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滓的泛起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做"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现在可以说能打仗的，是要操练久不想起的洋枪了，但也有现在也不想说去打仗的，那就照欧洲大战时候的德意志帝国的例，来"头脑动员"，以尽"国民一份子" 的义务。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2）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记得了文天祥，岳飞，林则徐，（3）--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
先说一点另外的事罢，这叫做"和平声中"。在这样的声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据说还告诫青年，教他们要养"力"勿使"气"。（4）灵药就有了。第二天在报上便见广告道："胡汉民先生说，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并劝勉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这样的宝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张旧影片，将探险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两亲家游非洲》。
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5），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终于"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6）（六卷七号）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7），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8）"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9）和《艺术三家言》（10）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不成。这恐怕不必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未必会相信。没有法子，只得再加上两个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爱国文艺家所主宰的《申报》所发表出来的--十月五日的《自由谈》里叶华女士云："无办法之国民，如何有有办法之政府。国联绝望矣。......际兹一发千钧，全国国民宜各立所志，各尽所能，各抒所见，余也不才，谨以战犬问题商诸国人。......各犬中，要以德国警犬最称职，余极主张吾国可选择是犬作战 ......"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谈》里"苏民自汉口寄"云："日者寓书沪友王子仲良，间及余之病状，而以不能投身义勇军为憾。王子......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余立行试服，则咳果止，兼旬而后，体气渐复，因念......一旦国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壮志，灭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11）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它音。
（2）《唐书》 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分别为后晋刘癲等和宋代欧阳修等撰。两书的《东夷传》中都有关于"倭奴"的记载。
（3）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岳飞（1103-1142），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名将，因坚持抗击金兵而被投降派宋高宗、秦桧杀害。林则徐（1785-1850），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朝大臣，鸦片战争中，积极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被清政府流放新疆。
（4）胡展堂（1879-1936）名汉民，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右派政客。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后来同广东军阀结成粤派势力，与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相对峙。一九三一年十月，双方打着"共赴国难"的旗号，在上海举行谈判。胡汉民于十四日曾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说："学生固宜秉为民前锋之精神努力，惟宜多注意力的准备，毋专为气的发泄。"
（5）"爱国歌舞表演"以及下文的引语，见一九三一年十月《申报·本埠增刊》连续登载的黄金大戏院的广告。
（6）《草野》 原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王铁华、汤增编辑，自称是文化青年的刊物"。一九二九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年起鼓吹"民族主义文学"。作者在下文提到的"文学青年"、"文学小囡囡"都是对他们的讽刺。
（7）谢六逸（1896-1945）贵州贵阳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下文的徐蔚南，江苏吴县人，当时是世界书局的编辑。
（8）上海文艺界救国会 民族主义文学派打着"抗日"、"救国"旗号组织的文艺团体，也有少数中间派人士参加，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在上海成立。
（9）《日本小品文选》 即《近代日本小品文选》，谢六逸选译，一九二九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10）《艺术三家言》 傅彦长、朱应鹏、张若谷合著，一九二七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11）"灭此朝食" 语出《左传》成公二年，是齐晋两国之战中齐侯所说的话："余姑剪灭此而朝食。"急于要消灭敌人的意思。
以脚报国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
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平" 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绌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她们真" 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华。
（2）"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唐朝的钉梢
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 "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 。据钉梢专家说，那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言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我一向以为这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2），乃知道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那里面有张泌（3）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车入凤城（4），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5）。
这分明和现代的钉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译成白话诗，大概可以是这样：
夜赶洋车路上飞，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但恐怕在古书上，更早的也还能够发见，我极希望博学者见教，因为这是对于研究 "钉梢史"的人，极有用处的。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长庚。
（2）《花间集》 我国晚唐五代词人作品的选集，后蜀赵崇祈编，共十卷。
（3）张泌 晚唐词人，生平不详。《花间集》中收有他的词二十七首。
（4）凤城 传说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吹箫，曾引凤凰降临，所以称她住的城为丹凤城。后来又作京城的别称。
（5）"太狂生" 太轻狂的意思。生，系词尾，无意义。
《夏娃日记》小引
玛克·土温（ＭａｒｋＴｗａｉｎ）（2）无须多说，只要一翻美国文学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纪末至现世纪初有名的幽默家（Ｈｕｍｏｒｉｓｔ）。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开眼笑，就是他那笔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莱门斯（ＳａｍｕｅｌＬａｎｇｈｏｒｎｅＣｌｅｍｅｎｓ，1835- 1910），原是一个领港，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便取量水时所喊的讹音，用作了笔名。作品很为当时所欢迎，他即被看作讲笑话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遗著《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Ｓｔｒａｎ－ｇｅｒ》（3）一出版，却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
含着哀怨而在嘻笑，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知道，美国出过亚伦·坡（ＥｄｇａｒＡｌｌａｎＰｏｅ），出过霍桑（ＮAＨwthorne），出过惠德曼（WaWhitman）（4）都不是这么表里两样的。然而这是南北战争（5）以前的事。这之后，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能有人爱读，卖掉原稿，得到声名。连有名如荷惠勒（ＷAＤAＨｏｗｅｌｌｓ）（6）的，也以为文学者的能为世间所容，是在他给人以娱乐。于是有些野性未驯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国，如詹谟士（ＨｅｎｒｙＪａｍｅｓ）（7），有的讲讲笑话，就是玛克·土温。
那么，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8）里的儿童，还笑道：玛克·土温是我们的。
