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医学女博士倪雨珠是中国西安人。在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行动中，她出征阿拉伯北部的沙漠地区，作为战场唯一的外科女医生。她曾经为敌人动手术、取子弹，在她的心中“只有救人，没有敌人”。他的婚姻不幸，丈夫一生的愿望是生育一群儿女，而她天生不育，她在一次重大车祸中感悟到“自救救人”的人生哲理，和平与救人，成为撞击心灵的永恒钟声。
沙漠风暴下的女神
作者与倪雨珠在美国夏威夷三军总医院。
在夏威夷一个明媚的午后，我走进了美国海陆空三军总医院，这是我太熟悉不过的环境，我曾经在中国军队医院工作了七年，面对美利坚庄严有序的军队医院，依然有一种熟悉如回家的感觉。
医院的整体布局及医务工作者的表情，不会因为面孔和穿着的不一样而不同，在电梯上，我可以轻松、准确地看出进来的工作人员哪个是护士哪个是医生，而且可以看出他是从事内科或外科，动作和神情都会有别。
站在顶楼医务图书馆俯视，美国国旗迎风招展，巨大的美国军徽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很壮观。走廊里有这所医院创办人的巨幅照片及介绍，还有一些有关医院历史和标志性成就的主要图片，最让我感动的是进大门的右侧墙上，一块原木金框刻着20世纪90年代波斯湾战争所有前线医务工作者的名字，姓名的两边嵌着蝴蝶花的代表失踪的战友。我站在这块纪念牌下注目良久，有一种久远的记忆令我心如潮水，我想起了我所接触过的战争，我想起了曾经与我生死与共的战友，我想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烈们，谁能如数家珍地记住他们的名字，谁能在久远的岁月中将他们念起？
陪同我的是在这块纪念牌中刻有她的名字的唯一一位中国女性——倪雨珠，她是中国西安人，哈佛大学医学博士，美国三军总医院唯一外科女上校，她跟随部队进入波斯湾战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漠中搭建临时医院。她拍着我的肩淡淡地指着墙上她的名字说：“这是我！
因为想看她的勋章，我走进她的家。她的家“高高在上”，要爬六十多级台阶才能进家门。远处的机场有航班起飞，飞机犹如从头顶直压过来，那声浪和气势，很有一点“战争”的味道。她家的地毯像雄鹰飞翔在蓝色海面上，令我瞬间眩晕。步入二楼，我被她的“竹帘”所吸引，很难想象人在美国，“竹”的情结如此浓烈。当我抚摸衣柜的两扇门上“百鸟归巢”的木刻，我似乎置身于西安的兵马俑。她说：这里的每件东西都有一段记忆。
当然，从颠沛流离的童年，到半工半读给系主任洗实验用的玻璃瓶，到哈佛大学女博士，她的人生充满传奇，她有许多梦，梦的远方是一道履盖尘世的虹……
1961年倪雨珠哈佛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密西根大学教学医院，在一百多位外科医生中，她是唯一的女医生。
动荡岁月的中国记忆
1936年3月，倪雨珠出生于古城西安，那一年的西安，因为“西安事变”而成为中国动荡的中心，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不久，尚在襁褓中的倪雨珠，被父母抱回了祖籍所在地南京。1937年的南京，更因为那场30多万人死于非命的“南京大屠杀”而举世震惊。好在倪雨珠在“大屠杀”到来之前，随父母逃亡到了云南大理，大理的风光足以让人留连忘返，但战火纷飞的年代，哪有世外桃源？不久，父母又带着蹒跚学步的倪雨珠去了陪都重庆。
倪雨珠的记忆是从重庆开始的：她真切地听到敌机空袭的警报声，炸弹的爆破声，绝望的哭喊声；看到的是争先恐后朝防空洞狂奔的人群，面无表情的难民，缺腿断手的伤兵；倪雨珠也是从重庆开始：学的是抗日救亡的歌曲和口号。1945年，抗战的胜利，让中国百姓又一次开始了手忙脚乱的大迁徙，9岁的倪雨珠夹在重回南京的人流中跌跌撞撞。
和平的来临，使南京的大街小巷喜气洋洋。倪雨珠怎么也没有想到，另一场“战争”又在等待着她：这是一场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战争”。
