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1）和《奔流》（2），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3）。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4），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5）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6）。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7）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8）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9）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10）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11）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12）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13），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 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Ｆｒａｎｚ Ｍｅｈｒｉｎｇ）（14）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15）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16）。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注释：
（1）《语丝》 参看本卷第8页注（10）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2）《奔流》 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3）《萌芽》 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4）作者一九三○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5）象牙塔 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6）"蜗牛庐" 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携火以自炙，**独语"。
（7）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8）"庶几得免于罪戾" 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9）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 参看本卷第9页注（12）。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0）《文坛贰臣传》 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11）唐有壬的信札 参看本卷第113页注（9）。《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12）"通虏"、"通海" 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13）"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 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14）梅林格（1846-1919）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15）"不满于现状" 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6页注（2）。
（16）《诗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2）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3）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4）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5）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6）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7）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8）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9），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的意思就是：Ａｃｉｔｉｚｅ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ｗｈｏ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ｎｏｔ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ｕｔｏｎｌｙｂｙｈａｖ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Ｃｈｅｍｉｅ译作"舍密学"（10），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 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 ，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 "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11）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12），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13），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14）。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 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ＡＢＣＤ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15）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16），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17）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 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 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18）。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 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19）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20）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21）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 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22）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23），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24）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 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25）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26）说地体运动，达尔文（27）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28）"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 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 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29）。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30）。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 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31）。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32）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33）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34）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36）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Ｄｅｍｉａｎ Ｂｅｄｎｉｉ）（37）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41）。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43）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44）（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45），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 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4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48），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49）印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和Ｇｒｅ－ｇｏｒｙ夫人（50）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51）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52）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53）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54）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55），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Ｚ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56），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 ......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57）（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58），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59）尼采的则只有半部，（60）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61），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62），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 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新月》月刊团体 指新月社。参看本卷第8页注（7）。
（3）争" 言论自由"的文字 指《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上刊载的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和编者的《敬告读者》等。后者以同人的名义说："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当时新月派虽然高喊"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却反对人民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4）梁实秋 参看本卷第92页注（3）。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写道："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5）《文艺与批评》 鲁迅翻译的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6）仂句 语法术语，指一个大句子中的小句子，现多称作"主谓词组"。
