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手记·
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说人是社会的动物，首先是指，我们每个人都是与不同于自己的其他人共同生活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他人，离开由他人所构成的环境而独自生存，他人构成了我们生存环境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的生存必须、也只能在这种环境中。因为正是由他人所构成的环境，提供了我们作为人的一切：不仅是物质资料，精神文化背景，而且包括我们的身份认同。所以，我们作为人生活在世界中，是相互依赖的，我们生存，同时我们的生存又构成了他人生存的环境和必不可少的背景，于是就有了社会，因而，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离开了社会，一切行动都将不可能。
人生活在社会中，但社会中的人并不是像沙堆中的沙子那样简单的堆积在一起，他们绝非孤立排列的原子个体，而是相互间具有复杂的联系，是在各种制度、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的规约下，有序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必然会有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有共同处理的事务，这些问题和事务需要共同生活的人们共同参与才能够解决，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说的公共问题，有了思想家们所说的公共领域。所谓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我们首先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是公共问题、公共领域将人们联系起来，使人们不致成为原子式个体，而拥有自己的身份，成为社会中的人。可见，对公共问题、公共领域的关注即人的公共关怀，本质上也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出，人的公共关怀，正是人的社会本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当一个社会中的人都丧失掉公共关怀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随之而来的就只能是堕落与灭亡。一个健康的社会，它的社会成员必然是有强烈的公共关怀的，他们一定是对公共领域里的公共问题充满关切之心的。
公共关怀这个词是一个现代语汇，但是公共关怀作为一种情怀却并非仅是现代人的专利，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种情怀是有它源远流长的历史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有人对此很是反感，就向子产建议禁毁乡校。子产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认为应该给人们议政的权利，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够了解民情，从而有利于国家。这个典故一向被人们用来说明先贤对言论自由的重视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透露了另外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先人一向就有强烈的公共情怀，而且具有公共关怀的不仅仅是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孔孟、老庄、墨子等这些著名的哲人、思想家，许多普通的百姓、士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公共关怀，只不过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因而不为我们所知罢了。故事中的乡校，类似于英国早期的咖啡馆，法国的沙龙，都是人们就公共领域的公共问题展开议论，表达自己的公共关怀，并试图借此影响现实的地方。当然，具体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功能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谈到公共关怀，更多地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谈，普通人、普通公民的公共关怀谈得很少。实际上，普通人、普通公民虽然很难像知识分子那样，具有充当意见领袖能力和机会，但同样应该具有公共关怀。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透露的正是古代那些普通的、无名的中国人对公共领域的公共问题的关切，展示他们公共关怀的一个典型例子。实际上，中国人公共关怀的历史传统，还可以继续上溯，例如同样出自《左传》的曹刿论战的故事中，曹刿虽然并非肉食者，却同样表现了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强烈关怀。这种传统其实并没有中断，从两汉时期的士人清议，到北宋的太学生，到明朝的东林党人，可以梳理出一条前贤公共关怀的较为清晰地历史传统。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的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人的公共热情的一种总结式表达。
可见，我们的历史上是有着公共关怀的优良传统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不缺乏公共热情。只是，对古人的这种公共关怀，我们往往不太恰当地称之为忧国忧民。说把古人的公共关怀、公共热情称为忧国忧民不恰当，是因为忧国忧民这种说法是一种政治化的表达，而实际上古人的公共热情里，不仅仅是处于政治斗争的考量，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公共关怀里包含有对超越的、形而上东西（即古人所说的“道”）的追求的，而这是公共关怀的根本。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关怀与中国古人的忧国忧民还不一样，在内涵上具有更多的现代色彩，更多地体现出现代人的现代理念。
首先，就内容上来说，公共关怀除了表现为对有关公民的权力、福利，以及各种与公民自由相关的公共政治问题外，还具有许多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内容，诸如环境问题，动物保护，性别问题，等等。现代社会，人类生活内容远比古代丰富，现代人的关切远不止是政治关切，作为古人的关切中心的政治关切，也只是现代人众多关切中的一种，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还不是最重要的关切。
其次，我们的公共关怀不应该仅仅是对个人一己利益的关注和关怀，而应该超越于个人的利益之上，具有更加高远的关怀。换句话说，我们的公共关怀里，应该包含有一种超越的东西在里面。对此，汉娜·阿伦特说，“由于公共领域的出现，世界被转变成了一个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将他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共同团体。只有公共领域的存在以及世界的这种转变才完全依赖于永恒性。世界若欲包含一个公共空间，它就不能是为某一代人而建立起来的，也不能只是为活着的人设计出来的，他必须超越凡人的生命大限”，“没有这种潜在的尘世永生的超越，任何政治，严格说来，任何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现代公共领域的丧失的最明显证据莫过于人们几乎彻底丧失了对永生的本质关怀：与此同时，对永恒的形而上关怀也已经彻底丧失了，而且一种丧失在一定程度上被后一种丧失掩盖了。”没有超越的关怀和形而上的关切——真理、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公共领域的就不存在了，而所谓公共关怀也就成为空谈。道理很简单，一旦公共关怀丧失了超越性的和形而上的关切，所谓的公共关怀就很容易变成为仅仅是对一己利益、个人私利的关切，所谓“公共”也就成了空谈和口号，甚至沦为达到一己之私或小宗派团体的工具，这个社会也就堕落成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我们的公共关怀，在具体的表达中，应该恪守理性、宽容的原则。公共关怀是对关乎我们权利和利益的社会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关切，不论我们的关切具有多么强烈的超越立场，但也只能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具体的视角来审视和表述，因而也就必然会带有特定角度和具体视角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向上帝那样全知全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公共关怀的表达，应该警惕那种道德上的自我迷恋，以为只有自己掌握甚至垄断了真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声音、相异的观点，都动机不存、居心险恶。这样一种心态，实质是一种非理性的心态。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独霸真理的心理倾向，导致的只能是专制主义。理性的心态就是，公共关怀应该具有足够的宽容度，对不同于自己的声音和观点，首先应该承认它表达的权力，有它表达的自由。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本来就是一个众声喧哗、声音杂沓的场所，正是因为众声喧哗、声音杂沓，才有了对话与交流，在对话与交流之中，才能够产生理解、平衡与妥协，如此，我们的公共关怀才能有最终的落实。
可见，公共关怀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它是对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表达我们共同的关切。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仅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权。所有人，只要是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有权利对这个共同拥有的世界上的任何公共问题，表达他的关切，而不应只是把这种关切推给某些人、某一类人，这样既不负责任，也是危险的。秉承我们的良知，积极表达我们对共同世界的共同关切，乃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