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一场铺天盖地的沙暴终于过去了，余纯顺准备起身，但突然用手捂住了胸口。他立即领悟，时间到了。那好，脱去衣服，回到四十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模样，然后抬起头来确认一下方向，面对东方，面对上海，靠着灼热的沙丘，躺下。
时间到了。时间果真到了？
自从八年前开始走上探险之路，他已无数次地想象过死亡，但从来没有想象到死亡来得那么快，毫无先兆，毫无预告。什么也来不及想了，只觉得一团热浪翻卷几下，很快把自己裹卷住了。最后睁开一下眼睛，眯缝着看着前方。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都看见了。远处是自己无数的脚印，而远处的远处，则隐隐约约是黄浦江畔外滩的剪影。一个月前顺便回去了一次，去与故乡告别，现在才知道是上天的安排。
此时此刻，我正在听他的一个录音，那是一个月前他匆匆来去时与一群上海大学生的谈话。他分明在说：欧洲近代的发展，与一大批探险家分不开，他们发现了大量被中世纪埋没的文明。在中国，则汉有张骞，唐有玄奘……现在，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阿根廷的托马斯先生，而他已经年老。中国人应该超过这个纪录，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于是，我选择了孤独，选择了行走。我已走了八年，还会一直走下去。在那远天之下，有我迟早要去的地方……
——听着这些语言我十分惊讶，录音机里掌声阵阵，我想，一个长年孤独地跋涉在荒漠野岭间的灵魂，怎么会驮载着这般见识、这般情怀！他，究竟应该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大地已有定论。据说，不管走到哪儿，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请停一停，壮士！”直到最后树立在他告别人世的沙丘上的那块纪念木牌，立牌者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了这个古老的称呼：壮士。
临时找来的木牌，一小罐鲜红的油漆，先放在地上，一笔一画写成这个以“壮士”开头的墓碑，然后竖起，大家一起用力，深深地插进沙漠，让沙漠的肌肤接受一次强烈的针灸。在这个拒绝生命的地方，从此有了一个有关生命的标杆。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中国的词汇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着稳固的共识。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凭着直觉就可判断出眼前这个人的人格定位。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实在久违了。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
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正如这几天介绍他的电视节目中一位年轻的新疆女司机说的：“我在车上看着这个上海男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的困难都不能叫困难了。”于是，这位女司机跳下车来，向他走去，与他同行了很久，很久。
“这个上海男人”——把这样一个称呼与一位视死如归的探险壮士连在一起，让全国都产生了诧异。“上海男人”一度是一个气味怪异的专用名词，影视作品中表现典型的上海男人则需要动用几个特型演员，动作、语气、声音、目光早已雕刻完成。但这个男人确实穿着写有“上海”字样的服装走了一程又一程，把一切远离上海而又在嘲笑上海的男人和女人们都闹糊涂了。上海？多半是冒充的吧？天下什么不好冒充，却去冒充一个上海男人！果然，在谈话录音中，我听到他在讲述这样的苦恼：“一路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上海人，甚至要我说一句上海话作为测试，因为上海话很难冒充。”
对此，我不知道上海人能说什么，只记得纪录片里他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在沙漠深处告别，彼此用的是上海话，寥寥一两句，却十分地道，绝非冒充。余音刚刚散尽，背影已飘浮进沙海，不再回归。
不再回归，倒下时却面朝上海。
今天这个展览，是上海人与他的再度见面。他为这座城市增了光，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理应来看看他，向他道谢。
一九九六年七月
（本文是为上海举办的《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写的序言，这个展览轰动了整座城市，每天都有数万人参观，人山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