（7）新月社的声明 指《新月》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所载《新月的态度》。其中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8）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 英语：无产者。下文的"普罗列塔利亚"是英语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的音译，即无产阶级。
（9）《韦白斯特大字典》 美国诺 ·韦白斯特（1758-1843）编辑的一部大型英语辞典，一八二八年初版。下面英文的意思是：无产者是最低阶级的公民，他们不是以财产而只是以生孩子为国家服务。
（10）"舍密学" 即化学。舍密是德语 Ｃｈｅｍｉｅ的音译，来源于希腊语 Ｃｈｅｍｅｉａ，意为"炼金术"。
（11）沈从文 湖南凤凰人，作家。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他们当时经常在《新月》上发表小说。后面提到的《搬家》，是凌叔华写的短篇小说。
（12）闲话 指陈西滢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他后来结集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书店出版。
（13）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新月社成员。他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宣扬优生学。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优生学是英国遗传学家哥尔登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14）白璧德 参看本卷第92页注（4）。梁实秋在《新月》上经常介绍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并将吴苾等人译的白璧德的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15）两首译诗 指郭沫若译的苏联马林霍夫的《十月》（见一九二九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诗选》），和苏汶译的苏联撒莫比特尼克的《给一个新同志》（见一九二九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中的《无产阶级诗歌》）。
（16）《史》 指《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汉》，指《汉书》，东汉班固著。《书经》，即《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17）唐译佛经，元译上谕 我国自东汉时起，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统治者曾强制规定诏令、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而附以汉文的译文。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18）"于我如浮云" 语见《论语·述而》。含有轻视、无关的意思。
（19）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文艺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等。
（20）《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收入先秦到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21）梁实秋这段话的原文如下："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已经看见约十种了，专门宣传这种东西的杂志，我也看了两三种。我是想尽我的力量去懂他们的意思，但是不幸的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得懂。内容深奥，也许是；那么便是我的学力不够。但是这一类宣传的书，如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婆格达诺夫之类，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点的材料而已。"
（22）婆格达诺夫（ＡAＡANK）QIJKL，1873-1928）通译波格丹诺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一度加入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提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他的《无产阶级诗歌》、《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宗教、艺术与马克斯主义》等三篇论文曾译成英文，载英国伦敦《劳动月刊》，后由苏汶译成中文，加上画室译的《"无产者文化"宣言》，辑为《新艺术论》，于一九二九年由水沫书店出版。
（23）托罗兹基 即托洛茨基。他的《文学与革命》，曾于一九二五年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后由李霁野、韦素园译成中文，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24）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这里所引的他的谬论，见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他给汪精卫的信。
（25）梁实秋这段歪曲阶级斗争的话，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和，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的欲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但是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他们是要报复！他们唯一的报复的工具就是靠了人多势众！'多数'群众''集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暴动的武器。"
（26）格里莱阿（ＧA，Ｇａｌｉｌｅｏ，1564-1642）通译伽俐略?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一六三二年他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反对教会信奉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证实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因此于一六三三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罪，软禁终身。
（27）达尔文（ＣAＲAＤａｒｗｉｎ，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因此曾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排斥和歧视。
（28）卢梭 又译卢骚。他提倡人权平等学说，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希望通过法律来限制财富的大量集中。"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见于他一七五五年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所写的《论政治经济学》，译文应为 "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梁实秋歪曲引用卢梭这句话所发的谬论，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29）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无产阶级的暴动的主因是经济的。旧日统治阶级的窳败，政府的无能，真的领袖的缺乏，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无产者仍是无产者。文明依然是要进行的。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单靠了目前经济的满足并不能永久的担保这个阶级的胜利。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还是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的。所以无产阶级近来于高呼' 打倒资本家'之外又有了新的工作，他们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或'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化'，这里面包括文学艺术。"
（30）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如其文学只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那么，我们可以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也可以了解无产文学是有它的理论根据；但是文学不是这样肤浅的东西，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如其'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便是无产文学，那么无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由它自生自灭罢。我以为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实在是把文学看得太肤浅太狭隘了。"
（31）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象发达艺术完美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斯，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
（32）托尔斯泰 指列夫·托尔斯泰。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33）约翰孙（ＳAＪｏｈｎｓｏｎ，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家。出身于书商家庭，早年靠卖文为生。后因独力编撰第一部《英语辞典》，受到皇室的赏识，被授予政府年金。从此成了"名流"，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34）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鉴赏文学者，固是天才，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我们觉得讨厌，因为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假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作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文学家只知道聚精会神的创作，......谁能了解他，谁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 "
（35）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36）钱杏邨（1900-1977）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这种文学（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鲁那卡尔斯基说，'能够将复杂的，尊贵的社会的内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表现出来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能够使这几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对于这样的作家，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为布尔乔亚所侮蔑着的'口号标语文学'，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左联"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37）台明·培特尼（eANGQJh，1883-1945）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即赤旗章）。
（38）《论翻译之难》 指胡适的《论翻译》一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谁都不免有错误"的话。
