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史籍，乱局盛世，一把笤帚扫天下，孤寡圣主治江山，美传山呼不绝，从未真有其实。近贤臣、远小人，识人善任，量才选能，大度包容，群英毕至，虽千古明训，却知易行难。无论在白区或红区，不管在革命战争或和平建设中，摈弃奸邪，擢拔忠良，无疑为克难制胜之首要。而成就愈大的事业，不仅要选用愈多的人才，更要善于造就出百千万众之英才群体！
新成立的中原局辖长江北、陇海线南的豫（原属北方局）、皖、苏、鄂广大地域。1938年11月，刘少奇仍化名胡服，前往杨靖宇的家乡、老红色游击区——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中原局。
当时，要打开局面，最需要的是大量干部，更急需成熟的老干部。父亲叙述，他多次向中央要，而延安也奇缺干部，他干脆提出：可以把有点“问题不清”的同志全给我，在敌后抗日，他们都会是英雄好汉！
朱理治、徐海东、戴季英，因处理陕北红军之事在延安多有不便。1937年夏，刘少奇安排原北方局代表、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为河南省委书记，此时又依托河南省委建中原局，朱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徐海东到江北的新四军四支队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
李先念、刘瑞龙、王必成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将。刘少奇派李到鄂中、鄂豫挺进支队，与陈少敏（支队政委）开天地；派刘瑞龙到豫皖苏，同彭雪枫辟江山；派王到粟裕部任团长，当旅长。
原红三军团的彭雪枫和原红九军团的罗炳辉在“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时，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与北方局同驻地）任主任、副主任。父亲又把他们要来，安排罗先在陈毅部当副职，后任江北的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彭先到河南任军事部长，后任豫皖苏的六支队司令。以上仅列举少数。
当时，父亲恨不得把在延安能带走的干部全都要来，对有思想包袱的老同志，他挨个儿进行思想教育，然后分派到各地各处任要职。至于新干部，更是不拘一格、多多益善。
所列鼎鼎大名者，皆为创造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仅举一位陈少敏。她可谓中国共产党人里出类拔萃、最富传奇、文武双全的女干部，是寡言坚守危难，恬静隐于辉煌的女英雄、女将领。因少见于经传，不为众所周知，故突出简介。
1902年，陈少敏生于山东寿光的贫困家庭，其父辛亥革命时当连长，思想进步，回乡务农教学。小女随侍，上过几年学，又进教会学校接触现代科学知识。不幸天降大灾，父亲与妹妹饿病而毙，13岁的她流浪几百里，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两年童工。后被美国文美中学录取，又学知西方的民族独立、民权民主常识，并在多家工厂当工人、搞工运，1927年入团，1928年转党。
中共委派原满洲省委的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因单身租不到房子，组织安排28岁的省委秘书陈少敏配合工作，假扮夫妻，自然而然，产生感情，结为伴侣。1930年8月，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夫妻潜回寿光，12月底，两人来到了北方局所在地天津，任国桢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次年10月，任从唐山市委书记又调任山西特派员，11月被捕，壮烈牺牲于阎锡山屠刀下。在北平的陈少敏于1932年元旦，才知道丈夫牺牲和初生幼女夭折的消息。
1936年初，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代表到北方局，陈少敏为冀鲁豫特委书记，创造性执行“彻底转变”的指示，工作上取得空前的发展成就。陈少敏对刘少奇的领导，由服从、执行、赞成，到自觉拥护、钦佩、崇敬。1937年春，父亲送她到延安学习，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她像很多“老白区”一样，起初也对刘少奇讲的“白区错误路线”和“损失百分之百”有思想抵触——难道那么多英勇就义的好同志都成了“错误路线”的牺牲品？我们一直拼死革命、斗争不息，怎能叫“损失百分之百”？当年，即使在老红军里，类似这两个疑问，也相当普遍。一直到数年后延安整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才逐步解决。实践结果验证，使人心服口服。