这《夏娃日记》（Ｅｖｅ'ｓＤｉａｒｙ）出版于一九○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虽然不过一种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点，叙述里夹着讥评，形成那时的美国姑娘，而作者以为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脸上的笑影，却分明是有了年纪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纯熟的手腕，令人一时难以看出，仍不失为活泼泼地的作品；又得译者将丰神传达，而且朴素无华，几乎要令人觉得倘使夏娃用中文来做日记，恐怕也就如此一样：更加值得一看了。
莱勒孚（ＬｅｓｔｅｒＲａｌｐｈ）（9）的五十余幅白描的插图，虽然柔软，却很清新，一看布局，也许很容易使人记起中国清季的任渭长（10）的作品，但他所画的是仙侠高士，瘦削怪诞，远不如这些的健康；而且对于中国现在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处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夜，记
注释：
（1）本篇最初印入李兰译、一九三一年十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的《夏娃日记》，署名唐丰瑜。
（2）玛克·土温 通译马克·吐温，美国小说家，十九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年青时在密西西比河当领港人的学徒，在报告测量河水深度时，常要叫喊"马克吐温"，意思是"水深两口寻"（一口寻合一·八二九米），后来他就以此作为笔名。
（3）《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神秘的陌生人》。
（4）亚伦·坡（1809-1849）通译爱伦·坡，美国作家，著有小说《黑猫》等。霍桑（1804-1864），美国小说家，著有小说《红字》等。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他们都是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
（5）南北战争 也叫"美国内战"（1861-1865），美国北部资产阶级对南部种植园奴隶主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当时美国总统林肯在人民的支持下，采取解放黑奴等民主措施，镇压了南部奴隶主的武装叛乱，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
（6）荷惠勒（1837-1920）通译霍威尔斯，美国小说家。他的创作采用所谓"温和的现实主义"手法，回避阶级矛盾。著有小说《一个现代事例》等。
（7）詹谟士（1843-1916）通译詹姆斯，美国小说家。一八七六年定居英国，晚年入英国籍。著有小说《一位妇女的画像》等。
（8）新土地 指当时的苏联。
（9）莱勒孚（1876-？）美国画家。
（10）任渭长（1822-1857）名熊，字渭长，浙江萧山人，清末画家。
新的"女将"
在上海制图版，比别处便当，也似乎好些，所以日报的星期附录画报呀，书店的什么什么月刊画报呀，也出得比别处起劲。这些画报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着大人先生们的什么什么会开会或闭会的纪念照片而外，还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为什么要绍介于社会的呢？我们只要看那说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Ａ女士，Ｂ女校皇后，性喜音乐。"
"Ｃ女士，Ｄ女校高材生，爱养叭儿狗。"
"Ｅ女士，Ｆ大学肄业，为Ｇ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装束：春天都是时装，紧身窄袖；到夏天，将裤脚和袖子都撒掉了，坐在海边，叫作"海水浴"，天气正热，那原是应该的；入秋，天气凉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东三省，于是画报上就出现了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枪的戎装的女士们。
这是可以使读者喜欢的，因为富于戏剧性。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副对子，一面是"戏场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戏场"。做起戏来，因为是乡下，还没有《乾隆帝下江南》之类，所以往往是《双阳公主追狄》，《薛仁贵招亲》，其中的女战士，看客称之为"女将"。她头插雉尾，手执双刀（或两端都有枪尖的长枪），一出台，看客就看得更起劲。明知不过是做做戏的，然而看得更起劲了。
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而同时，画报上也就出现了这些传奇的插画。但还没有提起剑仙的一道白光，总算还是切实的。
但愿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女士"们都得在绣房里关起来；我不过说，雄兵解甲而密斯（2）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而已。
还有事实可以证明。一，谁也没有看见过日本的"惩膺中国军"的看护队的照片；二，日本军里是没有女将的。然而确已动手了。这是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2）密斯 英语 Ｍｉｓｓ 的音译，意思是小姐。
宣传与做戏
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2），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
这宗话，影子是有一点的。譬如罢，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
不过，这些究竟还有一点影子；究竟还有几个学堂，几个博士，几个模范监狱，几个通电，几套军装。所以说是"说谎"，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3），梅兰芳做《黛玉葬花》（4），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例如杨缦华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我以为应该这样就拉倒。现在回到寓里，做成文章，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且又将那文章送到中国的《申报》上来发表，则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难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还是以为中国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像的还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2）"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英语：宣传。
（3）杨小楼（1877- 1937）安徽石台人，京剧演员。《单刀赴会》，京剧剧目，内容是三国时蜀将关羽（云长）到吴国赴宴的故事。
（4）梅兰芳（1894-1961）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黛玉葬花》，梅兰芳根据《红楼梦》中的情节编演的京剧。
知难行难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2），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3）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 "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4）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5）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6）"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7）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 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8）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9）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2）"偃武修文" 语见《尚书·武成》。
（3）"治国平天下" 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4）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5）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6）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7）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 "**"，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8）"知难行易" 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9）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几条"顺"的翻译
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2）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3）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这一条格言虽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对于读者是有效力的。
因为"信而不顺"的译文，一看便觉得费力，要借书来休养精神的读者，自然就会佩服赵景深教授的格言。至于"顺而不信"的译文，却是倘不对照原文，就连那"不信" 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候，必须读者比译者知道得更多一点，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则，就只好胡里胡涂的装进脑子里去了。
我对于科学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没有什么外国书，只好看看译本，但近来往往遇见疑难的地方。随便举几个例子罢。《万有文库》（4）里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学浅说》里，有这样的一句--
"最近如尼尔及厄尔两氏之对于麦......"
据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个生物学名家 Ｎｉｌｓｓｏｎ－Ｅｈｌｅ 是考验小麦的遗传的，但他是一个人而兼两姓，应该译作"尼尔生厄尔"才对。现在称为"两氏"，又加了"及"，顺是顺的，却很使我疑心是别的两位了。不过这是小问题，虽然，要讲生物学，连这些小节也不应该忽略，但我们姑且模模胡胡罢。
今年的三月号《小说月报》上冯厚生先生译的《老人》里，又有这样的一句--
"他由伤寒病变为流行性的感冒（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的重病......"
这也是很"顺"的，但据我所知道，流行性感冒并不比伤寒重，而且一个是呼吸系病，一个是消化系病，无论你怎样"变"，也"变"不过去的。须是"伤风"或"中寒" ，这才变得过去。但小说不比《生物学浅说》，我们也姑且模模胡胡罢。这回另外来看一个奇特的实验。