（39）法兑耶夫（ＡAＡAiIQGGL，1901-1956）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从一九三○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连载，题为《溃灭》；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单行本，改题为《毁灭》。（40）格拉特珂夫（iADACFIQOKL，1883-1958）苏联小说?摇《水门汀》，又译《士敏土》，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41）"布尔乔亚"的恶意 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布尔乔亚，法语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42）亚历舍·托尔斯泰（ＡAＨAZKFS[K，1883-1945）、威垒ＢAＢADG`GSIGL，1867-1945）、普理希文（ＭAＭ芵TjLTJ，1873-1954），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后仍继续创作活动的作家。
（43）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44）"艺术之宫" 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45）"太阳" 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46）"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 。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118页注（6）。
（47）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48）《文艺政策》 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49）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
（50）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 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Ｇｒｅｇｏｒｙ夫人，格列高里夫人（1852-1932），爱尔兰剧作家。
（51）《文艺生活》 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52）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53）"方向转换" 《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 '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54）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55）"阿狗阿猫" 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92页注（2）。
（56）藏原惟人 日本文艺评论家。
（57）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东京之旅》。
（58）《一周间》 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慈译。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59）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一种，一九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60）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61）"严正态度" 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 "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 "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62）《告压迫言论自由者》 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习惯与改革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阴历（2），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3）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4），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5），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6）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禁用阴历 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 凡商家账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3）《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4）"浪漫古典"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5）"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6）乌略语夫 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2）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3）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4）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5）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6）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7），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大同世界" 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 理想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3）叶永蓁 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4）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 "新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并断定"《小小十年》这样的作品就不算是可贵的了。"
（5）波特莱尔（ＣA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182?－1867）法国法人，他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编辑《社会生路报》，并参加了六月的街垒战。但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丧失了对于社会进步的信心，日益颓废。所作诗集《恶之华》，描写病态心理，美化丑恶，歌颂死亡，充满悲观厌世情绪。
（6）互助说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反动学说。它认为生物及人类的生存和进化是由于互助，鼓吹以互助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争存说，即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生物在维护个体生存和繁殖后代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条件经常发生矛盾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种自然科学学说，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成为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
（7）"允执厥中" 语见《尚书·大禹谟》，不偏不倚的意思。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 ，他却已在收获了。（2）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3）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4）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 去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一定会教伦理学的，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我们能保得定荷马（5）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6）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7）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黄棘。
（2）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他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 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3）乐群书店 张资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开设的一个书店，一九二九年曾出版过《资平小说集》，并在《乐群》月刊上登过将为张资平"搜印全集以飨读者"的广告。
（4）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记载：汉代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这里是用以讽刺张资平曾一度宣称自己"转向"革命的投机行为。他在《乐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的《编后并答辩》中曾说："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进。"
（5）荷马（Ｈｏｍｅｒｏｓ）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6）沙士比亚（ＷA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1564-1616）欧洲人，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7）门墙 语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后来常以"门墙"指教师讲学的地方。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2）成立大会讲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Ｓａｌｏｎ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Ｓａｌｏｎ"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3），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4）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5）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6），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7）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8）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9），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 "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10），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11），原是"进学" （12）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13），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2）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个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九三五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3）墨索里尼（ＢA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1833-1945）意大利人，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之一。
（4）邓南遮（ＧAＤ'Ａｎｎｕｎｚｉｏ，1863-1938），意大利唯乐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的胜利》等。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深受墨索里尼的宠爱，获得"亲王"称号；墨索里尼还曾悬赏征求他的传记（见一九三○年三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国内外文坛消息》）。
