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年前初见晓玉时，远远望去，是白衬衫束在黑色西装裤里，朴素清洁仿佛从校园里走来的一个学子模样。待数年后她告诉我不久将远渡重洋，去美国看望女儿并升级当外婆时，我惊得大跌眼镜。
终于以外婆的身份幸福回国后，一日她宴请诸多文友，又吃又喝又唱歌又跳舞，玩得不亦乐乎。笔者也在被邀请之列。席间听人说，王晓玉在美国遇车祸，有惊无险，经过一番官司的周折还获得小小一笔赔款，所以要请大家开开心。我久居郊区，今天以这样的理由被她拖了出来，不禁莞尔。不久前读晓玉的先生黄源深教授的文章，才知道晓玉五十岁学会骑自行车，一九九七年当了外婆后在美国学会汽车驾驶并通过了英文笔试。还知道她曾经为了帮一个离婚的女子出气，陪那女子到男方家索讨据说该属于女方的财产。这些财产是：一条旧床单、一幅廉价的油画，还有一只坏了的藤椅。“她帮得很认真很起劲，只是一出了男方的家门，就不得不跟那女的一起气喘吁吁地将那只硕大没用的藤椅扔进远处的垃圾箱里。”我又想笑了，是微笑：对生活的善意和热情时时满溢在心，持久的美丽、能与岁月从容相处的那份优雅气质，想要拒绝也难。与晓玉交往不多，但每次参加文艺界的座谈会，都会下意识地寻找她，因为听她发言很过瘾。不管在场有什么人，她都不会隐藏自己的真知灼见；她的智慧和幽默，也总是在不经意间散发出来，让人如沐春风。
采访她，感觉也很好。
——竹林
竹林：身为作家和教授，你如何排除各种困难，正视各种诱惑，摆脱人生、事业的种种困境，走向成功之路？可否简述你的成长史？
王：要说我的困境，是一代人的困境；要说我的艰辛，也是一代人的艰辛。我是六六届——注意，这可不是你们下乡上山的“老三届”，而是比你们更老的六六届大学生。一九六七年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一个名叫三棵树的地方，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从初一教起，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凡是有的课程我全包了。每天打开门来，只见茫茫一片黑土地，即使有梦，也埋在冻土下面了。六年后我调到江西，先习惯了以冬瓜皮下饭，又迷恋上了比止泻的黄连素还苦的苦瓜。一九七四年才重返上海，这时“**”尚在继续，到处是各种名目的批判和斗争，谈不上个人爱好，只有被命运抛掷的悲凉之感。
我久远的梦，像一颗种子，在湿润的气候中萌发了。黑土地、红土地上的生活，与我朝夕相处的学生，忽然变得弥足珍贵，我提笔写了一些儿童文学。这时我的工作单位——徐汇区教育学院领导开始批判我，说我不务正业。当时我担任教研组长，工作量是别人的一倍，有时一天要上九节课。可是……
（竹林会心：“可是他们会说，如果你不搞业余创作，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没错，就是这么说的。
九十年代初，我调回母校华东师大任教，我的创作得到了领导的支持。我的教授和作家双重身份是同步的——一九八八年被评为副教授；我所写的上海女性系列“阿花”、“阿贞”、“阿辉”于一九八九年在上海《小说界》发表。当时我已四十五岁了。好友笑我，“一把年纪”的人，脱颖而出，实属不易。由于我平时要教课，没有整段时间写作，要写长篇就得利用假期。上海作协曾为我请过较长的创作假，我写了长篇小说《紫藤花园》；夏天我利用暑假写了《99玫瑰》。另外，我利用升级当外婆，到美国去看女儿、外孙女的机会，写了长篇历史小说《凡尘·赛金花》。
竹林：你最喜欢读什么书？哪些书或哪类书对你影响最大？你的人生格言或者说座右铭是什么？
王：书看得很杂。由于自己要教学，在课堂上就是个评论家，要对当代作家的作品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所以很注意当代的文学动态，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作品，方方、池莉的作品，以及现在流行的《上海宝贝》等，我都及时阅读。要说对自己影响深刻，应指青少年时期。我最喜欢的是巴尔扎克，凡是他的作品只要是翻译过来的，我都看过。我认为他的作品记录了一个时代——是记录而不是宣泄。我的写作也是记录，总想记录点什么：世界、人生、社会的、个人的生活。我从不为了某种快意的宣泄而写作，更不会出于功利目的：比如为了所谓“浮出海面”，为了成为“上等人”，为了钱而写作。我的座右铭是做一个真实的人。
竹林：你平时爱逛书店吗？你常买书吗？觉得现在的书价是否太高？每天能抽出多少时间读书？你的藏书如何？
王：很喜欢逛书店，也常买书。至于书价——目前总的消费标准都比较高，酒吧里一杯咖啡二三十元，相比之下，书价是便宜的。至少我能承受。现在有的大学生，让他买书如同杀头一般，教材都两人合一本，可是走进咖啡屋，五十元、一百元甩出去毫不心疼，还要大叫书贵？所谓贵与不贵，其实是一种消费观念问题。我读书的时间不定，有时整天不看，只看报纸；有时整天看书。我的书很多，不断在更新，有些年轻时觉得很好的书，现在对我成了废书。所以经常在处理。我以为书不在多，在于精。
竹林：你对当下出版界出书或书市图书现状感觉如何？能否一吐心言？你对出版界有何要求或忠告？