这一种实验，是出在何定杰及张志耀两位合译的美国Ｃｏｎｋｌｉｎ 所作的《遗传与环境》里面的。那译文是--"......他们先取出兔眼睛内髓质之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种'代晶质'，足以透视这种外来的蛋白质精以后，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于受孕之雌兔。雌兔经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们的眼睛或晶体并不见有若何之伤害，并且他们卵巢内所蓄之卵，亦不见有什么特别之伤害，因为就他们以后所生的小兔看来，并没有生而具残缺不全之眼者。"
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颇"顺"，可以懂得的。但仔细一想，却不免不懂起来了。一，"髓质之晶体"是什么？因为水晶体是没有髓质皮质之分的。二，"代晶质"又是什么？三，"透视外来的蛋白质"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原文能对，实在苦恼得很，想来想去，才以为恐怕是应该改译为这样的--"他们先取兔眼内的制成浆状（以便注射）的水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感应了这外来的蛋白质（即浆状的水晶体）而生 '抗晶质'（即抵抗这浆状水晶体的物质）。然后再取其血清，而注射于怀孕之雌兔。 ......"
以上不过随手引来的几个例，此外情随事迁，忘却了的还不少，有许多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溜过去，或者照样错误地装在我的脑里了。但即此几个例子，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2）赵景深 四川宜宾人，当时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他在《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三月）《论翻译》一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 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3）杨晋豪 上海奉贤人，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他在《社会与教育》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一年九月）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一文，攻击当时马列主义著作和"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 "生硬"，"为许多人所不满，看了喊头痛，嘲之为天书"。又说"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4）《万有文库》 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出版的大型丛书，收入中外著作两千余种，共四千册。
风马牛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2）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 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ＡｌａｙＯｏｐ》（3）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ｓＴｏｌｄ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4）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 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Ｌｏｖｅ"。（5）《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6）"，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ＤｅｒＺｅｎｔａｕｒ）也已于今年出版"了。这一下"Ｄｅｒ"，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7），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8）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9）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Ｍｉｌｋ"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风马牛，语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意思是齐楚两国相距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后来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2）"国外文坛消息"《小说月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设立的专栏。赵景深是主要撰稿人。
（3）格罗泼（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1897-1977）犹太血统的美国画家，"Ａｌａｙ Ｏｏｐ"是吆喝的声音，格罗泼以此作为画册的名字。
（4）英语："马戏演员的生活和恋爱的图画故事"。
（5）"Ｌｏｖｅ" 英语：爱情。
（6）塞意斯（ＦAＴｈｉｅｓｓ）应译提斯，德国作家。赵景深介绍说四部为：《离开了乐园》、《世界之门》、《健身》和《半人半牛怪》。按这四部书总称为 "青年四部曲"，其中《健身》应译为《魔鬼》，《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些书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陆续出版。
（7）茄门话 即德语。茄门，Ｇｅｒｍａｎ 的音译，通译日耳曼。Ｄｅｒ是德语阳性名词的冠词。
（8）同济学校 一九○七年德国人在上海设立同济德文医学校，一九一七年由中国政府接办，改为同济德文医工大学，一九二七年改为同济大学。
（9）"牛奶路" 这是赵景深在一九二二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樊凯》，（通译《万卡》）时，对英语 Ｍｉｌｋｙ Ｗａｙ（银河）的误译。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2）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3）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4）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5）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 "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6）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2）《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3）《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4）《上海日报》 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5）电通社 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 ○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6）"裸体游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2），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谥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
记得先前的报章上，发表过几个店家的小伙计，看剑侠小说入了迷，忽然要到武当山（3）去学道的事，这倒很和"堂·吉诃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见一点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许多奇迹，还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测起来，大约以回了家为合式。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4）"。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5），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 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6），有"哭秦庭" （7），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8），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9），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讲二十世纪战事的小说，旧一点的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10），棱的《战争》（11），新一点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里面都没有这样的"青年团"，所以他们都实在打了仗。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不堂。
（2）西万提斯（ＭAｄｅ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1547-1616）通译赛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一六○五年；第二部发表于一六一五年。
（3）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旧小说中常把它描写成剑侠修炼的地方。
（4）"青年援马团"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在很短时间内几乎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全部领土。十一月间日军进攻龙江等地时，黑龙江省代理**马占山进行过抵抗，曾得到各阶层爱国人民的支持。当时上海的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要求参加东北的抗日军队，对日作战，但由于缺少坚决的斗争精神和切实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团体不久就涣散了。
（5）国联 "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6）"舆榇" 在车子上载着空棺材，表示敢死的决心。"截指"，把手指砍下，也是表示坚决的意思。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申报》报导，" 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书写血书。