父亲在满洲省委时，任国桢为满洲省委委员、哈尔滨市委书记，同为白区老同志，同情同感自然天成。此时，刘少奇绝对是耐心细致地开导说服陈少敏、黎玉（刘少奇派任山东省委书记）包括北方局书记高文华等，甚至包容体谅柯庆施。但工作上，必须按纪律和要求，坚决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方针，以实效政绩评议核定。
在延安学习时，陈少敏又有一次婚姻。1937年11月结业后，丈夫涂正坤到江西省委任书记，陈随赴当妇女部长。不久，丈夫的原配女红军，从死人堆里爬出寻回。陈力劝丈夫复原，毅然分手。这段凄美婚事，动人心扉。
1938年5月，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语言不通，社情不适为由，调陈少敏回洛阳特委任书记，后到河南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当常委、组织部长。1938年底中原局成立，书记刘少奇把陈少敏调来竹沟直接领导。1939年4月，委派她会合李先念，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鄂豫独立支队，任鄂中区委书记兼支队政委等职。不久传来噩耗：6月12日，江西省委书记涂正坤，在国民党制造的**“平江惨案”中英勇牺牲。
逆境而上、风雨无阻，37岁的“陈大姐”，成为赫赫有名的“陈大脚（未缠足、‘解放脚’）”。百姓传颂“上马手挥双枪，下地赤脚作田”，带兵的好将军、民众的好大姐，鬼子的真敌手、革命的女英豪！1941年，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五师，她任副政委兼地方党政多职。1945年，陈少敏被中共七大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夏，“中原突围”血战后，父亲派她赴山东老家解放区，与黎玉搭班子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陈少敏任全国总工会副**、党组副书记，全国纺织工会首任**等职。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56年中共八大再度当选中央委员，八届十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时期，陈少敏刚正不阿，捍卫真理。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她当众走到刘少奇面前，大声要求汇报工会的工作。父亲环视众人说：我知道同志们都担心我。请放心，我一定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真地反思、检讨，生命不息，改造不已。衷心感谢大家的关心。当场，陈少敏泪流不止。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表决当口，陈少敏低头伏案，拒不举手。耀邦叔叔向我叙述：康生厉色点名呵斥，坐在前排的陈大姐气得发抖，硬是用头压住双手，真是铸铁成钢的豪杰啊！
“*****”结束后的1977年12月，老妈妈悄然病逝，身边珍藏的遗物，仅一张永远挂在卧室的任国桢相片。陈少敏妈妈，堪称真正的舍生取义！
百折不挠、军民公认的良将领袖，无私无畏、盛世隐名的巾帼英雄！
这里，我们再回到1938年11月。刘少奇到达中原地区后，就提出要扩展军队，反对摩擦。但情势要比华北更为复杂：日、伪、顽、匪盘踞，日寇、汪伪、中央军汤恩伯等、非嫡系韩德勤等，加上占山为王的帮会土匪，蜂拥横行、硬挤强压。共产党的军队想要在这豺狼蠹蝎之地、犬牙虫蛇之间插足、生存、发展，更难上加难，如赴汤蹈火。长话短说，中原局在竹沟，谋篇布局统一思想，指挥用兵派出干部，融于百姓培训战士，厉兵秣马、蓬勃兴旺，被誉为“小延安”。
不久，父亲又急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要务。周恩来意外摔伤，赴苏联治疗。这段时间，可谓是到处、多方、诸事需要他。仅举一件在当时远悖功利、绝非彰显，日后却历久弥新、隔世生辉的大作为。
1939年夏，全国抗日已两年，敌后抗战大发展。我党在陕甘宁、华北、中原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呈几何级数增长。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踊跃参军热情高涨。新形势、新党员、新青年、新官兵，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什么组织，什么宗旨，知之甚少。知识青年与工农兵怎么结合？党和军队的文化成分大提升，如何发挥？怎样做合格的党员和战士？谁是楷模榜样？缺少准绳。
毛**（45岁）、张闻天（38岁）和刘少奇（40岁）等，深感必须回答这些大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简称《修养》）应时而生。
在往返延安途中的河南渑池，父亲手拿几页提纲演讲，反响甚佳。