王：目前出版社为利益驱动的现象较严重。作品有的自我炒作，有的小团体炒作，钞票成了出版的润滑剂。其实，经过密集轰炸式的宣传而横空出世的书未必是好书，相反，有些像石头一样无声无息，沉入深潭的书常常倒是好书。所以，对于书的发行要花力气整顿。现在那些手里拿着笔，有权填报征订单的人员，往往无知无识，仅凭个人好恶，就决定什么书订多少册。举个例子来说吧，《白鹿原》初次征订时不足千册。而那些题目涉及了女人题材或女性的某个部位的书，因激发了一些人的想象而订数大增。这种状况左右了我们的书的发行，也促使不少写书的人、出书的人不在作品的内容、内涵上下功夫，而更多地在题目上做功夫。我对出版界有两点忠告：一是要提高编辑的鉴赏能力，二是要提倡艺术至上，不要金钱至上。
竹林：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做一个纯粹的作家，只要全心全意学习写作，埋头写作，其他诸如数理化天文地理的课程一概不学。你对此如何看？老中青作家队伍中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类是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写作功底扎实；另一类是高校中文专业或其他专业毕业的。两类人的写作动力、心态会有什么差异呢？
王：人各有所长，不能样样精通。但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尽量使自己知识面更广，视野更开阔，思辨力更强。我以为真正的作家应该兴趣广泛，热爱生活，到老都保持着一颗好奇心，到老都求新求异，激情洋溢……
竹林：比如杜拉斯？
王：对，杜拉斯！杜拉斯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和二十多岁的安德烈·扬度过的。她真是了不起，安德烈·扬也了不起。年龄相差几十岁，别人眼里是不般配的，可要问什么叫感情？这就是！感情和理智无关。理智是带功利性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可言。感情若掺进理智的成分，就不是真正的感情了。有人说，这一对很般配，那一对门当户对，所谓的“般配”和“门当户对”，都是有一种理智、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在内，都称不上感情。感情就是“无可理喻”，没有什么原因、道理可讲的。越是看起来不“般配”，不“门当户对”的，越有更纯更浓更真的感情在内，越是会死守在一起。杜拉斯的脾气多坏，安德烈·扬能忍受。你没见我先生写的文章，我简直是“十恶不赦”（大笑），可他能忍受。当年我家里负担很重，他做牛做马，任劳任怨，也真是不可理喻……对不起，我扯远了。
竹林：不，我很感动。
王：言归正传吧！我自己在高校任教，我知道，许多进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人，都做过当作家的梦，可真正能成为作家的，只是微乎其微的“一小撮”。而这“一小撮”中，恰恰是学者派中最不学者，学院派中最不学院的。即使如此，这些学院派出身的作家，他们写作的动力大都也是出于理性的思考，出于向社会表明自己的一种态度，他们的写作往往还带有一种研究性质，总想体现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就是这样，比如写《赛金花》，就偏重于研究、考证。另一类作家，不是从大学中文系里出来的，往往出于“我要说”才写作的。由于表达自己的要求更高，他们不吐不快，有更大的宣泄欲望，更多的感性成分和艺术细胞。从文字风格上也可看出两者不同。前者严谨、凝炼，理性较强，讲究规范化，但往往会比较干巴，缺少了鲜活性。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后者未经专业系统的训练，束缚少，下笔反而不涩。比如池莉，她是学医出身的，她的语言真像水一样流动滑润。她如果在北大中文系学五年，就不会有如此鲜活、水滑的语言了。
竹林：你的创作观、写作观、文学观、处世观、人生观、读书观、家庭观、教育观、艺术观，可否简述一二？
王：不浪费每一天，无论写作还是娱乐。永远保持年轻的心。相信自已经过努力而写成的作品，好坏则任由别人去说。
竹林：你如何处理好写作和教书及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
王：教书时好好教（竹林：经常被学校评为先进）；写作时好好写（竹林：《阿花》等上海女性系列和长篇小说《紫藤花园》受到广泛好评，先后被搬上荧屏）。我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自己。我现在家庭幸福，夫妻和睦，子女争气，父母长寿。我的生活很安定，很快乐。
竹林：女性写作已成时尚和趋势。据透露，为培养更多优秀女作家，有关部门将办“女作家摇篮”写作培训班，目的是繁荣文学事业，造就更多的优秀作家，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刺。此事尚未付诸行动即产生较大反响，许多女作家欣然同意给培训班上课。你认为这一举动有社会意义吗？
王：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有同仁作此努力，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女性写作，也很有积极意义。但是我以为不要宣传太过，太过有炒作的嫌疑。同时也不要期望值过高，因为作家是自己生成的，而不是养成的。现在文学正是一片久旱的土地，这个“摇篮”的出现也许只是一小杯水，但有水总比没水好。我希望更多的单位能做这样的事，希望文学的园地因为有了水的滋润而郁郁葱葱欣欣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