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茨威格
1910年10月28日，可能是早上6点，在树木之间还挂着漆黑的夜，几个人影以奇怪的方式围绕着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宫殿房子蹑手蹑脚地走。钥匙发出喀嚓声，门被鬼鬼祟祟地打开，在厩草中马车夫相当小心地，但愿没有嘈杂声发出，将马套到车上，在两个房间中有不安的阴影出没，用遮了光的手电筒摸索各种各样的包裹，打开抽屉的柜子。然后他们悄悄穿过无声地推开的门，耳语着跌跌撞撞地走过花园泥泞的草地。然后一辆车轻轻地，避开房前的路，缓缓向后朝着花园的门驶出去。
那里发生了什么？盗窃犯侵入了宫殿吗？沙皇的警察终于包围了这个过于可疑的人的住宅，好进行一次调查？不，没有人闯入盗窃，而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像一个小偷一样，只由他的医生陪同，从他的生活的监狱中冲出来，呼唤向他发出了，一个不可辩驳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标志。当妻子夜里暗地里和歇斯底里地乱翻他的文件时，他再一次当场抓住了她，这时决定突然钢铁般坚决和果断地在他心中响起，离开“离开了他的心灵”的她，逃走，到任何地方去，到上帝那里去，到自身中去，进入自己的，分给他的死亡。突然他将大衣套在工作衬衫上，戴上一顶粗笨的帽子，穿上胶鞋，从他的财产中没有带走别的，除为了向人类表达自己精神所需要的东西：日记，铅笔和羽毛笔。在火车站他还潦草地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通过马车夫把它送回家：“我做了我这个年龄的老人通常做的，我离开了这种世俗的生活，为了在孤独和平静中度过我最后的有生之日。”然后他们上了车，坐在一个三等车厢油腻腻的长椅上，裹在大衣中，只由他的医生陪同，列夫·托尔斯泰，到上帝那里去的逃亡者。
但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不再这样称呼自己了，托尔斯泰像对待他的钱、房子和荣誉一样，也把他的名字扔在身后；他现在称自己为T·尼古拉耶夫；一个想为自己虚构一种新生活和纯洁而正确的死亡的人的虚构的名字。终于摆脱了一切羁绊，现在他可以在陌生的街道上做朝圣者，学说和正直的话语的仆人。在萨莫尔金修道院，他还同他的姐姐、女修道院院长告别：两个苍老衰弱的人一起坐在宽厚的僧侣们中间，因安宁和潺潺的孤独而具有幸福的表情。几天后女儿随后赶到，在那第一个不成功的出走之夜出生的孩子。但就是在这里，他也无法享受平静，他怕被认出，追捕，赶上，再次被拖回自己家中这暧昧、不真实的生活中去。于是他，再次被看不见的手指触动，10月31日早晨4点钟突然叫醒女儿并催着动身，到任何地方去，去保加利亚，去高加索，到国外，到随便哪个地方，荣誉和人们再也够不着他的地方，只要终于进入孤独，去到自己，回到上帝那里。
但他的生活，他的学说的可怕的对手，荣誉，他的折磨人的魔鬼和诱惑者，仍不放弃它的牺牲品。世界不允许，“它的”托尔斯泰属于自己，属于他本身的、省察的意志。这个被追捕的人几乎还没有在火车车厢里坐下，将帽子低低地压在额头上，旅行者中有人已经认出了这位大师，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已知道了，秘密已经泄露，外面男人和女人们已经挤到车门口看他。他们随身带着的报纸带来一栏长长的、对这逃离监狱的珍贵动物的报道，他已经被出卖和包围了，荣誉再一次，最后一次拦住了托尔斯泰通向完满的去路。呼啸而过的火车旁的电报机线充斥着消息的营营声，所有的站都被警察告知，所有的公职人员都被动员起来，家里他们已经订好特快车，记者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尼什尼叶-诺高奥特，从四面八方追踪他这只逃跑了的野兽。神圣的教会会议派遣一个神父捉住这个悔恨的人，突然一个陌生的男子上了火车，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总是新的面孔经过车厢，一个侦探——不，荣誉不让他的刑事犯逃掉。列夫·托尔斯泰不应该也不可以单独同自己一起，人们不容许他属于自己和实现他的神圣化。
他已经被包围了，他已经被围住了，没有他能投身进去的灌木丛。当火车到达边境的时候，一个公务员将殷勤地脱下帽子欢迎他并拒绝他过境；无论他想在哪里脱身，荣誉都将置身于他的对面，它无所不在，来自四面八方，闹得沸反盈天：不，他无法逃脱，利爪紧紧地抓住他。但这时女儿突然注意到，一阵冰冷的恐怖寒颤抖动着父亲苍老的身体。他筋疲力尽地靠在坚硬的木长椅上。汗从这个颤抖的人全身的毛孔中渗出来并从额头上滴下来。发烧从他的血液中出现，为了救他，疾病袭击了他，死神已经举起了他的大衣——黑暗的大衣，在追踪者面前盖住了他。
