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敲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差点哑然失笑。但我还是乐于来做这个由论坛命题的演讲。
之所以差点失笑，是因为乍听之下，这个题目属于经济学家或工程技术专家，只有他们才心甘情愿把自己紧缚在隆隆前行的时代列车之上。这辆列车由技术与经济的力量推动，前行的速度越来越快，而我这样的人，在这辆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却时常会产生失重之感，眩晕，不适，想半途下车，想看清楚因为速度太快而从眼前一掠而过的那些景物与图像，更想看清楚，是不是有人在铜管乐队高奏的进行曲声中，被前进不已的时代拉下了。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留在车上，即便偶尔在某个中途站点下车停留盘桓一阵，好像也不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等待另一条路线上的列车疾驰而来。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度，一个曾经深受那些在某个历史时期走在了前面的国家或大公司所剥夺、所伤害的国度，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落后恐惧症。这种恐惧症曾被一个英明的政治家总结成一句非常通俗的话：“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一句被所有中国人高度认同的话。
虽然说如今是民主观念大行其道的时代，但真正的实行还是在单一国家的某些政治实体的内部，而超越出这个尺度时，“落后就要挨打”还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种真实写照。中国人也将此理解为对个人境况的一种描述。从很遥远的古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把国家这个词的构成调换一下位置，叫作“家国”。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是要强调先家后国，而是家在国中，家赖国存的意思。如此一来，社会的进步被视为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间，历史的经验也强化着这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观念。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作家，非但不会自外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会把自己所得到的种种发展机会，包括越来越充分的文学表达的可能性，视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的少数族裔的作家，这种经验无疑更加牢固。
我们的父辈，或者再上一辈，除了自己生存的那一方小小的土地，对广大的世界一无所知。就在五十多年前，我家乡深山中的一个部落首领，还问一个代表中央**的官员：“中国大，还是我的领地大？”
这个部落首领不过统辖着一片两三千平方公里的山地，和这块山地中生活的几千更加蒙昧的子民。但他还是很骄傲地向中央**的官员发问“中国大，还是我的领地大”。在社会的闭锁没有松动以前，这个部落就是我的部落，这个人天生就是我们部落中最为英明、最为伟大、最为智慧的人。
如果这种闭锁的社会没有被打破，那么，我今天最大的可能就是替世袭了这位首领位置的他的后代，放牧一群羊。我所熟悉的就是我的爷爷、我的外公他们也非常熟悉的几座雪山，一条河流，和这些雪峰与河流之间的那些高山牧场。如果我运气再好一些，那么，可能出家成为某一个寺院里的一个喇嘛。除了熟练地诵读一些经文，我的所知也不会更多。至多是因为不用出汗劳作，而产生出一种虚妄的高贵之感罢了。
所以，我肯定是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抱持着赞赏态度的人。
前些年，我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不久后，出版社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对这本书感到失望，不只是失望，简直就是愤怒。因为他看到一个在过去时代里长期固化的文化标本产生了变化；而作为这个标本中一个微小的构成的人，非但没有对此强烈抗议，而竟然对这样的变化表示了赞许。
我的回应很简单。我希望持这种论调的人复苏一个人最基本的“理解的同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两个人互换一下位置。这个人来做我，我来做他。如果他如我一样来自于一个蒙昧已久的社会，而到这一代人时，他们面前终于出现了种种新的可能性，我会替他庆幸。或者，让我的儿子去美国做教授，让他的儿子到西藏放羊。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都有发展与进步的权力。而不是基于某种叫作“文化”的理由，任一些人与国家时时进步，而要另外一些人与社会停滞不动，成为一种标本式的存在，来满足进步社会中那些人对所谓“文化多样性”的观感。
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也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拥护者，也非常强烈地希望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传统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珍视与传承。可是，发轫于西方并席卷全球每一角落的全球化，并不只是一场跨国跨洲跨文化的经济洪流；同时，它也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全球在同一种经济规则与政治规则下总体运行的构想，就来自于一种对进步与发展高度迷恋的文化。这种文化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人敢于停下脚步，包括创造了这种文化的文化中的那些人。这种取得了种种优势，包括道德优势的文化来势凶猛，迫使所有文化都来参与“对话”。这种对话，唯一的结果就是弱势的文化被“说服”。今天在这里，我也是来“对话”的，但我的意见会真正被倾听吗？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当先行的文化给这个世界规定了统一的标准，还有文化能真正自外于“进步”，而遗世独立吗？
近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都在呼吁，赞许社会的进步。还有相当多的人身体力行，传播社会进步的思想，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其中，创造了新的白话文学的最优秀的那些作家，大多数都是先在西方接受了教育，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在西方接受的种种思想观念来观察中国这个停滞已久的社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支持社会的变革，渴望社会的进步。
甚至中国近代的革命，也首先始于文学方式的革命——语言的革命与内容的革命。虽然这些发起文学与思想革命的作家们，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各自秉持不同的政见，也就是对社会发展与进步路径的看法不同，但不会有人反对发展与进步。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近百年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就是这个国度里最为追求进步的一群人。作为他们的后辈，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自然流淌着他们的热血。
如果说我们和前辈有所不同，那就是当中国在政治上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经济上也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我们不会再一味呼唤与期待进步，也不再一味为每项具体进步而欢呼；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在这个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
历史地看，由哥伦布们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以来，这个世界上一些国家与族群的进步与繁荣的前提，是另一些国家与族群被剥夺与牺牲。同样地，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在其社会的内部，大致相同的情况还会上演。那就是国家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理由，而忽视一些个人的权益。进步的时代，也会有悲剧产生，那是个人的悲剧——没有搭上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的人的悲剧，或者是不能适应高速运行速度的个人的悲剧。有些时候，这样的悲剧甚至是群体性的，一些少数族裔，一些特殊的社群，一些地区，都可能被作为进步的“代价”，被忽略，被遗忘。
我的长篇小说《空山》，就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破碎与牺牲。
这种破碎是伦理的、文化的、环境的，更是关于人心的、情感的。在社会进步的同时，失去稳定的社会，人们情感的荒芜，以及对个人命运失去自主，都让我们不再对社会进步一味保持乐观肯定的看法。
作为作家，有责任提醒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也有责任使公众注意，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经济与技术的，更应该是政治与文化的。历史地看，假进步与发展之名，一些国家与民族被剥夺；现实地看，一些民族与国家的进步，并没有充分地从历史中获得经验，继续以进步与发展的名义，牺牲环境，牺牲一些特定的人群。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后发国家的作家，在赞同并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有责任用自己的写作提醒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不能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胜利。无论是个人还是文化，都应该被珍视，被“同情的理解”所观照。
当然，这样的局面的出现，还只是一部分人的理想。但毕竟，我们已经怀抱有这样的理想。
（2011年5月6日于罗马亚非学院“中意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