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脑子有时像一团飘浮不定的云，有时又像一块冥顽不化的岩石。你却要去追赶你的飘浮，锛凿你的冥顽。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这实在应该感谢你冥顽不化、颠扑不灭的飘浮，还有相应的机遇和必要的狡黠。
于是，你突然会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了，你突然会游泳了，你突然会应酬了，你突然会烤面包了。
我父亲从干校回来，总说他是靠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庐山又开了一个什么会，陈伯达也倒了，影响到当时中国的一个方面，干校乱了，探亲的、托病的、照顾儿女的……他们大多一去不复返，慢慢干校便把他们忘了。父亲托病脱离了干校。那时他真有病，在干校得了一种叫做阵发性心房纤颤的病，犯起来心脏乱跳，心电图上显示心律绝对不规律。父亲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从外地亲戚家回到他身边，那年我十三岁，妹妹六岁。母亲像是作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干校。
那时的父亲是个安分的人，又是个不安分的人。在大风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这使得军宣队、工宣队找他谈话时总是说“像你这样有修养的人”“像你这种有身份的人”当如何如何，话里有褒也有贬。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没有受到大的磕碰。关于他的大字报倒是有过，他说那是因为有人看上了他那个位置，其实那位置只是一家省级剧院的舞美设计兼代理队长。于是便有人在大字报上说他不姓铁，姓“修”，根据是他有一辆苏联自行车，一台苏联收音机，一只苏联闹钟，一块苏联手表。为了证明存在的真实性，大字报连这四种东西的牌子都进行了公布，它们依次是：“吉勒”“东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后父亲对我说，“不知为什么那么巧，还真都是苏联的。”
这大字报震动不大，对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轰炸。又有大字报说：干校有个不到四十岁的国民党党员，挖出来准能把人吓一跳，因为“此人平时装得极有身份”。大字报没有指名道姓，父亲也没在意。下边却有人提醒他了：“老铁，你得注意点儿，那大字报有所指。”父亲这才感到一阵紧张。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虽有四件“苏修”货却和国民党不沾边。当又有人在会上借那大字报旁敲侧击时，他火了，说：“我见过日本鬼子见过伪军，就是没见过国民党。”他确实没见过国民党。他生在农村，日本投降后，老家便是解放区了。鬼子、伪军他见过，可那时他是儿童团长。
大字报风波过去了，父亲便又安分起来。后来他请病假长期不归也无人问津，或许这也和他给人的安分印象有关。
父亲把我们接回家，带着心房纤颤的毛病，却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刷房、装台灯、做柜子、刨案板、翻旧书旧画报，还研制面包。
面包那时对于人是多么高不可攀。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对它的不可企及，因此这研制就带了几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资产阶级一步步靠近。
许多年后，我像个记者一样问父亲：“当时您的研制契机是什么？”
“这很难说。一种向往吧。”他说。
“那么，您有没有理论或实践根据？比如说您烙饼，您一定见过别人烙饼。”
“没有。”
“那么您是纯属空想？”
“纯属空想。”
“您为什么单选择了面包？”
“它能使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父亲比着蜂窝煤炉盘的大小做了一个有门、门内有抽屉的铁盒子，然后把这盒子扣在炉上烧一阵，挖块蒸馒头的自然发酵面团放进抽屉里烤——我们都以为出来的便是面包了。父亲、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炉前等着面包的出炉，脸被烤得通红。父亲不时用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拉开抽屉看，想给我们来个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见这正被烘烤着的面团，只能重视父亲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暧昧的。他只是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半天，这面包不得不出炉了，我和妹妹一阵兴奋。然而父亲却显不出兴奋，显然他早已窥见了那个被烤得又煳又硬的黑面团。掰开闻闻，一股醋酸味儿扑鼻而来。他讪讪地笑着，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炉子的温度不够，面团在里边烘烤太久的缘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着那铁盒子说：“这炉子？”父亲不让她敲，说，他还得改进。过后，他在那盒子里糊了很厚的一层黄泥，说：“没看见吗？街上烤白薯的炉里都有泥，为了增加温度。”再烤时，泥被烤下来，掉在铁抽屉里。
后来，他扔掉那盒子便画起图来。他画了一个新烤炉，立面、剖面都有，标上严格的尺寸，标上铁板所需的厚度。他会画图——布景设计师都要把自己的设计构想画成气氛图和制作图。他画成后，便骑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炉匠，后来一个小炉匠接了这份活儿，为他打制了一个新炉子。新烤炉被扣在火炉上，父亲又撕块面团放进去。我和妹妹观察他的表情时，他似有把握地说：“嗯，差不多。”
面包出炉了，颜色真有点像，这足够我们欢腾一阵了。父亲嘘着气把这个尚烫手的热面团掰开……显然，他又遇到了麻烦——他掰得很困难。但他还是各分一块给我们，自己也留一块，放在嘴里嚼嚼说：“怎么？烤馒头味儿。”我和妹妹都“嘎嘎”地嚼着那层又厚又脆的硬皮，只觉得很香，但不像面包。我们也不说话。
后来，父亲消沉了好一阵，整天翻他的旧书旧画报，炉子被搁置在门后，上面扔着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苏联妇女》，对我说：“看，面包。”
我看到了一面挂着花窗帘的窗户，窗前是一张阔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鲜花，有摆得很好看的菜肴，还有一盘排列整齐的面包。和父亲烤出来的面包相比，我感觉它们格外蓬松、柔软。
也许是由于画报上面包的诱发，第二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几个又干又黑的圆面包。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家被称为“一食品”的食品厂，生产这种被称为“面包”的面包。不过它到底有别于馒头的味道。我们分吃着，议论、分析着面包为什么称其为面包。我们都发言。
那次的议论使父亲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表叔在一个乡间教堂里，曾给一位瑞典牧师做过厨师，后来牧师回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农民。父亲专程找到了他，但表叔说，这位北欧传道者对面包很不注重，平时只吃些土豆蘸盐。表叔回忆了他对面包的制作，听来也属于烤馒头之类。这还不是父亲的追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食谱，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面包部分还在，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比如书中指出：发面时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说这一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单说那干酵母粉，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子对撞，如同摇滚音乐，如同皮尔·卡丹吧？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把“三明治”翻作“萨贵赤”。