（5）叶遂宁 参看本卷第38页注（19）。这里所引的诗句，分别见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约旦河上的鸽子》。
（6）毕力涅克（1894-1941）又译皮涅克，苏联革命初期的所谓"同路人"作家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在国外白俄报刊上发表长篇小说《红木》，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爱伦堡，参看本卷第138页注（11）。
（7）"南社" 参看本卷第138页注（9）。
（8）海涅（ＨAＨｅｉｎｅ1797-1856）德国诗人，著有长诗《一个冬天的童话》等。这里的引述，参看本卷第138页注（12）。
（9）几种杂志 指当时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文艺研究》等。
（10）几个文学团体 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
（11）八股文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说的"起承转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谓"起要平起，承要春（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
（12）"进学"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叫"进学"，也就成为"秀才"。
（13）关于卢那察尔斯基主张保存俄国农民美术的观点，见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中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我们要批评家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2），台静农的《地之子》（3），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4），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5），刘一梦的《失业以后》（6），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7）。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2）李守章 字俊民，江苏南通人。《跋涉的人们》收短篇小说四篇，一九二九年北新书局出版。
（3）台静农 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员。《地之子》收短篇小说十四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4）柔石（1902-1931）参看本书《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
（5）魏金枝（1900-1972）浙江嵊县人，作家。《七封信的自传》，收短篇小说六篇，一九二八年上海人间书店出版，原题为《七封书信的自传》。
（6）刘一梦（？-1931）山东沂水人。《失业以后》收短篇小说八篇，一九二九年上海春野书店出版。
（7）这里说的钱杏邨"和茅盾扭结"，指钱杏邨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反复引证藏原惟人的《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文，来评论茅盾的作品和反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
"好政府主义"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2）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3）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4）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 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 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225页注（5）。
（2）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3）国家主义 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人民的活动。
（4）无政府主义 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2），就做了一篇自云" 我不生气"（3）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4），"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5）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 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6），《晨报》（7）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8）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9）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 "学匪"（10）），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 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2）指《拓荒者》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刊载的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它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3）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按实际出版日期当在一九三○年二月以后）《"资本家的走狗"》一文。（4）这里所说的定义，指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ｅｒ）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总之，普罗列塔利亚--普罗列塔利亚底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现在也是的）劳动阶级（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恩格斯）" 这段话现译为："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劳动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一九七二年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5）《答鲁迅先生》 也见于《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实秋在文中说："讲我自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6）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爱国学生和群众为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即命令卫队开枪射击，死伤二百多人。
（7）《晨报》 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8）自由大同盟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它的发起人之一。
（9）《革命日报》 国民党内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创刊。
（10）"学匪"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家主义派刊物《国魂》旬刊第九期上，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咒骂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支持进步学生的鲁迅、马裕藻等人为"学匪"。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也对鲁迅等进行过这类攻击。
《进化和退化》小引
这是译者从十年来所译的将近百篇的文字中，选出不很专门，大家可看之作，集在一处，希望流传较广的本子。一，以见最近的进化学说的情形，二，以见中国人将来的运命。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在严复（2）的译述赫胥黎（3）《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其间学说几经迁流，兑佛黎斯（4）的突变说兴而又衰，兰麻克（5）的环境说废而复振，我们生息于自然中，而于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尝加意。此书首尾的各两篇，即由新兰麻克主义（6）立论，可以窥见大概，略弥缺憾的。但最要紧的是末两篇（7）。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可以解中国古史难以探索的原因，可以破中国人最能耐苦的谬说，还不过是副次的收获罢了。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倘这事能为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所记忆，那么，这书所得的酬报，也就非常之大了。
然而自然科学的范围，所说就到这里为止，那给与的解答，也只是治水和造林。这是一看好像极简单，容易的事，其实却并不如此的。我可以引史沫得列（8）女士在《中国乡村生活断片》中的两段话作证--"她（使女）说，明天她要到南苑（9）去运动狱吏释放她的亲属。这人，同六十个别的乡人，男女都有，在三月以前被捕和收监，因为当别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以后，他们曾经砍过树枝或剥过树皮。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捣乱，只因为他们可以卖掉木头来买粮食。
"......南苑的人民，没有收成，没有粮食，没有工做，就让有这两亩田又有什么用处？......一遇到些少的扰乱，就把整千的人投到灾民的队伍里去。......南苑在那时（军阀混战时）除了树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当乡民一对着树木动手的时候，警察就把他们捉住并且监禁起来。"（《萌芽月刊》五期一七七页。）
所以这样的树木保护法，结果是增加剥树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进沙漠的出现。但这书以自然科学为范围，所以没有顾及了。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一九三○年五月五日
注释：
（1）《进化和退化》 周建人辑译，收关于生物科学的文章八篇，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本篇最初即印入该书。
（2）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九五年他译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一八九八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
后来还译有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起过较大的影响。
（3）赫胥黎（ＴAＨAＨｕｘｌｅｙ，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动物学分类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等。
（4）兑佛黎斯（ＨAＤｅ Ｖｒｉｅｓ，1848－1935）通译德佛里斯，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他根据月见草的遗传试验结果，于一九○一年发表突变学说，认为生物的进化起因于突变。
（5）兰麻克（ＪAＢAＬａｍａｒｃｋ，1744-1829）通译拉马克，法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先驱者。一八○九年他在《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提出"直接顺应说"（即"环境说"），认为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环境的直接影响，器官用进废退，而后天获得的性状又可以遗传。它有力地反对了宗教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在科学上为达尔文学说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6）新兰麻克主义 通译新拉马克主义，十九世纪末兴起的进化学说之一，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等人提出。它认为变异是定向的，生物通过获得性状的遗传而进化，否认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7）末两篇 指匈牙利英吉兰兑尔（ＡAＬAＥｎｇｌａｅｎｄｅｒ）作《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美国亚道尔夫（ＷAＨAＡｄｏｌｐｈ）作《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