回到延安，刘少奇又丰富了思想内容。宋平叔叔多次对我回忆：张闻天让他接父亲到马列学院。因听众越来越多，只好站在操场的一张木桌上，刘少奇生动地讲了好几天（每天三四小时），实事入情、鞭辟入里，经典哲理、深入浅出。大家完全被吸引住，全神贯注、如饥似渴，甚至忘了记录。宋平记了厚厚一大本，课后不少同志借去补记传抄。演讲轰动延安，整理出部分讲稿压缩提炼，许多精彩的实例、经典和故事不得不删减了。精品发表，成为那一代以至几代共产党员与军人的教科书。
后世之影响，我不评价了。
只讲一段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故事：1961年，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原为无党派红色律师）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多年前，我很不了解共产党，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一本西班牙文的书，告诉我：这是共产党人的‘圣经’，一位中国人的著作。”
三十多年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对中国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说道：被监禁32年，一本共产党人的“圣经”，激励我从容以待，是中国人刘少奇的著作。并且，背诵了其中的段落。
多尔蒂科斯读《修养》时与曼德拉一样，并非共产党人。他们都曾有倍感迷茫的时候，但后来都被公认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家。父亲的《修养》，是把一名革命者最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与最现实日常的行为操守，统一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要经历的“所以动心忍性”，阐述清楚；把战士必须从容应对的历练考验，必须具备的品格修养，摆出亮明，“曾（增）益其所不能”；把为官、做事，还原成为民、做人！而父亲奋斗毕生，亲身诠释出典型榜样，正如朱爹爹赞扬的“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因此，《修养》才被奉为圭臬，为众铭记，历久弥新！
在华中这段时间，刘少奇还著有《作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1940年7月）、《人的阶级性》（1941年6月）、《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1941年）、《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1941年）、《人为什么犯错误》（1941年10月3日）等著作。与《修养》和后来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论党》合撰汇集，被党内誉为“党书”之一。今人品读反思，仍会倍感受教。
心力所至，神来之笔！土生于乱世山野、情真意切，勃发后盛世传今、自在出新！
被誉为理论家的刘少奇，可一直是文武兼备的著名实干家。
由于国民党的节节惨败，共产党的飞速扩展，父亲预料到国民党**高潮将临。再三催促中原局机关及所属单位分批转移，并做出具体安排，再次（在北方局时已提出）响亮号召“到敌人后方去”，“最困难的最前线，是共产党应站的岗位”！至今追念呼出，口号蕴涵的胆魄与坚毅，仍令人热血沸腾！
1939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挺进敌占区，离河南，赴皖东。仅十多天后发生“确山惨案”，国民党军突袭竹沟，杀害我二百多同志。回头千百里，“掩面救不得”；故人长决绝，“血泪相和流”——何其悲愤！
刘少奇到皖东定远、滁县，举旗高呼：“东进、东进、再东进！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到敌人后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而最主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武装，建起军队、游击队、民兵以自卫，“东进！把日寇赶进大海！”成为划时代的口号！同时同步，建立抗日根据地。
几个月中，父亲连续主持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深透分析敌友我情况，明确战略方向，批判片面的“两个一切”口号，提出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敢于“反摩擦”等重大方针，三次会议跨出三大步，解放干部思想，推动工作转变。
中原局向各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自立自主的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
之前，北方局在河南周边的豫西（河南省委朱理治、陈少敏）、豫南（王国华）、豫皖苏（彭雪枫、刘瑞龙），中原局在鄂豫皖（李先念、陈少敏）大张旗鼓建起根据地。而受王明片面的“两个一切”影响，项英一直反对所谓的“招兵买马”，不许建根据地，怕产生摩擦，刺激国民党，导致新四军在苏皖的活动地域局促，发展很难。