他们搬去了桂林。1949年，倪雨珠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但少女的美好情怀还来不及萌动，她又踏上了漂泊之路，跟着一群莫名其妙的人仓皇渡海，去了台湾省。在风雨飘摇的台湾，倪雨珠读完了中学，继而考上令人羡慕的台湾大学国文系，生活露出一线曙光，可她雄心也渐渐生长，台湾到底只是弹丸之地，怎能大手大脚做大事呢！她如愿去了美国。
倪雨珠在中国西安、重庆、桂林、南京度过了漂泊如梦的童年岁月，图为小学五年级时在南京所摄。
在别人的美国，倪雨珠仍在不停地奔波，取得了南大科塔大学细菌学硕士学位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搏取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她说：“美国医学院以前是不招收女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男生都去打仗了，美国的医学院才开始招收女生，而哈佛是最后一个招收女生的医学院，在我读的这个班里，有90位学生，其中6位女生，我是侥幸能拿到博士学位的四位女生之一。”沿着医学道路往下走，她从医生到主治医师，从助教到教授，从美国最东边的纽约走到了最西边的南加利福尼亚州（中间还在墨西哥住了一段），最后，才在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停下了漂泊的脚步。
台湾大学国文系一年级的倪雨珠开始对前程有了思考。
哈佛女博士嫁了皇族后裔
倪雨珠的婚姻如一曲动情的歌，跳动着感伤而悠扬的乐章。在获取哈佛医学博士的那个岁月，她邂逅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李，李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裔，唐太宗的血脉流经千年之后，仍有皇族根深蒂固的思想。他说：“我是皇家后代，因此要多一些子孙后代！”可偏偏，倪雨珠能轻松拿下医学博士，却不能轻松生下一个孩子来。她因两根输卵管未能完全合并，**狭小，一怀孕就流产，哪怕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也容易流掉。眼看一个个小生命在怀中夭折，伤心处她也曾追问命运，终于老天有眼总算让一个胎儿在她小小的**里呆了七个月，便匆匆生了下来。早产的男孩刚好1公斤，在夫妻俩的细心呵护下，孩子健康地成长了。可不论夫妻如何地努力，再也生不下第二个。一心指望多子多孙的李，有说不出的无奈与绝望，虽然他的内心仍爱着妻子，支持、关心妻子的事业，但还是结束了24年的婚姻。倪雨珠感叹地说：“有很多婚姻都是因为生理而造成的不幸。”李离婚后，再找了一位新太太，可是还是没有生孩子，然后离婚再找，最后第三个终于找对人了，是一个26岁的大陆女孩，李把她带来美国，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六十多岁的李终于如愿以偿。倪雨珠说到这里，脸上洋溢着由衷的祝福和欣慰。
1972年至1983年倪雨珠在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从事中美癌症研究。
1962年，倪雨珠嫁给了李世民的后裔，婚纱是她自己设计，自己缝制的礼服，头上戴的饰物也是她亲手做的。
人生的不幸并非给每一个人带来伤痕，在倪雨珠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东方女性所具备的美德和魅力。离婚后的那几年，她兴致勃勃地学会了溜冰、跳国际交谊舞、草裙舞、踢踏舞，还学会了钢琴、电脑，参加马拉松长跑，在她的家里，我看到了她偷偷拍摄的一组婚纱艺术照，美丽极了。提起前夫李，倪雨珠脸上丝毫没有离婚女人常见的不屑和怨恨，她就像谈起一位好朋友一样客观而平和。她说：“离婚对我没什么打击，因为当时我已经调到美国三军总医院工作，我埋头工作上的事，也埋头写作，顾不得心灵的痛痒。”
如今，唯一的儿子已长大成人，是电脑工程师，他们同住一处，彼此像朋友一样扶着岁月相伴相依。
伊拉克战争美军唯一女上校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军总医院招收外科培训人才，倪雨珠经推荐成为军中外科教官，是当时美国军队医院唯一的外科女医生，而且一干就是20年。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作为随军外科医生，倪雨珠远征苏地阿拉州，参加了著名的“沙漠风暴行动”。