（8）史沫得列（ＡAＳｍｅｄｌｅｙ，1890-1950）通译史沫特莱，德国革命女作家、记者。当时她是德国《佛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美国《新群众》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旅居上海，和鲁迅有较密切的交往。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
（9）南苑 北京南郊的地名。元代以后，曾为历代封建帝王的游猎场所。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做《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2）。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3）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4）：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5）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6）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7）--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
其口诀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8）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9），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10）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现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不完）
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11）。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12），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13），我也就借此偷懒，不再写下去，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14）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记"，立了这样的题目。大意是想说，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当夜没有做完，睡觉去了。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
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15）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现在只将这半篇附录在这里，以作柔石的记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记
注释：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常燕生 参看本卷第58页注（6）。他是《长夜》的经常撰稿人，在该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越过了阿Ｑ的时代以后》中说："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后的人。"又说："鲁迅及其追随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还应该有他相当的位置。"《长夜》，文艺半月刊，国家主义派分子左舜生等主办，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3）指常燕生的《挽狂飙》一文。参看《三闲集·吊与贺》。
（4）陈源的批评法 参看本卷第113页注（8）。
（5）"汲汲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6）五色旗 参看本卷第58页注（4）。
（7）刘大杰的文章 题为《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刊于《长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文学史家。当时是《长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8）《马氏文通》 清代马建忠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书。《文章作法》，夏丐尊、刘薰宇合编，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9）"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语见《孟子·梁惠王》，"独夫"原作 "一夫"。
（10）"中庸" 语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11）指收入《三闲集》中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二文。
（12）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 十六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迅速传布全国。当时统治日本的江户幕府（1603-1867）害怕教徒联合反抗，于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并用酷刑杀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岛原的天主教徒起义，幕府曾调动十余万军队进行镇压，杀万余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时代的中央军事独裁政权。
（13）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创造月刊》上连续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除掉" 鲁迅的"除掉"！》、《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等文，将鲁迅作为"人道主义者"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14）指上海明日书店。这里所说的杂志，后来没有出版。
（15）"人琴俱亡" 晋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献之（字子敬）的故事，见《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编辑先生：
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给附载在《中学生》（2）上？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生》新年号内，郑振铎（3）先生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4），有如下的一段话："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5）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6），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辩，后来收在杂感集中。（7）所以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 人"，其实就是"鲁迅"，于唾弃之中，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8）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亻羲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9）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即如郑振铎先生所引据的同一位"王国维氏"，他别有《两浙古刊本考》（10）两卷，民国十一年序，收在遗书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杂本"项下，有这样的两种在内 --
《京本通俗小说》（11）《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是不但定《取经诗话》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说》为元本了。《两浙古本考》虽然并非僻书，但中学生诸君也并非专治文学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猎。所以录寄 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启上。一月十九日夜。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十二号。原题为《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
（2）《中学生》 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3）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短篇小说集《桂公塘》、《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
（4）《唐三藏取经诗话》 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分三卷，共十七节。是关于唐僧取经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雏形。作者不详。
（5）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从事历史、考古和戏曲史等研究，著有《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和《观堂集林》等。他在一九一五年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经诗话》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
（6）吴昌龄 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7）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上发表《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反对鲁迅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年代的意见。鲁迅曾写《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收入《华盖集续编》）进行答辩。
（8）缺笔 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在书写和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9）绍兴 这里指旧时绍兴府。南宋绍兴元年（1131），升越州置府，以年号为名。
（10）《两浙古刊本考》 王国维辑录考订的宋、元两代浙江杭州府、嘉兴府刊刻的各种版本书目。
（11）《京本通俗小说》 宋人话本集。原书卷数不详，今残存第十至十六卷，共七篇。
柔石小传