在阿斯塔波瓦，一个小车站，他们不得不停下来，这个病危的人再也不能继续了。没有一家旅店、一座旅馆、一个豪华的地方让他藏身。站长羞愧地提供他在火车站大楼两层的木屋中的办公室（这儿对俄国来说从此以后就是圣地）。人们领这个打着寒战的人进去，突然他梦想过的一切都是真的了：这里就是那小房间，低矮而有霉味，充满了污浊的气味和贫穷，铁床，煤油灯暗淡的光线——一下子离他所要逃离的豪华和舒适很远很远。在死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刻一切都变清楚了，像他最内在意愿所期望的：死神作为一个庄严的象征，纯洁地、无瑕地完全顺从他的艺术家之手。在几天的时间里这死的辉煌建筑就巍巍向上耸起，这是对他的学说崇高的确证，它再也不能为人们的妒忌暗中破坏，它原始世俗的朴素再也不能被扰乱和毁坏，荣誉在外面紧闭的门前紧张地，上唇翕动着急不可耐地潜伏着，记者和好奇者，密探和警察及宪兵，教会会议派遣的神父，沙皇指定的官员拥挤和等候着，都是徒劳的：他们兴师动众而无耻的忙碌再也无力影响这种不可摧毁的最后的孤独。只有女儿守护，一个朋友和医生，平静谦恭的爱以沉默围绕着他。床头柜上放着小日记本，他向上帝呼唤的话筒，但发烧的手再也不能握住笔。于是他还从憋闷的肺中，以逐渐微弱的声音向女儿口授了他最后的思想，称上帝是“那种无限的万有，在其中人感到自己是一个有限的部分，是他在物质、时间和空间中的启示”。并且宣告，凡人和其他人的生活的结合惟有通过爱才会发生。在他去世前二日他还绷紧他所有的感官，去抓住更高的真理，达不到的真理。然后黑暗才渐渐地在这闪闪发光的大脑上投下阴影。
外面人们好奇而放肆地推挤着。他再也感觉不到他们。在窗前，由于悔恨感到耻辱，透过模糊的泪眼，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他的妻子，向里张望，她四十八年来同他紧紧相连，只是为了从远处再次看到他的面庞：他再也认不出她来了。生活的事物对这个所有人中目光最尖锐的人变得越来越陌生，血液滚过断裂的血管时越来越黯淡和凝固。在十一月四日夜里他还又一次振作起来并**道：“农民——农民究竟怎样死去？”非凡的生命还在抗拒非凡的死亡。十一月七日死亡才袭击了这个不死的人。苍白的头颅向下垂进枕头中去，比所有人都更明白地看过这个世界的眼睛熄灭了。这个不耐烦的探求者现在才终于明白了一切生命的真理和意义。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将列夫·托尔斯泰称为一个人类的人：这是一句精辟的话。因为他是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人，由同样龟裂的黏土塑成，带有同样世俗的不足，但是他更深刻地了解这些不足，更痛苦地忍受它们。列夫·托尔斯泰从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更高的人，只是比大多数更具人性，更有德行，更敏锐地深思熟虑，更清醒和更热情——仿佛是世界艺术家（指上帝，译者注）的工作室中那个看不见的原始形式的第一个因而是最清晰的模型。
托尔斯泰是上帝选出的模型，我们其他人与他相比都是那么模糊，甚至面目全非，托尔斯泰将永恒的人的画像作为根本的毕生事业，在我们混杂的世界中间尽可能表现得完美——一种永远不能完成，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并因而是加倍英勇的事业，他在极端的现象中借助一种无可比拟的自己良心的诚实寻找人，向下深入到人们只有伤害自己才能达到的深度。这个典型的道德高尚的天才以一种非常的严肃，一种无情的冷酷毫无保留地翻掘自己的灵魂，好使这种完美的典型从它世俗的外皮中解放出来，并向整个人类展示它更高贵和同上帝更相像的面庞。从不止息，从不安宁，从不给予他的艺术那种纯粹的形式游戏的轻信的快乐，这个无畏的雕塑者八十年来从事这种通过自我描述达到自我完善的辉煌事业。自从歌德以来没有一个作家这样表现了自己并同时表现了永恒的人。
但这种英勇的、通过检验和冲压自己的灵魂使世界道德化的意志只是表面上跟这个无与伦比的人的呼吸一起停止了——他的本质强大的冲动不懈地塑造和继续塑造着，继续在活着的人中发生影响。还是有一些人作为他尘世生活的证人在场，战栗地直视着这青灰尖锐的眼睛，不过托尔斯泰这个人早已成为神话，他的生活成为人类一种崇高的传奇，而他的斗争违反本意地成为我们的和每个世代的一个榜样。因为一切富有牺牲精神地想到的，一切英雄般地完成的事情，在我们狭小的地球上总是为所有的人做的，一个人的每一点伟大之处，都使全人类赢得了新的和更大的程度。只有在炽热地真实的人的自白中，探索的精神才能预感到它的界限和法则。只有借助于它的艺术家的自我塑造，借助于天才的形象，人类的灵魂在人世间才能被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