战地医院虽然不是在与敌人面对面的第一线，但“飞毛腿导弹”和各自渗透的部队，早已让前线和后方没有区别，死亡的阴影随时可能笼罩在海湾地区的任何一个人头上。但倪雨珠仍然从容地操作着她的手术器械，也不管送进来的美军还是伊军伤员，她只知道，送来这里的都是垂危的生命，她要做的只是怎样把垂危的生命挽救过来。有一次，她给一位战俘做手术，而且手术很成功。她说在她的心里“只有病人，没有敌人”。
1989年，倪雨珠从中校升为上校，图为上司为她换上军阶及标志。
回忆那次为一位战俘做手术的细节，她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以前因为有过枪伤肠子上有洞，大便布满了腹腔，当时我们想把他的肠子拉出来准备补好，可是由于血液得不到循环，那节肠子就坏掉了，我们只好弄一节新的肠子给他接好，把他急救回来了。在战场上做手术的情形和平时在医院里是不同的。”
即使在苏地阿拉北部沙漠的战场，她依然乐观，充满激情。她把她的小菜园命名为peace Garden“和平菜园”（因为绿豆的英文是peas与和平peace是同音。）
手术帐篷外，是她精心种植的“一片绿”。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她是唯一一位出征苏地阿拉州的“沙漠风暴行动”的女外科医生。
倪雨珠不怕不时从头顶上空飞过“飞毛腿导弹”，也不怕做大手术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十多年后，倪雨珠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的是苏地阿拉州漫天飞舞的风沙，那风沙刮起来伸手不见五指，一张口说话，就直往嘴里灌。
倪雨珠在苏地阿拉州的日日夜夜，没有下过一场雨，连能给人带来一点清凉的云彩都没有见过，他们喝的水全是飞机空运来的。但倪雨珠却在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培植出一片小小的绿洲。她把吃剩的洋葱头埋在沙子里，然后用大家的洗脸水、洗衣物的水不停地浇灌，洋葱头居然真的在沙漠里生根发芽了，抽出了绿油油的叶子。倪雨珠就像当年好不容易怀下儿子一样兴奋，一闲下来就一根根抚弄着自己种植的洋葱叶子。洋葱长成之日，恰是倪雨珠生日，倪雨珠又发了一些绿豆芽，与洋葱一起炒了，美美地与战友们吃了一顿绿色大餐。她说：“人要学会适应环境的变化，我知道洋葱可以拿来种，所以我就把它埋到沙里。可是要让它发芽必须需要水，我就告诉大家把洗脸水、洗衣服的水都倒在这个菜园里，后来洋葱发芽长得特别快，就先长出来了。在我生日的时候，我就把洋葱苗用来煮面，把绿豆发出来的绿豆芽用来炒了一个菜。战友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煮面条，后来才知道是我的生日。”
倪雨珠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战争结束前夜，她为战友们表演的“草裙踢踏舞”。踢踏舞并不稀奇，我在纽约的大街上，就不止一次看见一些黑人青年走着走着就踢踏起来，来来往往的过路人谁也不觉得惊奇，目不旁视就走过去了。但倪雨珠在苏地阿拉沙漠里跳的那场穿着特制“草裙”踢踏舞，经媒体报道后，却很让美国人民感动了一回。
那是海湾战场上最为欢欣鼓舞的一夜，战争结束了，第二天就打道回国了，上上下下无不喜气洋洋，大家商议在那将要拆除的帐篷里搞个联欢晚会。官兵们各出奇招，自娱自乐。55岁的倪雨珠也上场了，穿起了“草裙”跳起了欢快的踢踏舞。以包装袋连缀而成的草裙在沙漠的热浪中旋转，以子弹壳串连起来的背心在战争的余烬中叮咚，早已青春不再的倪雨珠洋溢着欢乐的笑容，晚会因此推向高潮。多年过去了，她回忆时仍兴奋不已：“这个可以说是废物利用，海湾战争开始的时候，有厨师跟着我们，可是厨师有时候没有时间做饭，我们只能吃用塑胶袋装着的干粮，那个塑胶袋很结实，我不喜欢大家乱扔东西，所以就把它们收集起来做成了一个大书包，后来开庆祝会，我就把这些塑胶袋利用起来做了一条草裙，还做了一件背心。”看着她收藏的战地照片，再看她因回忆而荡漾着红润的脸，我为这样一位热情如火的中国女人而骄傲。
战争结束后，倪雨珠因其精湛的医术和战地精神，被授予上校军衔，这是华裔军人在美国得到的最高荣誉。她动情地说：“当美国将军为我配带上校军徽时，我为华人而骄傲，医学是不分国界的。”