一天，父亲终于又从外面带回了新的兴奋。他进门就高喊着说：“知道了，知道了，面包发酵得用酒花，和蒸馒头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听着酒花这个奇怪的名字，问他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说他也没有见过。想了想他又说：“大概像中药吧。”我问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他说，他在汽车站等汽车，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一个问一个说，多年不见了，现时在哪儿上班；另一个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车间。后来父亲便和这个“一食品”的女工聊起来。
那天，酒花使父亲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远征“一食品”，找到了那东西。当然，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番周折的。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只说找酒花是为了配药，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边云山雾罩地帮些倒忙，说这酒花是从新疆“进口”的，以示它购进之不易。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像。
“很贵呢。”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就这一点，六块钱。”
那天他还妄图参观“一食品”的面包车间，但被谢绝了。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点制作似都有一定的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他用酒花煮水烫面，发酵、接面，再发酵、再接面，继续发酵……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按要求严格掌握时间，他把他的“和平”闹钟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铃，他也要起床接面。为了那严格的温度，他把面盆一会儿用被子盖严，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
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铁盘，铁盘里排列着六个小圆面包。他垫着屉布将灼手的铁盘举到我们面前说：“看，快看，谁知道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听着那早已熟知的幽默句式，看着父亲那连烤带激动的脸色，想起大人经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话：烧包。
父亲是“烧包”了，假如一个家庭中孩子和大人处于平等地位的话，我是未尝不可这样形容一下父亲的。我已知道那铁盘里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写着的作业就奔了过去。妹妹为等这难以出炉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现在也立刻精神起来。父亲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说：“尝呀，快尝呀，怎么不尝？”他执意要把这个鉴定的权力让给我们。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彻底脱离了馒头的属性；第二，颜色和光泽均属正常。不足之处还是它的松软度。
不用说最为心中有数的还是父亲。
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这位面包的狂热者介绍给那厂里的一位刘姓技师。他从刘技师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关键所在，比如发酵后入炉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时除了一丝不苟的温度，还有更严格的湿度。后来，当父亲确信他的面包足以超过“一食品”（这城市根本没有“二食品”）所生产的面包时，他用张干净的白纸将一个面包包好，亲自送到那面包师家去鉴定。
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个晚上，刘技师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饭，他们面前是一个大铁锅，锅里是又稠又黏的玉米面粥，旁边还有一碗老咸菜，仅此而已。一个面包师的晚餐给他留下了终生印象。
面包师品尝了父亲的面包，笑着告诉他说：“对劲儿。自古钻研这个的可不多。我学徒那工夫，也不是学做面包的，是学做蛋糕的。十斤鸡蛋要打满一小瓮，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时间。什么事也得有个时间，时间不到着急也没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尝着，还把其余部分分给他的孩子，又夸了父亲“对劲儿”。
父亲成功了，却更不安分起来，仿佛面包一次次的发酵过程，使他的脑子也发起酵来。他决心把做面包的技艺提到一个更高水平。
那时候，尼迈里、鲁巴伊、西哈努克经常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纪录影片公映，从机场的迎接到会见、参观，到迎宾宴会。父亲对这种电影每次必看，并号召我们也看。看时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宾国宴，最使他兴奋的当然莫过于主宾席上每人眼前的那两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提醒我们说：“看，快看！”后来他干脆就把国宴上的那种面包叫做“尼迈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两个橄榄形小面包，颜色呈浅黄，却散发着高贵的亮光。父亲说，他能猜出这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艺过程。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这“尼迈里”。
为了烘制“尼迈里”，他又改进了发酵工艺及烤炉的导热性能。他在炉顶加了一个拱形铁板，说，过去他的炉子属于直热式，现在属于热回流式。
他烤出了“尼迈里”，说：“你面对一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观，就应该猜到它的味道、纤维组织和一整套的生产工艺。”自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便是对面包的分析。多年之后当我真的坐在从前尼迈里坐过的地方，坐在纽约曼哈顿的饭店里，坐在北欧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细的餐馆里，不论面前是哪类面包，我总是和父亲的“尼迈里”做着比较，那几乎成为我终生分析面包的一个标准起点。也许这标准的真正起点，是源于父亲当年为我们创造的意外的氛围。我想，无论如何，父亲那时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师了。
这些年，父亲买到了好几本关于面包烘制法的书籍，北京新侨饭店的发酵工艺、上海益民厂的发酵工艺、北京饭店的、瑞典的、苏格兰的……还买了电烤箱。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进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亚式面包生产线，面包的生产已不再是当年连车间都不许进的那个秘密时代了。然而父亲不再烘制了，他安分地进行着他的绘画事业，只在作画之余，随意翻翻这些书说：“可见那时我的研究是符合这工艺的。”后来我偶然知道，发酵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学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样的专业同样长短。
一只生着锈的老烤炉摆在他的画架旁边，作为画箱的依托。也许父亲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它却像是从前的一个活见证，为我们固守着那不可再现的面包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