徐海东大将后来回忆：他同父亲到中原局后，按指示组建发展新四军四支队，与罗炳辉的五支队同时，很快由几百扩充到两三千官兵。项英却严厉批评，命令实行“精兵主义”，都砍到不足千人，令徐、罗两位司令痛心顿足，使大家的抗日情绪很受打击。刘少奇率中原局到皖东后，放手发动群众，四、五支队很快都发展到5000人，前后一年多，各自近万指战员，兵强马壮。
魏文伯叔叔对我回忆：国民党叫我们去杀敌，却不补给枪支、粮弹、资金。我们赶走日伪，打下地盘。没有政权，求着国民党派县长，好给部队征兵、征粮。国民党不仅不派，反倒百般刁难。刘少奇反复说：这就叫“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咱们怎么能办这傻事！又讲起“要人要粮要枪，首先要有家”的道理，“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当即，委派魏文伯去当了第一个共产党县长，父亲叮嘱道：一定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我们打下的地盘，国民党派县长咱们还不承认呢！就这样，在苏皖敌后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由共产党委派掌控的县（定远）政权。
之后，刘少奇通电：“派遣最好的干部去做县长、区长”，又陆续任命了几百名，确立起小片根据地，再连成几大块。
游击战争，前提是人民被“逼上梁山”；核心是捍卫人民权利、保护群众切身利益；本质是人民的战争。就战争的本体定义、属性和规律，与各种战争无异，区别就在于人民性。没有民心民力，想打也打不久，打不赢，打不了。游击战争——人民战争中，军队和武装力量当然不可或缺，但决定性的，无疑是领导指挥者——党和政权，能否植根人民为人民，能否得到人民全力支持，能否取得人民的信任托付！正如父亲所说：“只要有数百万群众积极性的发动，并善于去组织与运用这种积极性的时候，我们的党与数百万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一切困难均可克服”。战争的最终胜败，取决于民力民心！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武装人民，就是要夺取政权、执掌政权。
那时，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无工资，吃军粮、穿军衣、同军籍，而军人地方征召，伤残军烈属地方优抚，军粮军费军衣军鞋地方筹集。无家哪来的兵？无国哪来国防？无民事哪有军事？谁说地方党政与军队无关？那是营盘那是根哪！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夺权执政为何？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时，共产党人舍身拼命，不就是为了报国保种救百姓嘛！中原局建起根据地，没忘这个根本宗旨。打奸除霸反封建，解救民众保民权，尊重劳动倡民主，救济难民利民生，组织群众生产生活、查田均赋减租减息，拥军爱民轰轰烈烈，村镇一派欣欣向荣！阴晦华夏，晴空一方！
父亲说：“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未有对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来保护的民众，而能起来积极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我们今天发动民众积极的适当的保护其本身利益，也就是直接的发动民众起来积极的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走上抗日的战场”。著名老历史学家吕振羽当年留诗为证：“心怀人民转乾坤……春风荡漾大江天”。
举一桩湮没无闻、不见经传的举动，在几十年后多次应时创造了中国历史：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首推“包产到户”。在皖东、淮南、淮北，军地开荒平坡、群众拥护，分给无地农民、取信于民，种公田缴军粮、足兵足食，余粮自家全留、成效显著。农民生产生活比敌占区和“国统区”都温饱红火。刘少奇击节赞赏，加以推广。
追根溯源，“包产到户”打根儿上就是“红色基因”。邓子恢，这位曾留学日本军校却“土得掉渣”、作为闽西红军创始人的“老军头”，20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最坚定强烈地呼吁“包产到户”。父亲又再次鼎力支持。后来，邓老被称为“中共头号农村工作专家”，或许就此可找到渊源？
“包产到户”，对今日之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民可还记得首创的那些人们和功绩！是否想知道他们的遭际命运？
登高望烽火炊烟、千古江山，荒草埋将士村妇、英雄无觅。刘少奇和邓子恢都曾经说过：那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