战争结束，她用压缩饼千的包装带编织了一条“草裙”，跳起了欢快的“踢踏舞”，使告别战地的晚会达到了高潮。
倪雨珠在海陆空三军总医院与同事合影
一场车祸顿悟人生
倪雨珠的脸上有一块疤，我以为是战争留给她永久的记忆，谁知不是，是生命给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一场车祸差点夺了她的命。
坐在她家的阳台上，看脚下车流如鲫，热辣辣的阳光打在我们的脸上，她抚着已略为变形的半边脸说：“大概在6年前，当时我坐在别人的车上，我们正在向左转的时候，对面来了一辆骑得飞快的脚踏车，撞到我坐的那个位置。我非常侥幸，第一是当时恰巧是一辆脚踏车，幸好不是其他的车，因为脚踏车的冲击力比较小；第二是他撞到我的位置刚好是车子的前段几公分的地方，我脸的位置，而不是我腿脚的位置；第三就是他撞过来的时候因为我系了安全带，然后他被抛到车顶上，车顶被压了下来，刚好抵到我的脸部，幸好没有撞到我的眼睛，也没有影响我的呼吸。还有一点就是每个人被剧烈冲撞时，脑就会受到震动，受震动就会忘记当时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已经忘了他是怎么撞过来的，也忘了前二十分钟的事情了，只记得我们去吃午饭，然后是回到医院后的事情，医生说我当时在指挥他们抢救，可我完全不记得了。三个星期后我出院就自己开车，对车祸完全没有恐惧感，但经过那次车祸，我对生活更有激情。我做医生救活了很多人，当我自己躺在急救室被人抢救时，我有一种认同生命如此脆弱的无奈和战胜脆弱的信心。”
从伸手不见五指的前线回到明媚的夏威夷，海是她最亲近的朋友。
从医几十年，她对生命的坚韧与脆弱，有她的衡量标准。比如她喜欢从事外科而不喜欢从事内科，她说：“内科治病慢吞吞，外科可马上解决难题，我喜欢这样的人生。”我开玩笑说：“原来您当时选择外科就是为了很快把人治好？”“是的，这个与我的个性很有关系，因为内科存在很多种可能，一时半会儿讲不完这些可能性，而外科就不同了，只要动个小手术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比如有一个婴儿刚生出来，肠子全在外面，家里人看到吓死了，可是给她动了个手术，把肠子放进了腹腔，婴儿马上就没事了。有的婴儿心脏长错位置，动个手术把它摆到正确的地方就行了。当然外科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的。”
生活中的倪雨珠很“可爱”，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到极致。比如她家收藏了一幅长卷画长虫了，唐人街所有的画廊都说没治了。但她能动脑筋像治人一样拿酒精等药液治疗画中的“虫子”。
她的书房挂着一幅著名的摄影作品“海与女神”，在一汪翻卷的海浪中，千年浪花在瞬间凝固成火山女神的脸庞，厚厚的双唇，深邃的眼睛，刚毅的鼻梁，柔和的微笑，出神入化，艺术的神奇与偶然令世人震惊。我很希望得到这幅难得的摄影作品，她瞒着我花了几天时间满世界找，虽然踏破铁鞋没有找到，但我已将这一切带回了中国。
她说自从海湾战场回来，只要有朋友来，她都带去海边，她说这样的蓝天白云，海的气息太珍贵了。在沙滩上，我们并排躺着，她递过一瓶特意从唐人街买的“中国茶”，瓶上标签是一幅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艺人的头像，我抚弄着，想到海的另一边相同的血脉牵动着不同的人生境界。
临近告别的那些天，我对倪雨珠又有了新的认知。如今已退休的她，并没有停下脚步，她多次回到中国，自费为促进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而努力。有一回北大医学院请她去做交流，她不打的士，也不让专车接，自己买了一张地图，坐公交车去。她说：“我要享受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又如她带着我在美国空军总医院军官食堂吃饭，她说：“其他餐馆我也请得起，但我更愿意让您体会一下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与我重温不太久远的岁月，在这里我找到一种宁静。”
她唯一遗憾的是她不会中医，她对祖国医学有着深深的向往。
生活中的倪雨珠永远是个长不大的顽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