柔石，原名平复，姓赵，以一九○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的市门头。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的父亲，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营小小的商业，所以他直到十岁，这才能入小学。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师范学校；一面为杭州晨光社（2）之一员，从事新文学运动。毕业后，在慈溪等处为小学教师，且从事创作，有短篇小说集《疯人》（3）一本，即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回乡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的压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乡村发生暴动。失败后，到处反动，较新的全被摧毁，宁海中学既遭解散，柔石也单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艺。十二月为《语丝》编辑，又与友人设立朝华社（4），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出版的有《朝华》（5）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艺苑朝华》（6）五本。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年春，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柔石为发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也为基本构成员之一，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先被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五月间，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7）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学上的成绩，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未印，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8）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9），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10）及《丹麦短篇小说集》（11）等。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未署名。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左联"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人遭反动派逮捕，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鲁迅主持出版了"左联"秘密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并参与起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本文写作时因受条件限制，若干地方与事实稍有出入。按柔石一九○二年生于浙江宁海（令并入象山），一九一七年赴台州，在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念书。一九一八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一九二五年春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次年回浙江任镇海中学教员，后任教导主任。一九二七年夏，创办宁海中学，并任县教育局长。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宁海亭旁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上海。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晨光社 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成立于杭州。主要成员有朱自清、叶圣陶、柔石、冯雪峰、潘漠华、魏金枝等，曾出版《晨光》周刊。
（3）《疯人》 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六篇，署名赵平复。一九二五年初由作者自费出版，宁波华升书局代印。
（4）朝华社 亦作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
（5）《朝华》 即《朝花》，文艺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创刊，至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共出二十期；六月一日改出《朝花旬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6）《艺苑朝华》 朝花社出版的美术丛刊，鲁迅、柔石编辑。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间共出外国美术作品五辑，即《近代木刻选集》一、二集，《拾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后一辑编成时朝花社已结束，改由光华书局出版。
（7）《一个伟大的印象》 通讯，载《世界文化》创刊号（一九三○年九月，仅出一期），署名刘志清。
（8）《旧时代之死》 长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三姊妹》，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四月水沫书店出版；《二月》，参看《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及其注（1）。《希望》，短篇小说集，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9）《浮士德与城》 剧本，柔石的中译本于一九三○年九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鲁迅为该书写了"后记"及翻译了"作者小传"（分别收入《集外集拾遗》和《鲁迅译文集》第十卷）。
（10）戈理基（nACK`WOT，1868-1936）通译高尔基，苏联人，写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他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柔石译本题为《颓废》，署名赵璜，一九三四年三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11）《丹麦短篇小说集》 收柔石译安徒生等作家的作品十一篇，署名金桥，曾列为朝花社《北欧文艺丛书》之四，一九二九年四月登过广告，但未出版。一九三七年三月增入淡秋翻译的六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2）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署名ＬAＳA。
（2）传略 指刊登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左联"五烈士的小传。他们是李伟森（1903-1931），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译有《朵思退夫斯基》、《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柔石，参看本书《柔石小传》。胡也频（1905- 1931），福建福州人，作品有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冯铿（1907-1931），原名岭梅，女，广东潮州人，作品有小说《最后的出路》、《红的日记》等。殷夫（1909-1931），即白莽，一名徐白，浙江象山人，作品有新诗《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等，生前未结集出版。他们都是"左联"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李伟森被捕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其他四人被捕时都是"左联"负责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同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为美国《新群众》作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夫（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和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ＭｒAＰｒｏｆAＩｒｖｉｎｇＢａｂｂｉｔｔ）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2）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ＡAＣAＣG`IpTqKLT_，1863-1949），伊凡诺夫（VAＩｖａｎｏｖ）和奥格涅夫（ＮAＯｇｎｅｖ）不必说了，连契诃夫（AAＣｈｅｋｈｏｖ）和安特来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3）的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Ｍｒ AＣａｔ和Ｍｉｓｓ Rose（4）谈天，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ＨAＺｕｒＭüｈｌｅ）（5）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ＭｒA，有失人类的尊严了。（6）单是根本上，还不是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接着是封闭曾出新书或代售新书的书店，多的时候，一天五家，--但现在又陆续开张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惟看书店的广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汉对照，如斯蒂文生（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槐尔特（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7）等人的文章。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8）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 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ＨｅｎｒｙＦｏｒｄ）（9）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救济的方法，是去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那结果，是只有一两个胡涂的中计，多数却至今未曾动笔，有一个竟吓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文艺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10）为什么被他们所宝贵的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所以他们的有几种刊物，那面子还有一部分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11）的个个好像病人的图画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惟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伪"好，所以他们的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便是更好的文艺。
但是，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Ｐａｓｓｉｏｎ），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注释：
（1）本篇是作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时间约在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当时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
（2）这里所说白璧德的门徒、"学者"，都指梁实秋。参看本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及有关的注释。
（3）绥拉菲摩维支（ＡAＣAＣG`IpTqKLT_，1863-1949）通译绥拉菲摩维奇，著有长篇小说《铁流》等。伊凡诺夫（DADAfLIJKL，1895-1963），著有中篇小说《铁甲列车14-69号》等。奥格涅夫（YAr）JmL1888-1938），著有《新俄学生日记》等。他们都是苏联作家。契诃夫（AAＣｈｅｋｈｏｖ，1860-1904），著有短篇小说数百篇及剧本《海鸥》、《樱桃园》等。安特来夫（XAYAcJQ`GGL，1871-1919），通译安德烈夫，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他们都是俄国作家。
（4）ＭｒAＣａｔ和Ｍｉｓｓ Ｒｏｓｅ 英语：猫先生和玫瑰小姐
（5）至尔妙伦 参看《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及其注（3）。她所作《小彼得》（许霞译，鲁迅校改）第六篇《破雪草的故事》中，曾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比喻为冬天予以诅咒。
（6）指当时湖南军阀何键。他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中，主张禁止在教科书中把动物比拟为人类，其中说："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
（7）斯蒂文生（1850-1894）英国小说家。著有小说《金银岛》等。槐尔特（1856-1900），通译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著有剧本《莎乐美》等。
（8）政府委员 指朱应鹏。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前锋月刊》主编。侦辑队长，指范争波。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前锋周报》编辑之一。他们都是"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的发起人。
（9）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经营汽车制造业的垄断资本家，有"汽车大王"之称。
（10）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左联"常委会曾发布《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揭露他们追随或参加"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和其他一些反动行为（见《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二期）。作者这里说的几个转向的文艺家当指这些人。
