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机场不在纽约，而在新泽西，这条路很长，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纽约，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鲜，尚不觉太累。这次本已在德国就折腾得够累了，又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一上汽车就打哈欠，车子开动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机把我叫醒时，车正停在一栋公寓门口，司机按过门铃，又冲着对话器说了什么，不一会儿就从门内跑出几个年轻人来，问道：“是邓先生吗？”我应了一声，他们七手八脚拿起行李领我走向电梯。我心中奇怪，这是到哪儿啦？我在纽约确有几个朋友，但来前我都没通知他们。只有於梨华和王渝知道我来。梨华在奥伯尼，距纽约市有几小时火车路程，王渝是个急性子，听见车响必会跑下楼来埋怨我报错了航班。两个都不像，那么是谁家呢？正在寻思，电梯停了，只见门前站着个靓女，双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见我下梯，劈头盖脸一顿责问：“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人，航班报的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连航空公司名称也是错的，害得王渝去了两次机场，等了四五个小时，最后才打听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没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来，我这正举行派对，你参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华那儿，王渝和咱们在火车站见面……”
不是别人，大名鼎鼎的台湾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热心与快嘴是出名，落在她手，除去低头认罪别无他途。我只得连连告罪。她领我进屋。只见屋内坐着站着，谈话饮酒，仁一群俩一伙，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绍了一声：“这是北京刚到的邓先生，”大家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她就领着我去安排住处，指点洗手间、饭厅的位置，并宣布纪律说：“不许抽烟，抽烟到楼道去抽。”我问：“可以闻鼻烟吗？”答曰：“可以，但不许打喷嚏。”
明确了纪律，我就参加到人群里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写诗的，有作文的，也有学音乐、学摄影、学法律的，大部和文艺都有点关系。又方这时负责中报文艺副刊，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们的打扮丰富多采。一位男士，头上留着几尺长的发辫，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装，正和一位西装笔挺、打着领结的绅士闲谈，见我过来就客气地打招呼。我说：“看样你们各位都在美国很久了吧？”绅士就笑道：“邓老师你猜猜我来了有多久？”我说“3年。”他笑了，说道：“我刚来两天。前天下的飞机。”我说“你别逗我。”旁边的人就证实说，他确实刚到两天。我问是来定居还是上学的？他说是来开会，和我参加同一个会，就是艾伦·金丝伯格召开的中国诗歌朗诵会。我问他贵姓？一旁的E就说：“原来邓先生还没见过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听了暗地叫声惭愧，我不仅没和他见过面，实在连这个名字也未曾听说过。在德国我就体会到了我国诗界藏龙卧虎的局面和自己孤陋寡闻，没想到刚到美国又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国的著名中国青年诗人，在德国电台和晚会上朗诵他的诗。德国人问我中国国内对这位诗人评价怎样？我却从没在中国任何刊物上见过他的诗。在德国我听到了他的朗诵，有一首还颇有印象。这诗最大的优点我想在于它的好记。诗虽然不短，但只用了一个字。
诗的题目叫“门，”整个诗读起来就是：
门
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
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这些“门”用高低快慢，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节奏读出来，德国人觉得奥妙无穷，鼓掌是很热烈的。在中国刊物上能否发表，我确实说不准。因为中国人读中国诗，总会和德国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听朋友告诉我，说那位诗人已经发过誓，决不在中国诗刊上发表诗作。中国的读者因此欣赏不到这么有特色的诗，我替他们难过。
现在面对的这位诗人是在国内生活和写作的，我却无印象，便很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惭。马上就用转移话题来打马虎眼：“这个这个，您真是新潮，作风气派都看不出是才来美国的……金丝伯格的会倒是也给我发了请帖，不过和我在美国时间安排有点衔接不上，看来怕参加不成了。”
幸好这时E把话头接了过去，遮掩了我的窘态。
E说他正帮助金丝伯格筹备这个会，我的诗稿就是他在翻译，希望我还是尽量参加……说到这E要抽烟，我俩就溜出屋，到了过道。我见身边没人，就问E，B是否也是发誓不给国内诗刊投稿的，E说关于这些，他们之间流传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几个青年诗人凑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给诗刊投稿的决心，碰巧来了位诗刊编辑。那编辑老远就打招呼说：“太巧了，你们几位都在这儿，省得我跑邮局了。”
说着交给他们每人一个大信封。他们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里塞，不肯叫别人看见内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编辑打听：“里边是什么？请帖？稿费？”编辑说：“不，全是退稿！”
正在说着，曹又方来喊我们进去。我们一进屋，她就把门关上，宣布说：“各位，我这请客可不是白请，现在除去老邓，其余人到这儿领稿纸，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题目是‘我对未来的展望’，谁写完谁走，好，开始。”
我自己去洗了个澡，便回屋睡觉，迷迷糊湖间听到不断有开门声，到醒来时天已大亮，又方还在高卧未起，睡得很香，估计她的约稿任务完成了。
王渝来了个电话，先埋怨我报错了航班，随后说哈里逊·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把去他那里的日期定下来。我说：“我的老板是於梨华，一切要见到她才能定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