕头，求太太把这孩子收下来当丫头。裕二太太忸怩了一阵，留下了她。等戏班一离开天津，她转手又把忆严送给牌友刘太太，顶了她的麻将牌帐。
刘太太的男人在北京另有个小公馆，一年也不回天津一两趟。这里只住着太太，一个胖小姐和一位抽大烟的少爷。下房里，太太一位远亲以半主半仆的身份当管家，还有个兵痞出身的守夜人。有谁经受过这个世界里的这种生活，只要看看这些成员，就能想到秀儿要有多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挺受过来。谁都比她地位高，谁都比她权力大，谁都可以支使她、折磨她、侮辱她，并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厌倦、仇恨和敌意。
她白天要收拾三个人的屋子，倒三个人的便盆，洗三个人的衣裳，伺候老太太喝茶，伺候少爷抽烟，伺候小姐绣嫁妆。晚上要替管家干活，替守夜人打更。管家和守夜人合伙偷东西。她看得明明白白，说出来，那一男一女半夜里堵上她的嘴，用炉通条烫她；她不说主人又认定是她偷的，让她在雪地里饿着肚子一跪几个小时……
她终于也熬不下去了，觉得这样活着，既看不到希望又没有意义。可是正当她准备了却自己这短短一生的时候，忽然从天外伸过一只救助她的手来。
来了个姓林的客人。
这个人一连来了好几回，每次都是秀儿送的茶。第四次来时，她刚倒了茶要退下，太太说：
“秀儿，先别走，这是大夫。请他验验看你有什么病没有，怎么总这么瘦呢？”
那人慈祥地笑着，拉着秀儿的手说：“别怕，我给你捏捏瘠就是了，不像有别的病。”
他叫秀儿扶着椅子站好，撩开了她的衣服后身，顺着腰往颈部按摩上去，触到肩胛骨处问道：“孩子，你背上这块青痣是从小就有的吗？”
秀儿点点头。
“别处还哪里有？”
秀儿说：“左大腿上也有一块。”
那人放下秀儿，转脸对太太说：“就是的了，请您把文书拿来，我们当场过付了吧。”
太太打发秀儿出屋去，一会儿的工夫管家就来通知她收拾东西，给她道喜，说来的那人是她舅舅，特意来赎她的。
秀儿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祸。可她明明记得自己是什么亲人都没有的，她又惊又怕，浑身哆嗦起来。这时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来找她了，他看了这暗黑潮湿的下房，抚摸着秀儿瘦骨伶仃的肩膀，眼圈红了，哽咽着说：“孩子，外婆找了你许多年了。”这神情，这声音，是秀儿父亲死后再没有见到和听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当作人了。尽管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扑上去抱住他呜咽大哭。
“舅舅”把她从天津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在重庆见到了周伯伯，才知道派人找她的是共产党，是周恩来。才知道那个唱戏的穷演员不是她的亲父亲，而是和她亲生父母住同院的街坊。她父母都是以演员身分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四·一二”时被军阀枪杀了。好心的演员冒着风险，收养了她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孤女，以报答他们生前对他的照顾和资助。周伯伯找了她许多年，抗战开始，河北省的党组织从回到高阳的艺人们口中打听到她的下落，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她。她的父亲也姓周，周伯伯给她起名叫忆严，把她送进了新安旅行团。不久，她随着新安旅行团到了苏北解放区。
在新安旅行团，她没有别的孩子活泼、天真，也没有文化上、艺术上那种早熟的素养。可是她沉着、老练，政治上进步快，对自己要求严，很快地成了个小领导干部。当部队文工团要补充几个青少年时，旅行团就把周忆严输送到新四军来了。
她受到了战争的锻炼，也熟悉了一般的工作方法。可带领两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她还是第一次。
头一件事，她先把自己见到过的老领导们回忆一下，从他们的行为中寻找自己应该遵循的做法。她想到了：第一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第二要发动群众。
小高是小老革命，把她的工作做好，两个人齐心协力帮助俞洁一个人，完成任务就有把握了。
她把小高拉到身边，悄悄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