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一九九三年的秋冬之交罢，有一对男士来找我。哥俩好似的，很亲密。一个是曾在某家电影厂干过灯光、后勤什么的，另一个是某郊县工商局里的股级或是副科级干部。他们很开朗爽直地告诉我，很富有的工商局，想独立出资拍一部表现工商工作很辛苦的电视剧，问我是否愿意出任编剧。其时我刚被领导命令从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岗位移向新开设的影视专业，惶惶之中有着强烈的从头学起的欲望，于是马上就表示愿意合伙。一年后，该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了一次。因为制作的粗劣，播过之后如石沉大海，什么影响也没有。到播出时我才发现，那位想必是非常钟情于文学的工商干部，虽然在剧本创作时未写一字，但竟然在“编剧”一栏上署下了位列第一的大名。而另一位哥们，则从此从灯光转入了“制片人”行列。
有意思的是，许多年之后，到二〇〇〇年仲夏，这对哥俩好又找到了我，说是如今他们的蛋糕做大了，自己独立成立了某影视公司，特别地看好我的创作，想与我签长期合同，俗话说是“包了”，问我是不是愿意。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不敢太轻睨了他俩，只是斗胆提出，能不能去他们津津乐道的“影视基地”看看。他俩犹豫之后还是应允了。我随着他们到了毗临太湖的一个风景区。一行数人通过一条泥泞的小道进入了一个很幽深的小村。我见到了一个企业家，被告知他就是新成立的“影视公司”的董事长，并且还知道了他原来做的是煤炭生意。然后我明白我又遇到了一家借鸡生蛋的皮包公司，而那一对已经获得了“经理”头衔的哥俩，一如既往地，干的还是借壳上市的勾当。
我至今还在为那位忠厚朴实的董事长暗暗担忧。
你不能不佩服那些科班出身、多年劳作，由此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厚有功底的老玩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买下了我的长篇小说《紫藤花园》的改编权。仅只购下改编权，不劳原作者自己动手编剧，真是一项英明决策。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儿子却总是自己的好。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作品就像是自己的儿子，即便满头癫痢，还是免不了满腹的疼惜。实例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国内某名导，将一部发表时未见得有多大影响的小说改成了电影，在国外得了大奖，却痛遭那位原作者的切齿贬斥，说是把他的精髓都改没了等等。所以，你要是让小说的原作者动手改自己的作品，且不要说他（或她）对电视剧的别样操作手段熟不熟悉，就算熟悉，也未见得妥当——敝帚自珍的毛病，会让他们一个个成为死不肯拐弯的倔驴的——到时候，你就忙着收拾残局；忙着缓和编剧与导演的尖锐冲突；甚至，忙着应付这个倔驴与你的诉讼罢。
上海电视台不重蹈覆辙。他们十分聪明地请了台内两名专事编剧的工作人员动手改我的《紫藤花园》。姜到底还是老的辣，那两位早在本土电视业刚起步时就已进入圈内的老编剧，真是不枉了二三十年的操练。他们才不管你的敝帚自珍呢。他们把原著中的少奶奶李可心改成了一个荡妇，以此与纯洁得如圣徒般的丫头紫藤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还设计了许多我小说中没有的生动细节，比如让李可心去狠狠地踩踏紫藤的手，而导演则用特写镜头展示匍匐在地的紫藤的泪汪汪的凄惨表情，于是就煽起了善良的观众们的无限怜悯，乃至引出了汩汩泪水。电视剧播放后取得了极大成功。收视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八。成功属于摸透了市场规律的老辣玩家。
市场对成功者的记忆是永久的。在数量上占极大比例的失败者只会烟云般掠过。很少有人从一起步就去设想可能的挫折。成功的范例人人都看得见，继而就会激发更多的人进入竞技场。
近几年来，我见到太多的个人或团体，如过江之鲫般不惜一切代价地冲人电视剧行业。他们无论是公有制、大集体，或私人个体户，都会耗尽其财力和心机，力图到电视剧的领域里来一试身手。其目的，除了他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对影视业的热爱”之外，根本上还是见到了如“还珠格格”类的成功范例，为商业利润所驱动，希冀着挤入这个欣欣向荣的行当，来分一杯羹。
