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次考察欧洲，本来是想进一步为中华文明寻找对比坐标的。但是，欧洲果然太厉害了，每次踏入都会让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浅一步地往前走，处处都有感受，每天也写了不少，却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欧洲旅行，还可以在各地读不少资料。我在佛罗伦萨读美第奇，在布拉格读哈维尔，在冰岛读《萨迦》，都读得非常入迷。这一来，离中华文明就越来越远了。
直到此刻，在北欧的夜行火车上，我才回过神来。这趟火车除了我们几个人外，没有别的乘客，我一个人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卧室。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雪原，而这雪原的名字又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路那么长，夜那么长，一种运动之中的巨大陌生，几乎让自己消失。我静下心来，开始整理一路上与中华文明有对比关系的感受。
欧洲图像太多，话题分散，很难简明地归纳出与中华文明的逻辑对比。我只能放弃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图像具有对比价值。从行李里抽出两张纸来，写了三十多个，觉得太多，删来删去，删成了七个对比性图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图表；
一座城堡；
一群闲人；
一块巨石；
一面蓝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M-E-D-I-C-I，在街边、门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思维，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大多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很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这座城市却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很难看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不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上随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诚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长期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就完成了一次关及人类的集体提升。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我认为是曾经当了十多年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我在美丽的布拉格居然好几天都把自己锁在旅馆里，读他近年来的著述。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写进了《哈维尔不后悔》一文的第四节，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仔细阅读。
四
再说那一份图表。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了！
正是这份图表提醒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人类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更刺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一些“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创新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发明的高度评价，常常会被我们误读。因此，我在牛津大学时曾借英国李约瑟先生的著述《中国古代科技史》来提醒同胞：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代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部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华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国近代救亡的危机之中，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陈词和铁血拼杀，感染了很多中国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进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他们甚至不知道法国社会最终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语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作理想主义加以歌颂。即便是在经历了“**”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穷批猛打”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对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义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对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这次在深秋季节进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东张西望地漫步长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说服。
我写道：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然而细细一想，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进步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现代社会该有的观念人家也都有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六
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报。偶尔抬头打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与当地的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为方式。以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还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
问题在于，当这种无休止的苦干由群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就陷入了盲目。而这种盲目的最大危机，是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态的隔膜。本来，他们是可以在那里摆脱这种危机的。
我在罗马时，看到绝大多数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休假的时候，着眼点不在休假，而在于“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却最容易被盲目的实用主义惯性所遮蔽。因此，悠闲很可能是一种清醒，而忙碌则很可能是一种糊涂。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使悠闲成为一种广泛的可能。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被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特别有声有色。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产生于遭受内乱和外力的威胁之时。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打开而显出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退回狭隘。
于是，我觉得有一些话，应该从欧洲的土地上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我当然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任何一个高贵的民族，都应该是这些共同原则的制定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九
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考察北非、中东、南亚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德国的“新纳粹”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
我们车队的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了。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全被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飞，包括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那是吸大麻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没有破过。
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人类的很多灾难是互渗的，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明显的投射。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我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 Ko 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也是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结果只能削弱自己的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作一些更深入的总体思考。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差别很大，但既然都称为“文明”，就必须应对所有文明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污染、自然灾害……
这也正是我不赞成亨廷顿教授的地方，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冲突。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最根本冲突，产生在文明与非文明之间。守护全人类的整体文明，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