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安先生说，究竟那七年多的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明明有那么长，也不觉得难熬。但是现在见面才几天啊，我反而比见不到面的时候更想你了。
安先生这次难得没有因为我的表白直接而花痴打趣我，反而说深有同感。他问我说他要不要过来悉尼陪我，考虑到他的工作，我忍痛拒绝了他的提议，但安先生耿耿于怀因为之前那个噩梦我会对他有什么误解，反复跟我确认没关系才肯放心。
当时我沉浸在和他久别重逢的喜悦中，我们互诉衷肠，确定关系，就像每对经历过分别又重新见面的恋人一样，陷在爱情的甜蜜里，无法自拔的渴望着对方，设想着明天的美好和再次见面的欣喜，根本没有时间理会也看不到存在我们自己之间的问题。
现在想想，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刚重逢，在这些年里我们都经历过的那些事是对方不曾参与的，又有哪些变化是对方不曾见过的，观念、态度、目标、想法和习惯都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发生改变，但我们都还没来得及重新了解一下对方，就已经接受。所以后来的那次见面，因为这些日子的空白所引发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全都在第一时间该暴露的不该暴露的全部暴露出来，其实也是可以预见的。
过了最忙碌的三月份，到四月渐渐得空了下来。Gene是第一次跟着我做巡展，在下了飞机踏上温哥华这片熟悉的土地的那一刻，忍不住跟我吐露，以前摄影拍片只是觉得身体累，现在开完巡展之后才知道心累是怎样的。
开巡展，从选题开始就是一个难题，到后来流程策划，布置安排，每一步都需要沟通再沟通、确认再确认，需要从上至下保证渠道的通顺。巡展过程中，既要应付场馆各关系人，又要对付四面八方的媒体记者，还要接受公众和同行对作品的考验。专业经理人的打理工作多么辛苦尚且不说，就是这一个场合一个场合应酬下来，也快无趣疯了。
我问Gene:“那你是更愿意跟我风里雨里走，还是更愿意陪我东西南北飞？”
Gene愁眉苦脸了一会，随后说：“前者自由广阔，每一趟旅程都充满新鲜和刺激。后者能结识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又可以增长很多见识。”
我说：“那不就是说不准？”
Gene摇头：“说不准。”
“总之，反正我也不用做单选对不对？你走哪我跟到哪。”Gene很认真的跟我说。
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能吃苦，就能留下来。”
她眼睛突然变得明亮起来，摇着我的手臂：“我发现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的工作虽然归属于美术院，但是因为是独立摄影师的身份，在院里只是做个与摄影编辑有关的闲职，偶尔去学校教几节选修课（一般是夏季课程）。再回温哥华前，环球地理杂志邀请我帮他们做一栏与极限生存有关的节目，他们和电视台商量好要求真人自愿冒险，杂志纪实的版面和内容由特邀摄影师负责审核编撰，节目剪辑归电视台管理审核，杂志编辑处特约参与。
本来这次我答应跟拍这次的节目，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和杂志主编的交情，第二个是他们答应了我的条件，作为特邀摄影师，我只需要做跟踪拍摄，将不需要任何出镜。但是等制片人和我领导沟通之后，即使我起先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同意他们在最后一期节目中，给我和我的团队剪辑二十多分钟的镜头。
美术院要得到社会的关注，需要曝光度和话题，像我这样的闲职工作者，能为院里做的贡献大概也就是趁此机会帮助我们美术院进行宣传。因为还没有开学，等节目做完，基本上我就完全闲下来了。
我给Gene放了长假，她父亲的身体出现了一点问题，需要入院安排手术，这个时候留两位老人在家中，她不放心。我特别能懂那种当亲人生病，恨不得放下一切去照顾和陪伴他，希望自己能够减轻他的痛苦的感受，于是我跟Gene说可以等她将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安排好之后再回来，Gene替我安排了后面两个月的行程，第二天她就飞回韩国了。
我有半个月的时间休假在家中，反复查看我相机里一路拍摄下来的照片，有些直接导入到了我的电脑里，查看文件夹，发现还有好几年前拍的照片。我会挑选出一些我满意的，有些我不满意有感觉的去暗室冲洗，通常一待就是半天。
几天前在一次采访中，一家新闻媒体的记者问我下半年有什么拍摄计划，什么时候会再举办一次个人摄影展，我没回答她。当我以前的导师问及我差不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也回答不出来。我并不是忙得没有想过下半年计划甚至未来一年的计划，而是我完全想不出来。甚至这两个月来，我甚至都没拍出让我特别满意又有感觉的照片。
园林文化的继承和遗失，人与自然的关系，信仰与路程，梦想的远方和现实的囹圄，那些海底山崖的风光旖旎，遥远浩瀚的宇宙星空，我都拍过了，我想接下来我要继续拍的主题还是人。但是我还不知道应该把我的工作聚焦到哪一个群体，也许是我的生活还没有碰到过这个群体的人，所以没有这个冲动和感悟让我开始。
我在研究生时期的一位学长准备出发去可可西里，去拍一期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题。这个话题近年来一直引起社会很高的关注度，他在学校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研究，非常有信心，问我要不要参加。
我说，要去可可西里的话，我应该选择一个美好的时间，带着美丽的心情去赏美丽的高原风光，一路走一路拍，什么也不想。
“怎么？”他表示疑惑，“你觉得这个专题不够吸引你吗？”