有一家原本是从事健身体育器材的大企业，很发了一点财，老板经过估算，认定了电视剧业为新世纪最有发展前程的新型产业之一，当机立断，马上就组建了一家影视公司玩了起来。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一批批很专业的人才飞快地投其麾下，一部部长篇中篇剧作蜂拥而来，不过数个月的时间，好几个剧组班子竟就搭建而成。前不久这家公司云集其写手，群居于某写字楼，按不同剧组分不同套间几个战场几拨人马地进行流水线式操作，大有好莱坞托拉斯的气派。据说再不用多久，就会有数部多种类型的电视剧以其公司之名制作成功且推向荧屏的了。我们可拭目以待。
有一个原来在影视业内做某后勤工作的同志，雄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自己拉出了一公司，且以自己的姓氏大名作为品牌注册。毕竟在这个圈里努力工作过多年，不是外行，他的公司不搞事倍功半的广种薄收，而是在选题策划上下大功夫，目标是不做则已，做则必成。他在切实研究了电视剧的观赏群体之后，发现每天老老实实地坐在电视机前专心致志地等候着电视剧的，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婆婆妈妈，于是就为她们度身制作，精心烹调出了两大部主要适合于她们的长篇连续剧来，其结果是，真的大受欢迎，不但狠狠地赚了两把，而且还获了奖，从此在圈内站住脚跟——为成功范例再添一例。
也有失败的。我接触过好几家，大多是来找我要剧本的。有的声称要改编我的小说，有的说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设想，请我依他的设想写作。有的拿了一大部不堪卒读的本子来，让我起死回生，说是救活后一定重赏。还有的搭出一个写作班子，搜罗了许多我很熟识的朋友，还都是影视写作圈里有头有脸的哥们姐们，像模像样地开会，吃饭，饮茶，讨论大纲，研究选题，像是要做一番大事业似的。最后基本上都是风愈刮愈小，一丈大水退下八尺，有的干脆就从此再不见踪影。最惨的是那些打肿了脸充胖子的，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结果签了约，下了定金，付出了前期投资，甚至还真的拍出来了，在市场上却无人问津，数十万数百万全都打了水漂。这正合了一影视圈里的那句警世名言了：
想让人发财，劝他去干影视；想让人破产，劝他去干影视。
旱涝保收的人是有的。
多年前，有消息告诉我，我的又一部中篇小说已被改成二十余集的电视剧，并且已经拍竣，编剧是某某。
某某我不认得，于是就向朋友打听。
朋友说，是他呀，某公司的公关部主任。
呀，我惊讶道，公关部主任够忙的，还能这么快就把我那部统共三万来字的中篇改成了二十多集！
我知道电视剧的文学本通常要求二万版面字数。
朋友于是告诉我道，这文学本，虽然署了他的大名，但事先先请了一些很有点功力的作家们写出故事梗概来，每集字数在三千以上。有了这三千字，好比高楼已筑就了框架，铺好了预制板，下面的事，只是砌上砖块，安上幕墙玻璃，不难做了。
不不，还是很难很难的，我说，电视剧的最大写作要素，除了情节，还有对白，那位公关主任能砌砖安墙，还是不易。
朋友大笑道，书呆子啊书呆子，且不说当个主任是要坐班的，一日八小时，便是业余，也还要陪宴陪酒，跳舞唱卡拉OK扔保龄球，他哪来时间给你安墙砌砖？
我便更加一头雾水，嗫嚅道：那么……？
那么，“枪手”们不就有饭吃了吗？他说。
“枪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懂的，盖指在近数年形成并发展出来的、被人雇用的、善于依照他人之意图进行创作的、只收酬劳而被剥夺了署名权的文人。
雇用枪手的人常常就是署名“编剧”的人。他们从制片入手中取得了高额报酬，自己却又不愿耗神写稿，或者本来就写不出来，不会写，于是从自己的那份钱中挖出一块雇人代劳——他们是旱涝保收的。
“枪手”也属于旱涝保收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担任何风险。但枪手们同时也是可悲的。我们可以设想出，一旦那部由他一手写成最后真已拍成的电视剧，在他家的电视机里活灵活现地播放了出来，人物是他的，情节是他的，每一句对白都是他绞尽了脑汁苦苦地设计了出来的，而在那五色缤纷明亮清晰的屏幕上，在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位置上，赫然出现的编剧大名，竟是一个未着一字的别人，他的心中，能不因不满而溢出苦涩、愤恨和辛酸吗？
全国上下，千千万万的人在玩着电视剧。成功也罢，失败也罢，从电视业的发展这个角度而言，都是在作着贡献。我们的电视业毕竟还处于萌芽阶段，经验和教训对后人来说，不都是积累下的财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