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汉堡参加中国艺术节。正式活动结束后,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休息了两天。镇很小,但出过一个大作家,名叫席勒。这个镇似乎就成了个席勒纪念馆。沾作家的光,这里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欧洲小镇的面貌。高耸的屋顶,狭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静的庭院,爬满青藤院墙,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连那淡淡的斜阳和蓝天白云也是百年前的旧物。使人一走进那古老的城门,仿佛不论空间和时间,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连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有个挎着美人骑着白马的剑客从门前走过,他却一直没有来。
我们看了席勒的故居,参观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馆,饮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协。几个德国朋友正在等我们。为首的一位叫克吕克,很年轻,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说得很不错的小姐,柯葛兰,她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对中国很有感情。可是现在做的工作,与中文毫无关系。还有一位正在大学学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们帮我们取下行李,暂存在友协,立即陪我们去看国际书展。
在车上闲谈,才知道这个德中友协的工作人员,全部只尽义务,不取报酬。不仅不取报酬,还掏腰包捐助。他们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来的钱来维持。就连我们坐的这车也是他们自己私人的。但他们以此为乐。他们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文化,把促进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作自己的天职。他们冒着雨陪我们到了书展会场。
法兰克福的书展是世界闻名的,已经有80年历史。战争时期中断了几年,现又恢复。每年以一个国家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书展的摊位是出租的。为了使更多国家有参展机会,书展规定,不论公司大小,最多只能租两个摊位,对第三世界的公司则减收租金。今年有80几个国家,几千个出版社参加,到会记者就有一千多人。
本来只想走马观花看个大概,再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法兰克福市容。进门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联书店的彦火。他传达了两条消息,一是巴黎的阿兰正找我,一是瑞士籍华裔作家赵淑侠请我们到她的展位去。阿兰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会几句中文,给我带来了巴黎朋友的信。收过信闲聊几句,他那几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辞。第二件却费了时间。书展上在卖赵淑侠的《翡翠戒指》,她正为此开记者招待会,请我们参加,我们全团的人就都欣然赴会,原来是想参加个开幕式,礼节性地说几句话就告退的,谁知欲罢不能。她租的厅很大,回面围着会议桌足可坐几十人,不料开会时来人很少,作为主人的出版社经理、编辑和赵淑侠本人坐上主桌之后,来宾和记者竟连一面桌也没坐满。我们几个中国人成了基本群众。赵淑侠颇为感慨地说:“我真羡慕你们国内作家的工作环境。你看一个中国作家在西方打开局面有多难。”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们当然坚持到把会开完才离开。而这时书展负责人发现有个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会了,立刻派人请我们参加他的招待会,专门向我们介绍书展情况。同时就在会场餐厅用了自助餐。
从书展出来雨更大了。只能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闲聊,直到参加德中友协的欢迎晚宴。
这天晚上友协安排我住在一个热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曾经到中国旅行过一次,从此对中国产生了热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积极分子。他们的住房并不大,似乎只有一间住房和一个厅。但他们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间让给了我,使我很过意不去。这屋中挂了中国画,摆设着中国工艺品,放了鲜花和水果,床铺也安排得很舒适,看得出是为我精心布置过。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只会说:“谢谢”、“晚安”、“早安”三个德语单词,第三个词半夜里还用不上。两位老人比我好,他们虽然也只会说三个中文单词,但全能用上:“谢谢”、“你好”、“再见”。于是我们全把所会的对方语言说完,就各自进屋睡觉。
第二天一早打手势吃完早饭,友协的朋友就来接我了,由他翻译着匆匆而热情地交谈了句。老人说自从他们去过中国后,见到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总要凑上去问候几句。我问他:“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难分别吧,你们不会认错吗?”他们说:“不会,日本人有个特点,他们连上厕所都照相,很容易认出来。”从他家出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一对普通的德国老人,已退休,过着闲适宁静的生活,忽然闯入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们却满腔热情地留食留宿,问寒问暖,用手势和目光来倾诉他们由哀的喜悦。只出于一个理由,客人来自中国!我很为此感动,并觉得这个世界看来要比想象的可爱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机场,在这里又碰到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安忆已从荷兰回来,鲁彦周荷兰没去成,张洁也从汉堡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阵咖啡,我把他们送进候机室,从此就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行。
我以前几次在国外旅行,全是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生活有人安排,对话有人翻译,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计划,如今单枪匹马,可就寸步难行了。从公告牌上看,我的飞机误点了,误点两个小时。我需要先去洗手间,轻装一下,然后找个角落定下心来休息。看到不远处有几位华夏同胞围成一团,便凑了过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听一位戴眼镜的同胞讲话,讲话人有40开外,满脸精明,一口洋泾浜普通话,讲得眉飞色舞,细听其内容,乃传授国外购物之法门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讲到一个段落,就对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说:“劳驾,你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间……”话还没讲完,那位演讲的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冲我打量着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对你毫不了解,不管!”这话使我顿生敬意,很为我们同胞这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当场出丑之虞,无可奈何,也不顾民族自尊,只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边有几个年轻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有位就过来问我:“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我也不再调查他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用手指一下行李,说了句:“W.C.谢谢。”那洋人马上就懂了,连说“OK”。我这才过了这一关,并仍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