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理应有凉意了，但今年却不，居然热得一百多年所未有。这不能算秋天，而没有一个像样的秋天，整个一年都遗憾。
正这么懊丧着，收到了当天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看见我的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刚刚亡故的女诗人。女诗人亡故时享年七十八周岁，但宗江先生一开笔就说：“你没见过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诗有多美。”宗江先生还引了这位女诗人临终前为自己写的一篇讣告，讣告较长，大意是：我有一间小木屋，仿佛是童话里的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寒流仲夏的雨。我在小木屋里追忆、思考，假如人间的善恶爱憎无法分明，我宁愿飘浮在永恒冷寂的太空。
读完这篇自拟的讣告，我立即觉得烦热全消，堕身于一种深秋的诗意里。年迈的女诗人辞世前独住在小木屋里无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么美丽，归去得那么典雅。我随即拿起电话筒，想把这篇讣告当作节日的礼物送给几位朋友，让他们在炎热的中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电话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在这半小时，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岁，没有资格悼念她，但我曾亲眼看见，国际舞蹈大师林怀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我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他的年岁也不大；林青霞也曾乐滋滋地告诉我，她对上海的了解和喜爱，大半来自张爱玲；今年上半年我独自在马来西亚一座座城市间漫游，每个城市的报社都安排了我与当地的读者见面座谈，读者们所提的问题中频频出现张爱玲的名字，这些读者就更年轻了；在国内，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刚刚学成归来的文学博士们自发评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张爱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面，评选这件事颇多是非，但张爱玲的排列却很少有争议……这一切说明，张爱玲享受着一种超越年岁的热闹，而她居然还悄悄地活着，与这种热闹隔得很远。
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深刻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凭借更多的材料来思索。
想到这里，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我边说边听着电话那头操作电脑的声音，说完又听编辑小姐复诵了一遍。
挂断电话后我想，上海人也许会觉得她死得凄楚，其实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和设定的，她的辞世方式，包括她的衣着姿态。她甚至会嘴角露笑，幽默地设想着拖延几日而终被发现时，朋友们和读者们的神情。她把一切都想过了，冥冥之中又有什么力量在帮助她，使她把这个仪式择定在秋天，又把尾声伸延到中秋节前夕。“我欲乘风归去”，这或许是她最终吟诵的诗句？就像黄宗江先生介绍的那位女诗人一样，自认为是从童话般的小木屋飘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
与她们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怜的人们一定还在倒过来可怜她们，在茶余饭后讨论着她们本该如何来改变这种可怜。也许，建议之一，是她们早就应该回归文坛，有一个喜气盈盈的晚年。但是，我们的老太太极有主见，不听这些。她们虽然衰疲却仍然高雅，心中只有两个点：要么小木屋，要么太空。其他地方，她们可以随意看看，却不会停驻。
此间情景，很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要么小木屋，要么大海，其他场所与他无缘。
老太太的小木屋空了，不必在别处寻找，她们只会去了太空。
正这么想着，天却骤然凉了下来，月亮也从浊黄变成冷白，不知名的秋虫长叫一声，像个秋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