（7）"哭秦庭" 春秋时楚国臣子申包胥的故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当伍子胥率领昊国军队攻破楚国都城的时候，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
（8）孙陵 孙中山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
（9）"不用古典" 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其中第六事为"不用典"。
（10）雷马克（ＥAＭAＲｅｍａｒｑｕｅ，1898-1970）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
（11）棱 通译雷恩（ＬAＲｅｎｎ），德国小说家。《战争》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年出版。
《野草》英文译本序
冯ＹAＳA（2）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但我希望，译者将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3）；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4）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为译本而作的序言，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了。
十一月五日
注释：
（1）《野草》英译本的译稿由译者交商务印书馆，后毁于"一二八"战火，未出版。这篇序文在编入本书之前也没有发表过。
（2）冯ＹAＳA即《野草》英文本的译者冯余声，广东人，当时是"左联"成员。
（3）避居别处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作者因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传闻被列入段祺瑞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中。他在友人的敦促下，从三月下旬起，先后到山本医院、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等处避居，直到五月初回寓。
（4）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 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原属直系）的国民军与奉系张作霖、李景林的军队在京、津间的战争。
"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2），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3）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4）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5），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 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6）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 "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二期，署名明瑟。
（2）学生的请愿 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请愿的事件。对于这次学生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禁止请愿；十七日当各地学生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又命令军警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打伤百余人；十八日还电令各地军政当局紧急处置请愿事件。
（3）哀求国联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多次向国联申诉，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又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军队退入关内为条件请求日军停止进攻；十二月十五日在日军继续进攻锦州时再度向国联申诉，请求它出面干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
（4）冯庸大学 奉系军阀冯庸所创办的一所大学，一九二七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5）中大，南京中央大学。
（6）中公，中国公学；复旦，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亚，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中，上海中学；文生氏，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这些都是当时上海的私立学校。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 和"小说作法"。（2）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3）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Ｓｋｅｔｃｈ（4），决不将Ｓｋｅｔｃｈ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
《北斗》，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八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该刊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许多作家征询意见。本文是作者所作的答复。
（2）关于小说创作法方面的书，当时出版很多，如美国人哈米顿著、华林一译的《小说法程》，孙俍工编的《小说作法讲义》等。
（3）模特儿 英语Ｍｏｄｅｌ的音译。原意是"模型"，这里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原型。
（4）Ｓｋｅｔｃｈ 英语：速写。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Ｙ及Ｔ来信）
ＬAＳA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即祝
近好！
Ｔｓ－ｃAＹA及Ｙ－ｆAＴA上 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Ｙ及Ｔ（2）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3），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4）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画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此复，即颂近佳。
ＬAＳA启。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2）Ｙ，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Ｔ，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3）戈兼（ＴAＧａｕｔｉｅｒ，1811-1872）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诗剧《死的喜剧》等。
（4）波特莱尔 参看本卷第229页注（5）。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ＪＫ来信）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画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Ｚ同志（2）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二十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纱笼"（Ｓａｌｏｎ）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 --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3）。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4）。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5）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6）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7）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罗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罗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是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罗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8）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 绝对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9）。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一九二五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 尾巴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茀理契序文（10）里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这种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人，还不得不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着这种无聊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始终还是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雪白的肮脏的没有力量的手，他爱他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爱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为--甚至于那些最可厌恶的行为。"
（四）"这算收场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华理亚想着， --又是旧的道路，仍旧是那一些纠葛--一切都要到那一个地方......可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没有快乐呵！"
