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她们有的是导演，拍摄时要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指挥；有的节目主持人，要随时随地对着镜头又说又笑；有的是记者，听到或看到什么立即要掏出笔来唰唰记录；有的还兼总管，需要大声地召集人员、点菜付款、叫出租车——她们竟然都要把头发、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这一切，其间的艰难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者正比画着要求女士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那就戴好吧，车子开到一家从老板、厨师、侍者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餐馆”，女士们见到大红灯笼和红木窗格，觉得这已是中国地面，总可以解下头巾了吧，没想到刚刚动手，两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轻声喝令不可造次。这下女士们急了，大声说：“这是中国餐馆！吃中国餐没法戴头巾！”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摇了摇手，算是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这么做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几个女士顿时欢呼起来。其实，这顿饭质劣价昂，但她们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撸一下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作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像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其实，我们的女士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儿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理由是这样的服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自由，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有些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讨论过清初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服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外人一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折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宽大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惟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寒伧。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入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只要行之有方，也不应过多地厉声呵斥。老是敲人家车窗的业余“风化警察”，应该大大减少，而袍子的色彩和裁剪方式，则应该大大增加。
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而不准返回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滢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Rifaay）清真寺拜谒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可兰经》。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厅堂里静谧无风，因此那面伊朗国旗永久地垂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