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再重复几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推行比“立三路线”还“左”的错误路线。
顾顺章、向忠发和卢福坦先后被捕叛变，临时中央被迫陆续转移。王明暂时主持了几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岁的博古（四中全会前也不是中央委员）总负责，自己挂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牌子赴苏联。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王明被选为**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公布名单时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台尔曼（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书记）等七位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头像并排上了《真理报》，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身价百倍。
1937年11月，离国六年的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俨然成了天上掉下来（毛**当时说“喜从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同样是他，过去是极左地“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刘少奇语），猛然转到右的“两个一切”。拿现在话说，大家都懵圈儿了，就任命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作报告否定毛**及洛川会议方针，毛处境异常困难。似是而非多颠倒，真伪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发。
刘少奇深知共产国际和王明就里，站在毛**一边，以华北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的不可靠反驳王明。因此，父亲再度被冠以“老机”（老机会主义）遭到围攻。王明点名批刘“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过分强调游击战争的作用、游击战争“小册子提的太多”，明确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不能允许的行动”，“对战争的估计是失败主义”。
历史往复谕示：真理最初常在少数人手里！“市中可信有虎”、毛刘一同挨批，胸中自信有为、他们同守战壕。激烈地抗辩和抵制，使会议没能形成错误决定。
南京沦陷后，极其自负的王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带团到武汉见蒋介石。出于对苏联援华抗日需求，蒋介石还算重视王明，听多了夸夸其谈，出乎意料，根本不甩什么共产国际书记或“中共原代理***”，倒是照顾周恩来的面子。在长江局，王明更是大力推行“两个一切”的右倾路线，跟着国民党走，不许建立独立政权等。项英负责，将八省十四地区坚持在老红区的游击队收拢，组建成新四军，自然完全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主张。
当时，王明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周恩来语），中共中央常委在延安只有张闻天、毛**和陈云三位，在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项英。王明认为，长江局占了常委的多数，没把延安放在眼里，持对抗立场，严重违背组织原则，拒不遵守组织纪律。武汉即将失陷，王明、周恩来与博古随到重庆，又回延安，项英留在新四军军部任长江局书记。后来，批判王明“另立中央”“分散主义”“武汉中央化”，就指的这半年多。
插一句家庭要事：在武汉期间，与何葆贞同狱的难友夏之栩妈妈受父亲委托，在恩来伯伯关怀下细致查访，找到被卖作童养媳的我大姐刘爱琴，亲自带回延安。父亲初见11岁木讷胆怯的女儿，说了句“太瘦了，真是太瘦了”，就将女儿紧搂怀中！一直紧张呆滞的孩子，放声大哭！项英精心安排，派人到老家联系上我大哥刘允斌（保华）。不久，我六伯刘云庭送允斌、允明（六伯长子）到延安，回父亲身边。小哥俩成了“三八式红小鬼”。
“十二月会议”后，刘少奇和彭德怀带几十名干部回前线。
前面说到，刘少奇提出要在短时期内发展“数十万人枪”的人民武装。通过北方局全力发动，到1938年底八路军扩军近20万，加地方部队、游击队、武装民兵，真的发展到几十万人枪！而国民党军抗日一败涂地，大多溃散逃离，我人民武装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军队”（刘少奇语）！
刚才说到，1936年初北方局仅有30多名党员，一年后党员已经发展到5000多名。按现在8900多万党员来说，这不算多，但从30多人到5000多人，还不算全国各地区党组织得以恢复发展的人数，已是百倍的增长啊！共产党在极其凶险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搞起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发展成百上千的党员，堪称奇迹！再一年（1938年）党员17万人，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刘少奇语）！
八路军进山西时，刘少奇说我们有了抗日的旗帜，需要人枪，需要钱粮，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个家呀！“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必须马上建个家，建立根据地。他发出大量电报，指示彭真（代理北方局书记）、聂荣臻（一一五师政委）如何在晋察冀建立根据地（调北方局黄敬为书记）；又给贺龙（一二○师师长）、关向应（一二○师政委）和林枫（北方局副书记）发电报，指示如何建立晋西北、晋绥根据地；并依托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等，建立晋东南根据地。同时，开辟山东、冀中、冀鲁豫、冀热辽。
父亲明示：“这种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因此，它施政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一、普遍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一块块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与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息息相关，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新中国的雏形”（刘少奇语），向建国迈出一大步。
最大的政党、最大的军队、最强的政权、最大的地盘。阿基米德说：“给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正是人民给了共产党、给了刘少奇及其战友们这个支点，他们已撬动整个中国，也将撬动整个世界！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返回，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毛**的政治路线。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父亲为**团成员。
开始阶段，先开了十几天政治局会议。王明先声夺人，抬出“国际”吓，乱扣帽子压，继续他的“一切经过、一切服从”那一套，俨然掌控主导局面。此时武汉失陷，急令项英返新四军。
会议的后半段，毛**作了酝酿已久、胸有成竹的报告，议程大转折；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使会议整体大翻盘。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论，否定了王明的路线和“配合国军打运动战”主张，肯定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肯定了刘少奇对王明的批判，肯定了北方局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性。
前面简述了1937年6月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毛**曾说：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完全不对的……应该作出正确的结论”。这次全会上，毛**在政治报告中，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结论：对“左”倾宗派主义错批错整的同志予以平反。按今天能理解的口头语叫“一风吹”，其中当然包括对父亲受到的批评及撤职处分予以纠正。总结时，毛**又强调宣布：“少奇同志历来是正确的，过去的帽子（1932年在中央职工部）、打击（1929年在满洲省委）、批评（1928年在顺直省委）等等是不对的”。这是一年前在白区工作会议上肯定刘少奇“基本上正确”后，在中央全会上再次给他平反作“结论”，并进一步确认，父亲“历来是正确的”。这也是第一次在党的全会上，对以往的错误路线冠以“‘左’倾宗派主义”作出结论。
会上，毛**支持，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并主持起草了我党第一份党法党规党纪的报告和决定。
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基本是将原长江局所辖地域一分为三，以“发展华中”为重点。巩固壮大华北很好的局面，同时全党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华中地区。
华北的“轰轰烈烈”与华中的“冷冷清清”（毛**语）形成鲜明对照。武汉会战之后，华中地区基本上遍地是枪、到处是匪，国民党军队战败后仍留在敌后，与日军犬牙交错，恰恰就是没有共产党军队。当时，新四军在“国统区”，一无地盘，二无政权，枪弹和粮食都得找国民党要，难以发展。到处要钱要粮要装备，成了叶挺军长最重要的事务。蒋介石再三催逼，新四军分兵江北敌后作战，断了后勤不说，连兵源都成了大问题，顽强坚持，进退两难。
刘少奇又成为不二人选，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再次“深入虎穴”。马不停蹄，他继续披荆斩棘“长征”，开辟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