（五）"他自己都从没有知道过这种苦恼，这是忧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恼， --他这样苦恼着的想：他已经二十七岁了，过去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够再回过来，重新换个样子再过它一过，而以后，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一段，你的译文有错误，也就特别来得"不顺"。）现在木罗式加觉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样的一条道路，他看起来是一直的明白的正当的道路，像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人，他们所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个什么人在妨碍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呢。而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也想不到这个仇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想着他的痛苦是因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觉得特别的痛快和伤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这样正当的人，是不能够不信任他，不能够不服从他的。"
（七）"开始的时很，他对于他生活的这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愿意去思索，然而，渐渐的他起劲起来了，他竟写了两张纸......在这两张纸上，居然有许多这样的字眼-- 谁也想不到莱奋生会知道这些字眼的。"（这一段，你的译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也许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罢？或者是你把茀理契空出的虚点填满了？）
（八）"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九）"......沉默的，还是潮湿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麦场上的疏远的人，-- 这些人，他应当很快就把他们变成功自己的亲近的人，像那十八个人一样，像那不做声的，在他后面走着的人一样。"（这里，最后一句，你的译文有错误。）这些译文请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对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译，可以比较得出来的。我的译文，除出按照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有些比起原文来是倒装的，或者主词，动词，宾词是重复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译的。
这里，举一个例：第（八）条"......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这句话的每一个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时，这在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传达得出。而你的译文："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有错误的（也许是日德文的错误）。错误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这一个·字·眼；（二）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够表现那句话的神气。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再则，还有一个例子，比较重要的，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的。这就是第（一）条的 "*新*的......·人"的问题。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Ｔｙｐｅ）--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众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ＪAＫA 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爱的ＪAＫA（11）同志：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12）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12）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14）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15），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16）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 什法师（17）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18）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 ，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 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间"，德译本是"Ｍｅｎｓｃｈ"，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19））和基督教社会主义（20）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ＪAＫA论翻译》。ＪAＫA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这封信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一、二期。
（2）Ｚ同志 指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当时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译有《铁流》等。
（3）"教堂斯拉夫文" 即教会斯拉夫文，是十一至十七世纪东部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鲁特人）在祷告时使用的语文。在俄国，这种文字曾广泛用于宗教性著作和学术著作，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俄语有过很大的影响。
（4）洛莫洛莎夫（ＭAＢAXKqKJKSKL，1711-1765）通译罗蒙索夫，俄国学者，著有《俄国语法》等。现代俄国文学语言即由他开始建立，经过普希金而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普希金（ＡAＣjOTJ1799-183？），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5）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 严复（几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言》中有"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等语。
（6）"严译名著" 指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英国亚当·斯密（1723-1790）《原富》、英国甄克思（1861-1939）《社会通诠》、英国穆勒（1806-1873）《群己权界论》、法国孟德斯鸠（1689-1755）《法意》、英国斯宾塞（1820-1903）《群学肄言》、英国耶方思（1835 -1882）《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这些书曾陆续出版，一九二○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把它们汇集重印，总称《严译名著丛刊》。
（7）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 这是对赵景深翻译主张所作的归纳，参看本书《几条"顺"的翻译》及其注（2）。
（8）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撰有《饮冰室文集》。鲁迅复信中提到的《和文汉读法》，是他写的一本供中国人学日语用的书。
（9）"仓颉" 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我国最初创造文字的人。
（10）茀理契（ＢAＭAi`T_G，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学史家。他曾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写了《代序--一个新人的故事》。
（11）ＪAＫA 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分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12）"强聒不舍" 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13）"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语见《论语·卫灵公》。
（14）桐城气息 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檕（14）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15）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16）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17）什法师（344-413）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18）《大乘起信论》 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19）巴比塞（ＨAＢａｒｂｕｓｓｅ，1873-193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20）基督教社会主义 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把基督教的教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认为只要实行基督教的"博爱"、"互济"等教义，就能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苦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里斯和金斯莱等。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并附记）
一 电影与观众
电影的发明，是新的印刷术的起源。曾经借着活字和纸张，而输运开去，复制出来的思想，是有着使中世的封建底、旧教底社会意识，归于坏灭的力量的。