我说：“恰恰相反，这个选题非常具有吸引力，也很有社会关注度。”
“那是为什么？”
“做了个调查，这个月从无人区回来的独立摄影师或者摄影团队至少已经有三批了。”我停顿了一下，开玩笑说：“这样下去也不知道保护站的人是要保护摄影师，还是保护野生动物了。”
学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亦觉得话说得有些重了，明明他的出发点是好事，而且我也相信他的能力和影响力，一定能让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以及野生动物的生存困境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跟他解释：“我的意思是无人区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但只要非法猎杀和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依然存在，无人区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平静，保护站和保护站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安全。”
学长难掩焦虑：“深入无人区腹地，拍摄最真实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没有保护站的工作不行。如何从一众相同的主题作品中，有头脑有立意的脱颖而出，也是头疼问题。”
他的眼睛通过电脑屏幕直勾勾地看着我：“Sunny，在情感的共鸣方面，和对图片处理上，你比我有天赋，我需要你。”
我想大抵他心里想的真正想的是我能拍能写，最擅长叙事剖析，有故事的图片加上有故事的文字，最易“蛊惑人心”。他不是非常认同我对图片进行文字翻译，觉得我容易趋利避害，为此也曾敲击过我很多次，但他也说过他是羡慕和佩服我的。
我和学长在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是同一个人，老师曾当着我们俩的面对我俩进行评价。学长的性格里理性偏多，我是感性偏多。他的摄影作品浓烈热情，风格清晰，极端主义。我是清淡尽致，诡辩不真，朦胧加极端主义。就拍摄艺术而言，我比他是比上不足，后天也追不上，就图片处理的能力而言，他比我是望其项背，后天也追不上。
以前我的老师曾给我们建议，摄影师保留对画面最直观的感受，举起相机是不需要思考的，作品最终归真，就是居中平衡。所以不是非得贫穷才能发人深省，不是走向极端才贵在平庸，也不是有人才有思想和温度，有内涵深度才有可（阅）读性。为此他曾毫不犹豫地批评过我早期过于重视作品的画面感和故事感，尽管我的作品风格一向以故事向性为主且最擅长，作品也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但在他看来“过”则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也曾批评学长一腔热情如火如荼，痛痛快快地自燃，之后理想埋于灰烬，余温带不起火热，太过理想主义，也曾点评我的商业趋向，太过操之过急。
我无法否认这一点，当你进入到公众视野，拥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时候，你就必须考虑你的商业价值。
商业价值既然由公众口味和社会需求决定，那公众喜欢且享受，再让这种价值为作品服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理想容易被嘲笑，现实又容易被鄙视，为什么不谈野心。等野心实现了之后，理想还是现实，还是居中平衡，不管哪个选择自然有它道理了，谁又去在乎你是哪一派，又对你恶意中伤呢。我跟老师提起，他仿佛如梦初醒，所以他承认他对了一半，我也对了一半。但我没有误入歧途，确实得益于他孜孜不倦的提点。
学长也曾说过，我比他聪明能干。我们都曾是非常清醒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这个定义，所以这也是我敬重和佩服他的原因。
故而人生良师益友得此，幸焉。
最终我还是没有答应跟学长去可可西里，因为有工作的安排也抽不开身。学长说等他回来，我们一定要见面一次，我答应说好，如果他能在7月之后抽出一点时间的话。他又问了我些最近的工作情况和安排，临下线前又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
我当时手里正拿着毕业那天还是他帮我拍的我和老师站在校园门口的合照，突然想起那天居然都没有和他单独合影留念。等见面那天一定要记得补上啊，我在心里想着。
对于学长的困惑，我说：“你知道在写作中，对人物或者景物的描写手法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两种手法吗？”
学长说：“你的意思是......”
我说：“意思很简单。举例来说如果你想拍平民窟的落魄生活，那么你也可以拍富人区的穷奢极侈作为烘托。在生命禁区，如果你想拍生命坚守和顽强，那么不仅巡守在这里的保护者是的，动物也是的，湖山、花草也是的。如果你想拍信仰，那太多了，在可可西里，在羌塘，在阿尔金，在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上，每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学长说他恍若醍醐灌顶，难怪老师总说我的作品与生带来就有让人身临其境的叙事感，更难得是有灵性。
不过对于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也知道，怎样捕捉，怎样记录，能看到的是最容易的，怎样去解读是再充分也不够的。那么就让摄影师用影像记录和保留最归真最直观的画面，让一千个读者去有一千个想法和看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