（11）毕亚兹莱（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带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常把人画得瘦削。
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2）。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3）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4），《三宝太监西洋记》（5），《快心编》（6）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7）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前几年又翻印了，叫做《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8）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9）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Ｕｋｉｙｏｅ）（10）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Ｅｒｏｔｉｃ（色情的）眼睛。不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Ｄｅｃａｄｅｎｃｅ）的缘故。颓废派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 "吊膀子"（11）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ＨAＲAＨａｇｇａｒｄ：ＪｏａｎＨａｓｔｅ）（12）。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13），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14）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15）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16）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17）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18）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Ｎｏｒａ）似的跑掉了。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19）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20）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21）上，说有人"垄断"着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能，所以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22）。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Ｙｅｓ，Ｎｏ，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苾（23）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胡蝶派，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24）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25），来流布他们的文章。这一种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26）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敌不过" 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目夹眼，不过是"以广招徕"。待到希图独立出版的时候，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虽然也终于独立，说是一切书籍，大加改订，另行印刷，从新开张了，然而旧老板却还是永远用了旧版子，只是印，卖，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创造社的人们的去路，自然是在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在广东，于是也有"革命文学"这名词的出现，然而并无什么作品，在上海，则并且还没有这名词。
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这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 "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 "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却罗夫（27）（ＩAＡAＧｏｎｔｃｈａｒｏｖ）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28），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
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出向培良（29）先生来。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Ａ要变Ｂ，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Ｂ。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但也正因为更加坚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出他今年的见识又进了一步。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种扫荡，这些作者，是无论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ＨAＫｕｒｉｙａｇａｗａ）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准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30）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列宁青年》（31）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32）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在一部旧的笔记小说--我忘了它的书名了--上，曾经载有一个故事，说明朝有一个武官叫说书人讲故事，他便对他讲檀道济--晋朝的一个将军，讲完之后，那武官就吩咐打说书人一顿，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道："他既然对我讲檀道济，那么，对檀道济是一定去讲我的了。"（33）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像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34），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较之简单地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而因此也就影响到文艺上面来。
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如说"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至于官办的，或对官场去凑趣的杂志呢，作者又都是乌合之众，共同的目的只在捞几文稿费，什么" 英国维多利亚朝的文学"呀；"论刘易士得到诺贝尔奖金"呀，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说，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35），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长诗了。
除以上所说之外，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但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只得待将来有机会再讲了。今天就这样为止罢。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三日上海《文艺新闻》第二十期和二十一期，收入本书时，作者曾略加修改。据《鲁迅日记》，讲演日期应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副标题所记八月十二日有误。
（2）《申报》 参看本卷第92页注（2）。该报最初的内容，除国内外新闻记事外，还刊载一些竹枝词、俗语、灯谜、诗文唱和等；这类作品的撰稿者多为当时所谓"才子"之类。
（3）古今体诗 古体诗和今体诗。格律严格的律诗、绝句、排律等，形成于唐代，唐代人称之为今体诗（或近体诗）；而对产生较早，格律较自由的古诗、古风，则称为古体诗。后人也沿用这一称呼。
（4）《儒林外史》 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书中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作了讽刺和批判。
（5）《三宝太监西洋记》 即《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代罗懋登著，共二十卷，一百回。
（6）《快心编》 清末较流行的通俗小说之一，署名天花才子编辑，四桔居士评点，共三集，三十二回。
（7）《点石斋画报》 旬刊，附属于《申报》发行的一种石印画报，一八八四年创刊，一八九八年停刊。由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吴友如主编。后来吴友如把他在该刊所发表的作品汇辑出版，分订成册，题为《吴友如墨宝》。吴友如（？ -约1893），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
（8）绣像 指明、清以来通俗小说卷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9）叶灵凤 参看本卷第118页注（5）。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初，他在上海办《幻洲》半月刊，鼓吹"新流氓主义"。
（10）"浮世绘"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的一种民间版画，题材多取自下层市民社会的生活。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
（11）"拆梢" 即敲诈；"揩油"，指对妇女的猥亵行为；"吊膀子"，即勾引妇女。这些都是上海方言。
（12）《迦茵小传》 英国哈葛德所作长篇小说。该书最初有署名蟠溪子的译文，仅为原著的下半部，一九○三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当时流行很广。后由林琴南根据魏易口述，译出全文，一九○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3）先译者的大骂 当指寅半生作《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一文（载一九 ○六年杭州出版的《游戏世界》第十一期），其中说："蟠溪子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始得有孕一节为迦因隐去。......不意有林畏庐者，不知与迦因何仇，凡蟠溪子百计所弥缝而曲为迦因讳者，必欲另补之以彰其丑。......呜呼！迦因何幸而得蟠溪子为之讳其短而显其长，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神往于迦因也；遮因何不幸而复得林畏庐为之暴其行而贡其丑，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轻薄夫迦因也。"
（14）天虚我生 即陈蝶仙，鸳鸯蝴蝶派作家。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声中，他经营的家庭工业社制造了取代日本"金钢石"牙粉的"无敌牌"牙粉，因盛销各地而致富。按天虚我生曾于一九二○年编辑《申报·自由谈》，不是《眉语》主编。《眉语》，鸳鸯蝴蝶派的月刊，高剑华主编，一九一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一六年出至第十八期停刊。
（15）鸳鸯胡蝶式文学 指鸳鸯蝴蝶派作品，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先后办过《小说时报》、《民权素》、《小说丛报》、《礼拜六》等刊物；因《礼拜六》影响较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陈蝶仙、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等。
（16）《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