有产者底社会的勃兴，宗教改革，那些重大的历史底契机，由此得了结果了。现在，在思想的输运上，在观念形态的决定上，电影所负的任务，就更加积极底，更加意识底了。
它是阶级社会的拥护，也是新的"宗教改革"。
这新的印刷术，是由于将运动的照相的一系列，印在Ｚｅｌｌｕｌｏｉｄ的薄膜上而成立的。那活字，并非将概念传给读者，却给以动作和具象。这在直接地是视觉底的这一种意义上，是无上的通俗底的而同时也是感铭底的活字，在原则底地没有言语这一种意义上，则是国际底活字。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效用，就在这一点。
当考察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之际，比什么都重大的，是电影和在那影响之下的大众的关联。
我想用了具体底的数目字来描写它。
据英国的电影杂志《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所发表的统计，则一星期中的电影看客之数，其非常之多如下。
亚美利加
常设馆数15，000人口106，000，000每星期的看客数47，000，000对于人口的比率45％
英吉利
常设馆数3，800人口44，000，000每星期的看客数14，000，000对于人口的比率33％
德意志
常设馆数3，600人口63，000，000每星期的看客数6，000，000对于人口的比率10％。
（Hans Buchner-ImBannedesFilmsSA21）这些常设馆的收容力的总计，是可以看作每日看客数目的平均底数字的，如下所示- -
常设馆与收容力 常设馆数 收容人员
亚美利加 15，000 8，000，000
德意志 3，600 1，500，000
英吉利 3，800 1，250，000
于这些数字，乘以365则得
8，000，000×365＝2，920，000，000（亚美利加）
1，500，000×365＝547，500，000（德意志）
1，250，000×365＝456，250，000（英吉利）
就可以算作一年间的看客总额的大概。
但这些数字，还是一九二五年度的调查，若据较新的统计，则世界各国的常设馆数，总计约在六万五千以上。
内计--
亚美利加 20，000
德意志
4，000
法兰西
3，000
俄罗斯
10，000
意大利
2，000
西班牙 2，000
英吉利 4，000
日本
1，100
（ＬéｏｎＭｏｕｓｓｉｎａｃ-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ｑｕｅｄｕＣｉｎé ｍａ，ＰA17）此次看来，则美，德，英三国，在常设馆数上，显示约三成至一成增加。于看客数，也可以想定为大约同率的增加；于这三国以外的诸国，也可以推为同样的增加率。
就是，虽在一九二五年度的统计，一年间的电影看客的总额，就已经到了在亚美利加是约二十九亿，在欧罗巴是二093鲁迅全集·二 心 集①Ｍｏｕｓｓｉｎａｃ所举的数字，并未揭出调查年度。推想起来，恐怕是一九二七年末的统计罢。据一九二八年度的《Ｆｉｌｍ－Ｄａｉｌｙ》及其他的调查，则亚美利加于这数字上，增加2 ％，有二万五百的常设馆；日本增加10％成为一千二百；德国增加30％成为五千二百六十七（收容座位数一八七六六○一）了。而这些，还是除掉了移动电影馆，非商业底剧场的数字。十亿，在亚细亚，腊丁·亚美利加，加拿大，亚非利加等是十亿，总计五十九亿那样的好像传奇的空想底数字了。
电影所支配的这庞大的观众，以及电影形式的直接性，国际性，--就证明着电影在分量上，在实质上，都是用于大众底宣传，煽动的绝好的容器。
二 电影与宣传
要正当地认识那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价值，必须知道所谓"宣传电影"这一句熟语，以及那概念之无意?
为了介绍日本的好风景于外国，以招致游客而作的电影富士山，艺妓，日光，温泉等等，我们常常称之为宣传电影，凡这些，有时是因了教导疾病的预防法，奖励邮政储金，劝诱保险之类的目的而照的。那时候，我们便立刻感到装在那些软片之中的目的，领会了肺结核之可怕，开始贮金，加入生命保险去。然而利用了公会堂，小学校讲堂之类来开演的宣传电影，往往是不收费用的，既然白给人看，便会立刻发生疑惑，以为来演的那一面，一定有着白给人看的根由。这种宣传电影，目的意识就马上被看透。
有着衰老而盲目的母亲的独养子一太郎君，得了召集令，将母亲放在她的一切衰老和盲目之中，"为了君国"，出征去"膺惩可恶的仇敌"了。勇壮的日章旗，万岁，一太郎呀！我们往往被给看这种军国美谈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乃是×××电影公司所制的商业电影，当开演时，也并不叨公会堂和小学校讲堂的光，收取着有名誉的观览费，在普通的常设馆里堂皇地开映。一到这样，善良而无疑的看客，便不觉得这是宣传电影了。他们就将自己的付过正当的观览费这一个事实，做了那影片并非宣传电影的证明。其实，单纯的看客，是没有觉到陷于被那巧妙地布置了的宣传所煽动，所欺骗，然而对于那欺骗，还要付钱的二重欺骗的。
在市民底的用语惯例上的"宣传电影"的无意义，大略就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目的的电影，因而就不是宣传电影的电影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幻想的缘故。
我们能够就现在所制成的一切影片，将那隐微的目的--有时这还未意识底地到了目的地步，止是倾向以至趣味的程度罢了，但那倾向以至趣味，结果也是一个重要的宣传价值--摘发出来。那或是向帝国主义战争的进军喇叭，或是爱国主义，君权主义的鼓吹，或是利用了宗教的反动宣传，或是资产者社会的拥护，是对于革命的压抑，是劳资调和的提倡，是向小市民底社会底无关心的催眠药，--要之，是只为了资本主义底秩序的利益，专心安排了的思想底布置。
在一九二八年，开在墨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席上，关于电影，有了"将电影放在劳动者阶级的手中，关于苏维埃教化和文化的进步的任务，作为指导，教育，组织大众的手段。"的决议了。苏维埃电影的任务，即在在世界的电影市场上，抗拒着资本主义底宣传的澎湃的波浪，而作×××××宣传。
世界现今是正在作为第二次大战的准备的，观念形态斗争的涡中。而电影，是和那五十九亿的看客一同，可以在这斗争的秤盘上，加上决定底的重量去的。
三 电影和战争
资本主义底宣传电影之中，占着最重要的部门的，是战争影片。
将战争收入电影里去，已经颇早了。当电影刚要脱离襁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罗马，巴比伦，埃及之类的兵卒的打仗。这是那时的电影对于舞台的唯一的长处，为了要使利用了自由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就地摄影）和巨大的Ｓｅｔ（场内陈设）和大众摄影的光景的魅力，发现到最大限度，所以设法出来的。辉煌的古代的铠甲，环以城垣的都市，神祠，奇怪的偶像，枪，盾，矛，火箭，石弩，这样异域情调的，而在当时，又是壮丽的布置，便忽然眩惑了对于电影还很幼稚的大众的眼，正合了时尚了。
但在初期的这类的战争，归根结蒂，和大排场的马戏，比武之类的把戏，也并无区别。古代罗马和凯尔达戈，都不是现代电影看客的祖国。战争也不过仗了那动底的煽情底的视觉，使他们兴奋，有趣罢了。
引进近代的战争去，而在那里面分明地装入有意识的宣传底要素的最初的电影制作者，我以为恐怕是葛蕾菲士（ＤAＷAＧｒｉｆｆｉｔｈ）罢。他在取材于南北战争的《一民族之诞生》（Ｂｉｒｔｈ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亚美利加》（Ａｍｅｒｉｃａ）这些影片上，赞美北军的英雄主义，将所谓合众国建国的精神，化为正当，化为美丽了。凡这些，虽不如后出的许多好战底影片那样，积极底地鼓吹了对外战争，但那目的，则仍在对于国民中有着驳杂分子的人种博物馆一般的合众国和其居民，涵养其确固的国家底概念，爱国心。"十足的亚美利加人"这一句口号，流行起来，成为"亚美利加化" 运动的有力的武器，对于从爱尔兰来的巡警，从昔昔利来的菜商，于黑人，于美洲印第安，也都想印上这脸谱去了。
"亚美利加化"的历程，以欧洲大战的勃发，亚美利加的参战，以及和这相伴的急速的帝国主义化为契机，而告了完成。
亚美利加和对德宣战同时，还必须送一百万军队到法兰西去，于是开始了速成的募兵，施行了速成的海军扩张。奏着煽动底的进行曲的军乐队，在各处都市的大街上往来，各十字路口帖着传单，报纸独于此时候说些"亚美利加市民"的义务。易受煽动的青年们，或者为着不去应募，将被恋人所鄙弃，或者为着对于生活，觉得厌倦，或者又为着"进了海军去看看世界"，就来当募兵了。当此之际，亚美利加政府之宣传，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而且最见效果的了。
在这宣传之战，充了最主要的脚色的，是新闻和电影。当这时期，在本来的意义上的战争电影，这才制作出来了。在以根据西班牙的发狂底反对德国者伊本纳支（Ｂｌａｓｃｏ ＩｂáｎAｅｚ）的原作《默示录的四骑士》（ＦｏｕｒＨｏｒｓｅｍｅｎｏｆ）（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我们的海》（ＭａｒｅＮｏｓｔｒｕｍ）为代表作品的战争影片上，亚美利加的支配阶级便描写出德国军队的如何凶残，德国潜艇的如何非人道，巧妙地煽动了单纯的花旗人。
然而花旗帝国主义开始呈露它本来的锐锋，却在欧战收场之后，懂得了大众的军国化，是应该在平时不断地安排的时候。
在一九二○年代的前半，切实地支配了全世界人类的脑子的，首先是活泼泼的战争的记忆。于是发生一种欲望，要符世界大战这一个重大的历史底事件，在国民底叙事诗的形态上，艺术底地再现出来，正是自然的事。而所作的电影，就切实地倾向大众的兴味和感情上去，也正是自然的事。将这有利的情势，忽然利用了的，是花旗帝国主义。战争的叙事法，便以最为好战底的煽动企图，创作出来了。
战争影片的不绝的系列，产生了。《战地之花》（Ｂｉｇ Ｐａ－ｒａｄｅ），《飞机大战》（Ｗｉｎｇｓ）以下，许多反动底宣传影片，列举名目就不胜其烦。不消说，那些电影是没有战时的纯粹的煽动影片一般地露骨的，制作之法，是添些乐剧式恋爱的适当的甘甜，以及掩饰些人道主义底的战争批评的药料，弄得易于下咽，使能在较自然，较暗默之中，达到宣传的目的。但虽然是十分小心的假面，而其究竟目的之所在，则同是将遮眼的东西给与大众，使不明帝国主义底战争的本质，以及赞美亚美利加军队的英雄主义，有时还宣传军队生活的放恣和有趣罢了。（我深惜在这里没有揭出这种战争影片的完全的目录，以那代表底的几个例子，来使我的叙述更加具体起来的纸面和时间了。但我相信将来会有补正的机会的。）
就战争和电影所历叙的这些事实，那自然，也决不是惟亚美利加所独有的特别现象。倒是在别的一切帝国主义强国里，都在争先兴办的。德国将《大战巡洋舰》（Ｅｍｄｅｎ）《世界大战》（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等呈在我们的眼前，法国是制作了《凡尔登 --历史的幻想》（Ｖｅｒｄｕｎ--Ｖｉｓｉｏｎ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蔼克巴什》（Ｌ'Ｅｑｕｉｐａｇｅ）等，英国则以《黎明》（Ｄａｗｎ），日本则以《炮烟弹雨》，《地球在回旋》和《蔚山洋西的海战》等，竭力用心于"军事思想"的普及。
当叙述完战争电影之际，而没有提及作为几个例外底现象的反对战争的倾向，怕是不妥当的罢。
我们在《战地之花》里，在几个段落里，虽然是太感伤底的，然而总算也看见了描写着诅咒战争的心情。那心理，在《战地鹃声》（ＷｈａｔＰｒｉｃｅＧｌｏｒｙ）中，就更为积极底地表白着。但在这些影片上，对于战争的确然的批评和态度，并无一定。只有着和卓别林（ＣｈａｒｌｉｅＣｈａｐｌｉｎ）曾在《从军梦》（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ｒｍｓ）里，将战争化为谑画了那样的同一程度的认识。
和这比较起来，技术上非常卓拔的战争影片《帝国旅馆》（ＨｏｔｅｌＩｍｐｅｒｉａｌ）的导演者ＥｒｉｃｈＰｏｍｍｅｒ所作的《铁条网》（ＢａｒｂｅｄＷｉｒｅ），倘临末没有那高唱人类爱的可笑的夸张，则和猛烈地讽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名喜剧《阵后谐兵》（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Ｆｒｏｎｔ）一同，大概是可以属于反战争电影的范畴的了。
四 电影与爱国主义
爱国底宣传电影，也是世界大战后的显著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电影，虽有外形上的差违，但终极之点，是在向帝国主义战争的意识的准备，鼓舞，在那君权主义上，在那好战性上，和战争影片是本质底地相关联的。
