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
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堂吉诃德》已经出版，而且引起广泛轰动。但是，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学才华却不愿凭着一点良知，认真审查他遭受的灾难，给他一点点起码的公平。
当时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没有让只读过中学的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那样受到一批“大学才子”的审判，审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这些真的法庭，使他联想到绑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盗，他们也有事没事就审判他。
当海盗的审判与法庭的审判连在一起组成他的人生过程时，他不能不摇头苦笑。
我一时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过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囵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诃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一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模样怎么还能流浪远方，把苦难流浪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