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
在塔克西拉（Taxila）犍陀罗的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奘的足迹，我之所以如此激动，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这是我们的考察旅行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虽然也自命不凡，却很少像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的君主那样长距离地去侵略别人。成吉思汗西进的路线很长，但他的王朝那时还没有统治中国。与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国度，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硕果仅存、长久延续的原因之一，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细说。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好诗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和危难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明确无误的脚印，哪怕是千年之前的旧旅程。
近代会有一些，但我们这次以千年为度，关注的重点是遥远的古代。古代，尤其是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都此起彼伏地在用马蹄刀剑作先导向外挥洒千里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确确实实抱着文化交流的目的，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域外的智慧。我们在犍陀罗故地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怎能不激动？
我们与他们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即他们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显和玄奘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实际上是踏入了异国他乡的历史，那么，踏入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
法显是五世纪初年到达的，离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已有九百年，离阿育王护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经进入大乘佛教时期的中期。大乘佛教经三百多年前的马鸣和一百多年前的龙树的整理阐扬，在理论上已蔚为大观，在社会上则盛极一时。法显在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远处，当时叫弗楼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见到过壮丽的“迦腻色迦大塔”，叹为观止，而当时这样的大塔比比皆是。这也就是说，他来对了时候。
玄奘比法显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时期的后期。但他比法显幸运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极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处衰势的大乘佛教，对玄奘也优礼有加。那么，玄奘来的也正是时候。在戒日王之后，佛教衰微，以后就进入了密教时代。
这也就是说，他们进入的是印度河一恒河流域宗教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片断，但一旦进入，他们的目光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些片断中了。他们取回了最主要的一些经典，但他们的脚步所至，带来大量经文之外的感悟。他们在历史的辉煌期到达，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关注辉煌的来源和去处。因此他们实际取到的东西，要比带回来的典籍多得多。
他们在研究佛教的时候不能不追溯佛教产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献，以及其中的《奥义书》，还有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等。这一来，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种古文明源头，既独立又深厚，品咂不尽。我本人曾钻研过一阵徐梵澄先生译的《五十奥义书》，又为了探索古代东方艺术史而苦读过婆罗多牟尼的《舞论》，已经深感这种文明的宏大和艰涩。因此，面对一个古老文明，就像面对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光从书本里读读对大海的描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应站到岸边闻一闻海腥味。法显、玄奘明白这一点，所以甘于历尽艰苦而来，成了东亚文明与中亚文明之间深层沟通的首批使者。一切深层沟通都不能仅靠文字资料，而必须以脚步、目光，乃至整个血肉之躯作为船筏。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两种甚至多种文明。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我们，别看车轮滚滚，其实也就是在追摹他们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