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时代，佛法的传播，都是靠口耳相传，后来透过经典结集、艺术、雕刻、绘画等不同方式流传，其中，以文字的弘传力量最为广大，受益人数最多。关于中国佛教传播的情况，在前面已略微叙述，现在就从清末民初的杨仁山居士开始复兴佛教文化说起。
有“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美誉的杨文会（号仁山）居士，在南京舍宅设金陵刻经处，流通、印刷佛经；其他各处如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扬州天宁寺昆陵刻经处，也前后成立；此外，福州鼓山涌泉寺、杭州玛瑙寺等，也有刊刻经典流通。
此中，以金陵刻经处为翘楚。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跟我说，“*****”时，周恩来总理下令要保护金陵刻经处，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所以，延续至今，都还在从事印经工作。这许多刻经处，对于佛典的保存、校勘、刻印流通的发展功不可没。
其实，关于近代佛教文化出版，早在光绪年间，重建南京栖霞寺的宗仰上人，也曾在上海哈同花园印行《频伽大藏经》，可惜因为战乱而散失不全。继刻经之后，是善书的印赠，如：印光大师的《文钞菁华录》，弘一大师、丰子恺共同编著的《护生画集》，上海圆瑛法师的《圆瑛法汇》（即《圆瑛法师全集》），还有广东岑学吕编辑的《虚云和尚年谱》等等，对人间佛教的传播和贡献都很大。
随着西风东渐，各种文化的交流刺激，佛教开始发行各类刊物。在内地，最早的佛学刊物是1912年狄葆贤、濮一乘发行的《佛学丛报》，再有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月报》《海潮音》杂志、《觉群》周报，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仁山法师的《法海波澜》《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在西北地区，康寄遥居士则编印了《佛化随刊》《大雄》月刊、《祈祷特刊》《太虚弘法专刊》等，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其他像上海的《佛教日报》、北京的《觉世报》、汉口的《佛化报》等也相继出版流通。
另外，发行流通在东南亚一带的刊物，如：寄尘、通一法师在广东潮州开元寺创办《人海灯》月刊，慈航法师在南洋办《人间佛教》杂志，竺摩法师在澳门办《无尽灯》杂志，香港佛教联合会觉光法师办《香港佛教》杂志，及妙法师《内明》杂志等数百种的佛教刊物，对人间佛教的普及和传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当时，研究佛学风气非常兴盛，最有名的是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和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有“南欧北韩”之称。不少佛教相关辞典、书籍也相继出版，像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是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部大辞典，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是以学术方法研究佛教的先河，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曾被选为武昌佛学院教材，王季同的《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吕澂的《佛教研究法》，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都是佛教思想著作的重要代表。由于僧信的努力，人间佛教的思想学说，在全国各地就有了一番新气象。
《菩提树》杂志、《人生》杂志
后来发生“*****”，中华文化受到严重摧残。记得香港严宽祜居士告诉我，他在文咸西街四十二号三楼成立的“香港佛经印送处”，就是在“**”期间，从延烧的火堆中，把佛经抢救出来运到香港，并将不少珍贵的版本重新印刷出版。后来，印送处更名为“香港佛经流通处”，在海内外流通佛教经书和法器，举凡教界的请托、代办，他都一概义务承揽。严老在佛教危急存亡之际，不计一切地保护佛教，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佛教大护法，可以说，与杨仁山居士前后媲美。
所幸，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不少的高僧大德、知识分子，为了续佛慧命，纷纷前往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继续发展人间佛教，让佛教文化得以保存和流传。如1948年，最早从南洋到台湾的慈航法师；隔年，相继从大陆至台的大醒、南亭、东初、白圣等法师；接着，从香港陆续来台的有太沧、证莲、印顺、演培、道安、仁俊、续明、大本法师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