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有人造反了，造反的人是个盐贩子，名叫王仙芝，不是黄巢。
据说黄巢也参与策划了王仙芝的造反工作，但并没有和对方一起举起义旗，黄巢的加入要在半年以后。
我们有理由相信黄巢在利用半年的时间进行观望，毕竟造反这项运动从来都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所以说文化人就是不一样，造反都要先拉来一个探路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起义的原因，这很重要。
原因和往常一样，可以归结为两点：天灾、人祸。
我们知道，唐朝在安史之乱前的国策是“实外而虚内”，也就是说军队都放在边境线上搞对外扩张，内地的军队是比较少的。
而安史之乱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北方边军调转枪头往内地打，一路打到长安，让唐王朝吃尽了苦头。一个王朝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所以说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节度使开始遍地开花，内地的军力也得到了充实（特别是中央禁军，多达十几万）。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养兵是要花钱的（之前也花，但没这么多，还可以到周边小国去抢）。
军队中的步兵需要铠甲、武器，还要吃喝拉撒每天消耗，如果是骑兵还要供养马匹，这还没有计算打造防御工事、日常操练、官兵宿舍外带官吏贪污的费用。总体来说养这么多军队花销是不菲的。
钱从哪里来呢？羊毛出在猪身上，跟百姓要呗！
但问题是百姓日子也不好过，或者说十分难过。
安史之乱使百姓户口减少，而政府供养的军队又在增加，此消彼长之间再加上贪官污吏的催化作用，直接导致国库空虚，地方上土地兼并又十分严重，民无余财，现在的大唐已经禁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了。
但该来的风还是会来的。
公元874年（起义爆发前一年），关东地区发生了大面积旱灾，这次旱灾和以前的旱灾相比来的更迅猛一些。
当时的翰林学士卢携对此有一句话评论：“常年之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
也就是说往常遇到天灾，百姓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讨饭，但现在每个地方的人都在挨饿，百姓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只有在家等死。
等死是不可能的，中国百姓虽然温顺，但在死与造反之间进行选择，他们还是会选择后者。
唐政府显然明白这一点，那就救灾吧。
救灾可以，但国库没钱；国库没钱，那就向有钱的人要；谁有钱呢？贵族、地主、官宦有钱，但那是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人。向自己人开刀？大唐中央政府自问没有这个习惯。
那就继续找，哪些人又有钱，又不属于自己人呢？
还真找到了，就是那些该死的，挨千刀的盐！贩！子！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已经将每斗盐的价格从10钱提升到了110钱，即便是这样政府收入还是入不敷出，原因在哪里呢？大唐政府想当然认为是盐贩在搞鬼。
对于这些挖大唐帝国墙角的人不能手软，更何况他们还有钱，这些钱不正好用来救灾吗！
说干就干，大唐皇帝李儇（唐僖宗，又称“马球皇帝”，我们后边会经常提到）下了一道旨意，要求各地把盐贩子往死里整。
各地的官差像打了鸡血一样，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灭盐贩运动中。抓到一个盐贩可以赏千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平常懒洋洋的官差们开始认真了，他们认真起来强悍得吓人，黄巢同学就被他们捉住过，花了大价钱托关系才把人赎出来。
现在的官差们不怕盐贩多，就怕盐贩不够捉。
盐贩们太难了，市场没了（都是流民，饭都没得吃谁还买盐呢），还要应对官府的穷追猛打，没辙了，反吧！
这群本来就不怎么安分的人扯起了反旗，其中王仙芝开了个头，提出了“天补平均”的口号。在灾荒的年代，造反有了挑头儿的就不怕没人依附，因为遍地的灾民都是鲜活的兵源。
起义队伍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专挑一些防守薄弱的小城池下手，攻不下来就跑，攻下来了就抢，抢完了还是跑。这样有个好处，机动力强，不容易被围捕。
话说回来，大唐的皇帝李儇也没有下命令围捕他们，因为现在的皇帝在打马球，对造反的事情他还不知道。
现在朝廷当权的人是田令孜，这是一个大太监，李儇亲切地称呼其为“阿父”，这个“阿父”很厉害，在朝廷里能够一手遮天，以宰相们为首的文官团体只能做他的小弟。而地方上盘踞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这些节度使身边的监军是这位“阿父”的干儿子们（也是太监）。
造反可是天大的事，谁的辖区出了事那就要被问责，这时候的大唐中央政府对地方还是很有控制力的，抓个把办事不力的软蛋节度使砍个头什么的不是问题。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可笑的情况：王仙芝的起义军刚闹开的时候，各镇节度使也在焦头烂额地围追堵截，但没有一个人向朝廷报告，因为那是流寇，消灭干净就完了，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真消灭不了那就赶出自己辖区了事，也能够把事情抹平。