那么，那目的是在那里呢？
直接地，是宣传团体观念，国旗之尊严，间接地，是奖励暴力，使民心倾向右翼政党，当和外国争夺资本市场之际，即刻有军事行动的事，成为妥当化。
这种影片的最活泼的影响，大抵见于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大总统的时期，如德国的国权党，尤其是能够仗了爱国主义的电影，博得许多的投票。
例如叫作《腓立大王》（ＦｒｉｄｅｒｉｃｕｓＲｅｘ，这在日本，是大加短缩，改题为《莱因悲怆曲》了）的普鲁士勃兴的历史影片，是其中的最获成功的。那正是大战后的张皇的时代，且正值跟着德国革命的失败而来的反动的火头上，这是有产阶级的巧妙的宣传。穷极，饿透了的小市民们，在这影片中，看见精锐的腓立大王的禁军的行进，看见七年战争的冠冕堂皇的胜利，于是想起了往日的皇帝的治世，便在无智的廉价的感激中，鼓掌蹈足，吹起口笛来了。
接着这个，而国民底英雄俾士麦的传记，化成电影了，兴登堡的传记，化成电影了。
《俾士麦》（Ｂｉｓｍａｒｃｋ）者，单为了那制作，就设起俾士麦电影公司来，照成了两部二十余卷的巨制，凡在这帝国主义底政治家一生中的一切爱国底，煽情底的要素，都一无遗漏地填进在那里面。①
《兴登堡》（Ｈｉｎｄｅｎｂｕｒｇ）者，是乘这老将军当选为大统领--这叨光于影片《腓立大王》和《俾士麦》之处是多么793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①《俾士麦》影片公演时所散布的纲要书上，载着这样的说明--"我们的影片的祖国底的目的（ｄｅｒｖａｔｅｒｌａｅｎｄｉｓｃｈｅＺｗｅｃｋ），也规定了那内面的结构和事件的时间底限制。所以俾士麦的少年时代，仅占了极简略的开端。（中略。）而且这故事，是应该以一八七一年的德意志建国收场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跟着发生的国内的纷争，以及他的退隐，是惹起阴沉的回忆，不使观者结合，却使之乖离，有违于这电影全体的祖国底的目的的缘故。这影片的主要部分，是将从一八四七年，俾士麦入了政治底生活的时候起，至一八七一年止，作为一个完成了的戏曲的。（下略。）"的大呵。- -之机，为了他的收罗人心而作的。
一九二七年春，德意志国权党领袖之一，奥古斯德·霞尔书店的事实上的所有者福干培克，乘德国大公司之一乌发公司的财政危机，买进了那股票的过半，坐了乌发公司总经理的交椅了。于是德国的电影事业和那影响力，便全捏在国权党的手里。福干培克立刻在乌发公司的出品计划上，露骨地显示了他的政治底主张。那最是世界底的例子，是《世界大战》（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的二部作。
对于这，社会民主党的内阁便即刻取了牵制底手段。就是，使德意志银行来对抗福干培克，投资于乌发公司。为了使德国的独占底大电影公司不成为国权党宣传机关，这是不得已的方法。
《世界大战》①已有删节的片子，绍介于日本（译者按：在上海，去年也大演了一通），那是有着怎样的倾向和主张的事，大约现在早可以无须详说了罢。
在表面上所标榜的，《世界大战》是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中所摄的各国（大抵是德法）的照片，凭了纯粹的历史底客观而编辑的留在软片上的记录。
而且这比起专一描写本国军队的胜利，的勇敢，的爱国的亚美利加式电影来，也真好像近于写实。然而注意较深的观察者，却即刻可以看见。从丹南培克之战起，常只将兴登893
鲁迅全集·二 心 集①当《世界大战》开演之际，关于这影片，有一个将军述其所感，登在报上道。--"战争是完全可怖的，但我们是认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再没有较之辱没自己的职务，尤为可怖的运命了。我们的青年们，对于战争的恐怖，应该以平静的镇定和确固的意志而进行。所以这影片的凄惨的场面，决不是可以厌恶的东西，却对于这影片给了意义，增了价值。"
堡将军的胜利，重复地映出了好几回。而且和写着"在战时屡救祖国的将军，当平和时，也作为大统领而尽力于祖国"等语的字幕一同，这电影也就完结了。①
五 电影和宗教
通一切时代，宗教一向在供支配阶级的御用，是已经证明了许多次数的。
这在东洋，则教人以佛教底的忍从和蔑视现世，在西方，则成为基督教底平和主义，想阻止现存的阶级社会的积极底改革。
到二十世纪，宗教虽然已经失却了昔日的权威和信仰，但倒是因为失却，所以对于那支配阶级的奴仆状态，也就愈加露骨，故意起来了。
在物质文明发达较迟的国度中，宗教还有着大大的宣传煽动力。资本主义于是将宗教和电影相结合，能够同时利用了。
例如，《十诫》（ＴｈｅＴ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基督教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宾汉》（ＢｅｎＨｕｒ），《万王之王》（ＫｉｎｇｏｆＫｉｎｇｓ），《犹太之王，拿撒勒的耶稣》（ＩAＮAＲAＩ）之类的基 ９９３现代电影与有产①作为属于这范畴的影片，可以列举出《路易飞迭南公子》（ＰｒｉｎｚＬｏｕｉ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乌第九号》（ＵA9A），《猫桥》（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ｇ），《律查的猛袭》（ＬｕｅｌｚｏｗｓＷｉｌｄｅＶｅｒｗｅｇｅｎｅＪａｇｄ），《希勒的军官们》（Ｓｃｈｉｌｌｓｃｈｅ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大战巡洋舰》（Ｅｍｄｅｎ），《我们的安覃》（ＵｎｓｅｒＥｍｄｅｎ）及其他的德国影片；《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贞德》（Ｊｅａｎｎｅｄ'Ａｒｃ）--但并非输入日本的ＫａｒｌＤｒｅｉｅｒ的作品--等法国影片；《珂罗内勒和孚克兰岛的海战》（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ｓｏｆＣｏｒｏｎｅｌａｎｄＦａｌｋ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ｓ）等英国影片来。至于亚美利加，则连在《彼得班》（ＰｅｔｅｒＰａｎ》，《红皮》（ＲｅｄＳｋｉｎ）之类的童话和乐剧中，也发见了训导Ｓｔａ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ｉｐｅｓ（译者按：星星和条纹＝花旗）之尊严的机会了。教宣传电影，《亚细亚之光》（ＤｉｅＬｅｕｃｈｔｅＡｓｉｅｎｓ），《大圣日莲》之类的佛教电影，是和感激之泪一同，从全世界的愚夫愚妇，善男信女的衣袋里，赚得确实的布施，从商业底方面看起来，也是利益最多的影片。一切宗派中，罗马加特力教会是最留意于电影的利用的，每年开一回电影会议，议定着那一年中全世界底宣传的计划。
在我们的周围，宗教之力早已几乎视若无物了。至多，也不过本愿寺，日莲宗之流，组织了巡行电影团，竭力想维系些乡下农民的信仰。然而因此便推定宗教的世界底无力，是不可以的。只要看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的历程中。还不能放掉对于宗教的斗争，而在实行的事实，大概就可以明白其间情势了。①
六 电影和有产阶级
为资本主义底生产方法和有产者政府的监视所拘束的现今电影的一切，几乎都被用于拥护有产阶级的事，我相信是已经很明显了的。
但在这里，却将电影和有产阶级的关系，限于较狭的意义，只来论及直接服役于市民有产阶级的光荣和支配的电影这一种。
这种电影，可以分成三样概括底区别。
那第一种，是和封建底，乃至贵族底社会相对抗，而尽讴歌有产阶级之胜利的任务的。因此那全部，几乎都是取材于市民底社会的勃兴的历史影片。××，或者××的野兽底横暴，在其下尝着涂炭之苦的农民，工商阶级。到影片的第七卷，而有产阶级终于蜂起，将电影底的极顶（Ｃｌｉｍａｘ）和壮大的群集（ｍｏｂｓｃｅｎｅ），在这里大行展开，这是那典型底的结构。但在大多数的影片上，有产阶级是决不作为一个阶级底总体而蹶起的，大抵由一个（往往是贵族出身，年青，而又眉目秀丽的！）英雄所指导，力点就放在那个人底的英雄主义上。作为那最是性格底的作品，读者只要记起《罗宾汉》（ＲｏｂｉｎＨｏｏｄ），《斯凯拉谟修》（Ｓｃａｒａｍｏｕｃｈｅ），《定情之夕》（ＡＮｉｇｈｔｏｒＬｏｖｅ）来，大约就足够了。在日本的时代剧，尤其是剑剧影片之中，我们也有那不少的例子。
但是，我们又能够在那历史底时代，发见新兴有产阶级所演的革命的脚色，和现在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其间有很大的类似（Ａｎａｌｏｇｉｅ）。倘作者将意识底的强音（Ａｋｚｅｎｔ）集中于此的时候，是可以产生优秀的作品的。如《熊的结婚》，《农奴之翼》，《斯各丁城》，《忠次旅行日记》等，便是那仅少的代表。
第二种，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电影。
《党人魂》（ＶｏｌｇａＢｏａｔｍａｎ）是当内务省检阅之际，惹起了大问题，终于遭了警视厅来制限其开映的忧患的影片，但那内容是什么呢？
《大暴动》（Ｔｅｍｐｅｓｔ；译者按：在上海映演时，名《狂风暴雨》）也靠了长有数卷的小插画，这才好容易得以许可开演的影片，然而那所选的是怎样的主题呢？
这些影片，是只在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背景这一点上，因而遭了禁止，或重大的删剪的。但要之，那所描写，是将无产阶级革命当作了无统制的暴民的一揆。无教育而不道德的农民和劳动者，倚恃着多数，攻入贵族的城堡去，破坏家具，××美丽的少女，酗酒，单喜欢流血。那是在无产阶级的胜利上，特地蒙上暴虐的假面，涂些污泥，使小市民变成反革命起见而作的有产阶级的××。我们于此，看见了如拥护有产者社会而设的宣传电影，却被×××××××的××所禁止的那种奇怪而且愉快的现象了。
固然，在《约翰南伊之爱》（ＬｉｅｂｅｄｅｒＪｅａｎｎｅＮｅｙ）和《最后的命令》（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ｏｍｍａｎｄ）上，剪去了十月革命，那却是检阅者十分做了他所该做的事的。
最后，就来了以《大都会》（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译者按：在上海映演时，名《科学世界》）为典型的劳资调和电影的一连串。
关于《大都会》，现在已经无须在这里缕述了。那是揭着"头和手之间，非有心脏不可"这标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宣讲着资本家和劳动者可以不由战争，但靠相互底的协力与爱，即能建设新社会云云的巴培尔塔以前的童话。①七 电影与小市民
有产阶级的电影底宣传，一到阶级间的对立逐渐鲜明地，204鲁迅全集·二 心 集①论难攻击了《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而显了英雄的英国的改良主义底时行作家威尔士（ＨAＧAMＷｅｌｌｓ），在那近著《ＴｈｅＫｉｎｇＷｈｏＷａｓａＫｉｎｇ- 《T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ａＦｉｌｍ》上，关战争的绝灭，大耍着使日内瓦的政治家们也要脸红那样反动底Ｄｅｍａｇｏｇｉｅ（笼络群众手段），那是滑稽之至的。
决定底地尖锐起来，也就陷在无可避免的绝地里了。在实际上，电影是以大多数的小市民和无产阶级为看客的。而他们，小市民和无产阶级，早已渐渐地觉察出有产阶级的诡计来了。就是，已经注意于"支配阶级制作了宣布那服从于己的观念形态的影片，而以此来做掠取无产者的衣袋的手段"这事实的真相了。
卢那卡尔斯基关于苏维埃电影，曾经说明过"拙劣的煽动，却招致反对的结果"这原则，在这里，却被有产者底地应用了。
露骨的宣传是停止了。最所希望的，是使电影的看客看不见"阶级"这观念。至少，是坐在银幕之前的数小时中，使他们忘却了一切社会底对立。
这样子，就产生了小市民的影片。①在淞市民家庭剧中，有两种特征底的倾向，一，是那罗曼主义。
