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法不虑其终者必坏
●西汉而下，创法垂制，得三代之余意者，莫唐若也。夫取民之法，每患其轻重不均，唐则一之以租调；养兵之法，每患其坐食无用，唐则处之以府卫；建官之法，每患其名实杂揉，唐则纳之以六典。使民不至于困，兵不至于冗，官不至于滥。太宗之法，庶几先王者，非以此欤?
[译文] 西汉以降，创建制度并将制度传给后世，以及能得到夏、商、周三代制度遗意的，没有哪个朝代能像唐朝那样。从百姓那里获取赋税的制度，往往使人担忧百姓承担的赋税轻重不均，唐朝就用租庸调法把它统一起来；整治军队的制度，往往使人担忧兵士不劳而食，唐朝就用府卫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设立官职的制度，往往使人担忧官位与职权不符，唐朝就把它纳入《周礼》六典的范畴。这样，百姓不至于陷入困境，军队的建制不至于名目繁多，官职的设置不至于名实不符。唐太宗时所创建并实行的制度，与上古先王很相似，就在这几个方面。
●建官之法传之至于景龙，则有墨敕斜封之滥，而古制遂以坏。养兵之法传之至于开元，则有长驱矿骑之制，而府卫遂以变。取民之法，传之至于建中，则有两税之目，而租调遂以废。夫中、睿之君固不足深责，而张说、杨炎亦非暗于事机者，岂可轻改太宗之法欤?
[译文] 唐初设立官职的制度，传到中宗景龙年间，便有了皇帝不经外廷审议而擅自授官的越制行为，而古代设立官职的制度因此遭到破坏。唐初整治军队的制度，传到玄宗的开元年间，便有了长从扩骑的兵制，而府卫兵制因此发生改变．唐初的从百姓那里获取赋税的制度，传到德宗建中年间，便有了两税法的条目，而租庸调法因此被废除了。中宗、睿宗这二位君主，固然不可以过多地责怪，而张说、杨炎也不是不懂得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人，怎么能轻易改动太宗创建的制度呢?
●盖尝考之，丁以百亩为率，租以二石为额，调以绝布为制，役以二旬为限，此租调之法也。然无以葬者，许鬻永业。自狭乡顿宽乡者，并鬻口分。既许其鬻，则兼并宁不启耶?已鬻者不复授，则课何从均耶?在府则力田，番上则宿卫。无事皆农夫，有事则精卒。此府卫之法也。然河东、河北、关右、陇左府之环京畿者五百余，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府之在诸道者才二十余。虽曰重内轻外，何多寡之不等耶?外既轻矣，卒有调发，岂能朝夕至耶?分职率属则曰省、曰台、曰寺、曰监，序劳秩能则有品、有爵、有阶、有勋。此建官之法也。然承隋之后，官不胜众也，乃骤为七百三十事。可以省也，乃复增制员外。在当时已不能守，何以责后世之变耶?太宗之法固美矣。夫惟不虑其所终，不稽其所弊，是以虽行之一时，而卒不能以行之久远也。
[译文] 我曾经考察过，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国家以授给每人农田一百亩为标准，每人向国家交纳粮租以二石为限额；国家向每户征收纺织品的户税，以交纳绫绢纯布为定制；为国家服徭役，以每年二十天为期限。这就是租庸调法。然而没有钱财安葬死者的家庭，允许出卖永业田。百姓有从地少人多的地方迁到地多人少的地方的，均卖掉口分田。既然充许百姓出卖永业田和口分田，那么兼并土地的现象难道还不出现吗?已卖掉土地的农户，国家不再授给土地，那么百姓向国家交纳的租税怎么能均衡呢?[农民]在州府时很努力耕作，到京师轮流值班时便担任皇宫警卫。国家无战事时都是农夫，有战事时便都是精兵。这就是府卫之法。然而河东、河北、关西、陇左这些地区的州府环绕京都地区的就有五百多个，而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四道的州府仅二十几个。即使说是重视中原地区而轻视边远地区，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既然不重视边远地区，一旦边事突起，国家调动军队，怎能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呢?各司其职而统率百官的行政机关有省、台、寺、监，按功劳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授予的职衔有品、爵、阶、勋。这是唐朝设置官阶的措施。然而唐朝的官制在隋朝的基础上有增无已，竟然急增到七百三十个职务。[这么多的职务，]是应该精简的。却又增加了员外的建制。[古代设置官阶的措施，]在贞观年间就已经不能坚持奉行，凭什么指责后世改变了古人的设官之法呢?唐太宗的设官之法本来很好，只是不考虑它。的后果，不考察它的弊病在哪里，所以虽然能在一个时期内实行，但终究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
●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斗米十钱余，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之患。仁宗治平中，诏陕西刺民，号义勇。又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然其后不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神宗熙宁中，行青苗之法，虽不许抑配，其间情愿人户，乃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以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于邻保。温公亦谓"民知所偿之利，不知还偿之害"，是也。
[译文] 宋太宗讨平河东北汉政权，制订和籴法。当时一斗米价十几钱，一捆柴草八钱，百姓乐意与官府作买卖。后来物价上涨而和籴法不除，于是成为河东地区世世代代的灾难。宋仁宗治平年间，朝廷下诏，陕西等地手背上刺字的乡民，称为"义勇"。朝廷又颁发敕书和榜文与百姓约定，义勇之民永不充军戍守边防。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义勇之民轮送粮草戍守边防是平常的事。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实行青苗法。虽然不允许官府对百姓强行摊征税物，但那些愿意向官府贷款的人家，大部分都是生活贫困而得不到接济的人，官府逼债过急，便相继逃亡。逃亡之后，就把所欠贷款均摊派给邻里的农户。司马光也说"百姓只知道贷款的好处，而不知道偿贷还款的害处"，这话说得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