但起义不是过家家，这种事情也不是想瞒就能瞒得住的，朝廷还是知道了，但田令孜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皇帝李儇，因为这位田公公怕起义这件事对自己的政绩不利，虽然他也没什么好的政绩。
以上这些人的骚操作给起义军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时间，事实证明起义的烈火没有在第一时间被扑灭，那它今后也就不会被轻易扑灭。
消息传到唐僖宗李儇耳中的时候王仙芝的义军已经在河南、山东境内打了几个来回，大唐朝廷震怒了，至少李儇是愤怒的，虽然他的主业是打马球，做皇帝怎么看都像是副业，但祖宗基业不可丢的道理他还是懂的。
接下来，到了集中力量镇压的时候了！
李儇任命青州的宋威为剿匪总司令，并用出分子的方式拼凑出一直剿匪大军，其中中央军（禁军）数千，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个藩镇也都出兵数千。这支军队也就万把人，不见得战力多么雄厚，但对付草军（义军自称草军）也足够了。
这时候的黄巢发现王仙芝在起义半年后还能活蹦乱跳的，最终也带着自己的亲信投靠了过去。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草军队伍，黄巢特意作了一首反诗让义军传播：“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现在的草军聚众达到数万人。
双方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展开了第一次大碰撞，草军人数众多，但毫无章法，他们武器不统一，也没有防护装备，更不懂得战阵，打顺风仗可以，一旦遇到正规军就不够看的了。一战下来草军大败，溃退而走，但是主力却保存了下来。
这一仗虽然暴露出了草军的弱点，但也显示出了他们的优势——不愁兵源。
像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号称几万，其实战力也就几千，其他人大多是依附于草军的老弱妇孺。但这几千战力却是起义的核心成员，只要这支队伍不被打散，他们随时能够聚集起更多的队伍，毕竟流民遍地都是。
所以几天之后他们又聚集起大批流民风风火火的攻打起洛阳来了。
这次玩的有点大，帝国的东都洛阳如果被攻陷了将会天下震动，所以李儇火速派兵支援。这边援兵还没到，草军在攻克了洛阳外围的阳翟、郏城后哄抢一番，又打到湖北去了。
对大唐来说这两年确实祸不单行，这边起义军还没有平息，那边蝗灾又来了，这次蝗灾范围同样很大。
应对蝗灾的手段是作假。
长安一位姓杨的官员很无耻地向皇帝李儇报告：大量的蝗虫乌压压飞到长安后并没有毁坏庄家，它们全部抱在树上自个儿死掉了，可见伟大的皇城有天神相助！
这个杨某人溜须拍马的手段让我们感觉很不适，但更可笑的是皇帝竟然相信了。然后是大家哈哈一笑，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蝗灾的事儿就这么过去吧。
事实证明百姓很不好，蝗灾一过，流民更多，无形之中为草军提供了更多的兵员。
在草军越闹越大的时候，朝廷想到了招安，而这正中一个人的下怀，这个人好巧不巧正好是草军一把手，王仙芝。
造反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行动，还要辱及家族子孙，接受招安就不一样了，能够摇身一变变成政府公务员，多半还能弄个一官半职来光耀门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在草军攻打蕲州（今湖北蕲春）的时候，王仙芝和朝廷达成合作意向，朝廷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率军投诚。
但双方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问题就出在招安这件事王仙芝并没有和其他草军头领商量，更没有为他们争取福利。
王仙芝的想法很简单，这里合同一签，我去朝廷当官，你们就地解散，该干嘛干嘛去呗。
这不是赤裸裸的背叛吗！这样的结果黄巢一百个不乐意，你王仙芝要当官我黄巢不要吗？要不然我当年辛辛苦苦去参加科举考试做什么！耍我是吧，耍我我就揍你！
黄巢顺手拿起棍子，“杖击仙芝”，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招安的事也就告吹了。
打都打了，面子也撕破了，再呆在一起怪不好意思的，那就分家吧。于是兄弟两个将手头的五千大兵粗略一分，黄巢带走两千北上山东去打郓州、沂州，王仙芝领了三千在淮南活动。
后来王仙芝又与朝廷商量过招安，这次朝廷负责招安的人是杨复光（这是个牛人，后面会提到），但依然没有成功，再后来王仙芝被唐军合围，于878年2月在黄梅战死。
王仙芝一死，草军就只剩下黄巢一家了。
而此时的黄巢也不好过，他在山东屡吃败仗，转战河南后又被官兵围堵。而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从四川调来一员悍将任荆南节度使，他的名字叫高骈，这个人很猛，草军在他手上吃尽了苦头。
现在的官军已经渐渐形成了合围之势，如果再不想对策，最后一支草军也将覆没。
黄巢在思考，他要带领草军走出困境，他要找原因，想办法。
黄巢找到的原因如下：中原地区离皇城长安太近了，镇压力度大，官军战斗力强横，不是发展的好地方。
对策是：到南方去，那里的政府力量薄弱，适合草军发展。
黄巢给这种战略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避实就虚。
黄巢开始南窜了，这一窜他窜的很彻底，从东南沿海绕了一大圈，最后到了官府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广东。
走之前黄巢撂下一句狠话：我黄巢还会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