二，是那弄玄妙（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粗粗一看，则现在的电影，尤其是电影剧，乃是写实主304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①关于小市民影片的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所作的拙稿《电影美学以前》里，虽然很简约，却已曾略述过了的。以下数行，请许其拔萃，以便读者的理解。"（前略）登场人物，是在高大的宫殿里占着王座的富豪。富豪，是良善的。富豪的女儿，是美的。小市民出身的年青的男子，溜出阶级斗争的背后，要高升到富豪的家族里面去。他就简单地只靠了恋爱，走上了一段阶级的梯子。为了他和富豪的女儿，常设馆的可怜的乐队，就奏起结婚进行曲来。"富豪由此得到恭维。小市民为这飞腾故事所激励，觉得要誓必尽忠于有产阶级。"但人们，大部分是无产者的人们，这样却还不满足。"没有破绽的商人，于是来设法。他们便想一切都避开'阶级'这一个观念。"于是家庭剧发生了。那对于阶级的对立，是彻头彻尾，要掩住看客的眼睛，连两个不同的阶级的存在，也避开不写。将一切问题和倾向，都置之不顾，但竭力将'谨慎的'小市民的生活，仅在他们的生活圈内，描写出来。那'大抵是关于恋爱的柔滑的故事'，或则以母**为主题，其中虽一个无产者，一个资本家，也不准登场。只有小市民阶级作为惟一的阶级，在独裁着。（后略）"义底的。而且许多人们，都抱着这样的幻想。但其实，除了极少数的第一流作品以外，一切全没有什么现实底的申诉的。
自然，虽说是罗曼主义，但和给十九世纪时有产阶级革命的艺术以特征的那生着火焰之翼的罗曼主义，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平庸，近视，乐天底的小市民们而设的，也是平庸，近视，乐天底的罗曼主义。这于迭克萨的农民，芝加各的公司人员，亚理梭那的牧童，纽借那的送牛奶人，纽约的速记生，毕兹巴格的野球选手，东京的中学生，横滨的水手，无不相宜。说起来，就是Ｒｅａｄｙ－ｍａｄｅ（现成）的罗曼主义。作为那象征底的形相，则有珂林·谟亚（ＣｏｌｌｉｎＭｏｏｒｅ），瑙玛·希拉（ＮｏｒｍａＳｈｅａｒｅｒ），克莱拉·宝（ＣｌａｒａＢｏｗ），从一九二六年起，顺次登场来了。就是那样程度的罗曼主义。
每星期薪水（美金）二十五元的大学生出身的公司职员和美尔顿百货公司的娇娃的恋爱故事。珂尼·爱兰特。新福特式的跑车。爵兹乐舞。打猎。
至于这花旗罗曼主义上所必要的此外的布置和氛围气，则读者倘一看《ＶａｎｉｔｙＦａｉｒ》的广告栏，更所希望的，是往就近的电影馆，一赏鉴任何的亚美利加影片，大约便能自己领悟的罢。
读者必须明白，这小市民底的罗曼主义，是和亚美利加资本主义还在走着上行线的这一个公式底认识，有不可分的关联的。这事实，在一方面，是每年将九十亿元的国帑，撒在有产阶级的怀中，而使发生了叫作所谓"ＦｏｕｒＨｕｎｄｒｅｄｓ"的有闲阶级，利子生活者的大群。①而且有闲阶级，利子生活者的大群，则使他本身的消费底文化，娱乐机关，极端地发达起来了。而从那消费底文化的母胎中，就酦酵了为一切文化烂熟期之特色的一种像煞有介事，通人趣味，低徊趣味，讽刺，冷嘲等。这过度地洗炼了的生活感情，他们称之为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卖弄巴黎式的Ｃｈｉｃ，以及花旗式地解释了的ｈａｒｄ－ｂｏｉｌｅｄ之类的话，都和这相关联，而为人们所欢喜。
卓别林在《巴黎一妇人》（ＡＷｏｍａｎｏｆＰａｒｉｓ）里，居然表现了那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模范（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刘别谦（ＥｒｎｓｔＬｕｂｉｔｓｃｈ）在《婚姻范围》（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ｉｒｃｌｅ）里，表现于一套片子上面了。蒙太·培尔，玛尔·辛克莱儿，泰巴第·达赖尔等许多后继者们，都发挥了电影界的玄妙家腔调。
但是，亚美利加虽在那一切的资本主义底兴隆，但本身之中，却已经包藏着到底消除不尽的内底矛盾，而在苦闷。消费不能相副的一面底生产，失了投资市场的大金融资本，荷佛政府的积极底外交，拥抱着五百万失业者的天国亚美利加，现在是正踏在不可掩饰的阶级底对立的顶上了。
这社会情势，将怎样地反映在亚美利加影片之中呢，那是很有兴味的将来的问题。
译者附记
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原是《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所谓"宣传，煽动"者，本是指支配阶级那一面而言，和"造反"并无关系。但这些字面，现在有许多人都不大喜欢，尤其是在支配阶级那方面。那原因，只要看本文第七章《电影与小市民》的前几段，就明白了。
本文又原是《电影和资本主义》中的一部分，但全书尚未完成，这是据发表在《新兴艺术》（3）第一，第二号上的初稿译出来的。作者在篇末有几句声明，现在也译在下面："我的，《电影和资本主义》，原要接着本稿，更以社会底逃避的电影，无产阶级方面所作的宣传电影等，作为顺次的问题，臻于完成的。但现在，则仅以对于有产阶级电影的如上的研究，暂且搁笔。
"又，本稿不过是对于每一项目，各能写出独立的研究那样的浩瀚的材料，给了极概括底的一瞥，在这一端，是全篇过于常识底了。请许我声明我自己颇以为憾的事。"
但我偶然读到了这一篇，却觉得于自己很有裨益。上海的日报上，电影的广告每天大概总有两大张，纷纷然竞夸其演员几万人，费用几百万，"非常的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空前巨片"，真令人觉得倘不前去一看，怕要死不瞑目似的。现在用这小镜子一照，就知道这些宝贝，十之九都可以归纳在文中所举的某一类，用意如何，目的何在，都明明白白了。但那些影片，本非以中国人为对象而作，所以运入中国的目的，也就和制作时候的用意不同，只如将陈旧枪炮，卖给武人一样，多吸收一些金钱而已。而中国人对于这些的见解，当然也和他们的本国人两样，只看广告中借以吸引看客的句子，便分明可知，于各类影片，大抵都只见其"非常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了。然而，冥冥中也还有功效在，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事巨片，不意中也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看见他们"非常风情浪漫"的爱情巨片，便觉得太太如此"肉感"，真没有法子办--自惭形秽，虽然嫖白俄妓女以自慰，现在是还可以做到的。非洲土人顶喜欢白人的洋枪，美洲黑人常要强奸白人的妇女，虽遭火刑，也不能吓绝，就因看了他们的实际上的"巨片"的缘故。然而文野不同，中国人是古文明国人：大约只是心折而不至于实做的了。
因为自己看过之后，大略发生了如上的感想，因此也想介绍给一部分的读者，费去许多工夫，译出来了。原文本是很简短的，只因为我于电影一道是门外汉，虽是平常的术语，也须查考，这就比别人烦难得多，即如有几个题目，便是从去年的旧报上翻出来的，查不到的，则只好"硬译"，而且误译之处，也恐怕决不能免。但就大体而言，我相信于读者总可以有一些贡献。
去年，美国的"武侠明星"范朋克（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因为美金积得太多，到东洋来游历了。上海有几个团体便豫备欢迎。中国本来有"捧戏子"的脾气，加以唐宋以来，偷生的小市民就已崇拜替自己打不平的"剑侠"，于是《七侠五义》，《七剑十八侠》，《荒山怪侠》，《荒林女侠》，......层出不穷；看了电影，就佩服洋《七侠五义》即《三剑客》（4）之类。古洋侠客往矣，只好佩服扮洋侠客的洋戏子，算是"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亦且快意"（5），正如捧梅兰芳者，和他所扮的天女，黛玉等辈，决不能说无关一样，原是不足怪的。但有些人们反对了，说他在演《月宫宝盒》（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6））时摔死蒙古太子，辱没了中国。其实呢，《月宫宝盒》中的英雄，以一偷儿连爬了两段阶级的梯子，终于做了驸马，正是译文第七章细注里所说，要使小市民或无产者"为这飞腾故事所激励，觉得要誓必尽忠于有产阶级"的玩艺，决不是意在辱没中国的东西。况且故事出于《一千一夜》（7），范朋克并非作家，也不是导演，我们又不是蒙古太子的子孙或奴才，正不必对于他，为美金而演剧的个人，如此之忿忿。但既然无端忿忿了，这也是中国常有的惯例，不足怪的A--在见惯者。后来范朋克到了，终于有团体要欢，然而大碰钉子，?范氏代表谓范氏绝对不允赴公共宴会"，竟不能得到瞻仰洋侠客的光荣。待到范朋克" 到日本后，一切游程，均由日人代为规定，且到东京后，将赴影戏院，与日本民众相见" （见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戗》），我们这里的蒙古王孙乃更不胜其没落之感，上海电影公会有一封宛转抑扬的信，寄给这"大艺术家"。全文是极有可供研究的处所的，但这里限于纸面，只好摘录了一点--"曾忆《月宫宝盒》剧中，有一蒙古太子，其表演状态，至为恶劣，足使观者之未知东方历史，未悉东方民族性质者，发生不良之印象，而能成为人类相爱进程上绝大之阻碍。因东方中华民国人民之状态，并不如其所表演之恶劣也。敝会同人，深知电影艺术之能力，转辗为全世界一切民情风俗智识学问之介绍，换言之，亦能引导全世界人彼此之相爱，及世界人类彼此之相憎。敝会同人以爱先生故，以先生为大艺术家故，愿先生为向善之努力，不愿先生如他人之对世界为不真实之介绍，而为盛誉之累也。"
文中说电影对于看客的力量的伟大，是很不错的，但以为蒙古太子就是"中华民国人民"，却与反对欢迎者流，同一错误。尤其错误的是要劝范朋克去引"全世界人彼此之相爱"，忘却了他是花旗国（8）里发了财的电影员。因此一念之差，所以竟弄到低声下气，托他去绍介真实的"四千余年历史文化所训练的精神"于世界了--"敝会同人更敢以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之精神，大声以告先生。我中华人民之尊重美德，深用礼仪，初不异于贵国之人民。更以贵国政府常能于世界国际间主持公道，故为我中华人民所敬爱。先生于此次东游小住中，想已见到真实之证据。今日我中华政治之状态，方在革命完成应经历之过程中，有国内之战争，有不安静之纷扰，然中华人民对于外来宾客如先生者，仍能不忘应有之礼节，表示爱人之风度。此种情形，先生当能于耳目交接之间，为真实之明了。虽间有表示不同之言论者，然此种言论，皆为先生代表以及代表引为己助参加发言者不合礼节隔离人情之宣言及表示所造成。......"希望先生于东游之后，以所得真实之情状，介绍于贵国之同业，进而介绍于世界，使世界之人类与中华所有四万万余之人民为相爱之亲近，勿为相憎之背驰，以形成世界不良之情状，使我中华人民之敬爱先生，一如敬爱美国之政府。"
但所说明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咱们蒙古王孙即使国内如何战争，纷扰，而对于洋大人是极其有礼的。就是这一点。
这正是被压服的古国人民的精神，尤其是在租界上。因为被压服了，所以自视无力，只好托人向世界去宣传，而不免有些谄；但又因为自以为是"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的，还可以托人向世界去宣传，所以仍然有些骄。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我想，如《电影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书，现在是万不可少了！
一九三○，一，十六，Ｌ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Ｌ。
（2）岩崎·昶 日本电影评论家。一九二九年曾组织过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日本映画社制片局长，东宝电影公司制片人等。著有《电影艺术史》、《电影与资本主义》等。
（3）《新兴艺术》 日本文艺期刊，田中房次郎编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创刊，东京艺文书院出版。
（4）《三剑客》 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小说《三个火枪手》（又译《侠隐记》）改编的一部美国电影。
（5）"过屠门而大嚼"等语，见《文选》曹植的《与吴季重书》。（6）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 即《巴格达的窃贼》。
（7）《一千一夜》 即《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谈》，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
（8）花旗国 美国国旗以星星和条纹的图案组成，旧时上海等地以"花旗"代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