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17）伊孛生 即易卜生。他的剧本《玩偶之家》，写娜拉（诺拉）不甘做丈夫的玩偶而离家出走的故事，"五四"时期译成中文并上演，产生较大影响。其他主要剧作也曾在当时译成中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一九一八年六月）并出版了介绍他生平、思想及作品的专号。
（18）《终身大事》 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剧本，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19）创造社 参看本卷第7页注（5）。
（20）文学研究会 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等人发起，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现实主义的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新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或消遣的东西。同时努力介绍俄国和东欧、北欧及其他 "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该会当时的活动，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编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多种。鲁迅是这个文学团体的支持者。
（21）创造社"出马的第一个广告"，指《创造》季刊的出版广告，载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其中有"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等话。
（22）这里说的批评误译的专论，指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雅典主义"》的文章。它对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小说月报》）一文中将无神论（Ａｔｈｅｉｓｍ）误译为"雅典主义"加以批评。
（23）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一九二一年他同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提倡复古主义，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24）《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始由王蕴章、恽铁樵先后主编，是礼拜六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因此遭到礼拜六派的攻击。一九二三年一月第十四卷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25）《小说世界》 周刊，鸳鸯蝴蝶派为对抗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创办的刊物，叶劲风主编。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
（26）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为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发起人。一九二六年投身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中国共产***下，组织和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和民主运动。他的著作丰富，对我国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27）冈却罗夫 （fAcACKJ_I`KL，1812-1891）通译冈察洛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等。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等文中曾多次提到奥勃洛摩夫这个艺术形象。
（28）指叶灵凤的小说《穷愁的自传》，载《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小说中的主角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29）向培良（1905-1961）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投靠国民党。他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孤独者》一文中曾说：青年们"愤怒而且嗥叫，像一个被追逐的狼，回过头来，露出牙......。"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主编《青春月刊》，反对革命文学运动，提倡所谓"人类底艺术"。所著《人类的艺术》一书，一九三○年五月由国民党南京拔提书店出版。
（30）厨川白村的这些话，见于他所作《苦闷的象征》第三部分中的《短篇〈项链〉》一节。
（31）《列宁青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中国青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改为《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又改为《列宁青年》，一九三二年停刊。这里所说的文章，指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三月）得钊的《一年来中国文艺界述评》。
（32）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明朝第一个皇帝。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曾登过他的画像，称他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中国革命之英雄"。
（33）按这里说的檀道济当为韩信，见宋代江少虞著《事实类苑》："党进不识文字，......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令杖之。"
（34）拜了流氓做老子 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并拜他们做师父和干爹的所谓"文学家"。
（35）民族主义的"文学" 当时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反动文学。参看本书《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及其注（2）。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 "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2）。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3），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4）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5）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6）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 "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7）的战士，站在野蛮的非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 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8）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9），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10）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11）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死神捉着白姑娘拼命地搂；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12），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13），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 -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14），日本人 "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非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 ，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15），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16）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 "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17），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2）"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3）"为王前驱" 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4）宣言 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5）《前锋月刊》 "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6）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进行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
（7）腊丁民族 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腊丁，通译拉丁。
（8）条顿民族 泛指日耳曼语系的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国人。条顿，公元前居住在北欧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
（9）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原文说："末了，还要申明而致其感谢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的谈论。傅君是认清楚历史面目的一个学者，我这篇东西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却有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10）成吉思汗 参看本卷第144页注（4）。他的孙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
（11）鞑靼、女真、契丹 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民族。
（12）威廉 指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Ⅱ，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黄祸"，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黄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家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黄祸'-- 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版）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13）赵构（1107-1187）即宋高宗，南宋第一个皇帝。
（14）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指使，平壤和汉城等地曾出现过袭击华侨的事件。
（15）这是《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来、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们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却又是不断地在那里冲突。"
（16）宋人的笔记 指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该书中卷说："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几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按鲁迅文中所说的元兵，当是金兵的误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语见《论语·八佾》，无，原作亡。
（17）城下之盟 语见《左传》桓公十二年。指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胁迫订立的条约，后来常用以指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