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各位同行：
这里要讨论的是文学和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宽广的话题，而我的理解可能是狭窄的；这同时又是一个单纯的话题，我希望我的发言不至于把它变得复杂。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责任就是分内应做的事。我想，当一个作家能够被称为作家的时候，当他准备把作品公之于社会，而不是只写给自己的时候，在他的情感，他的故事，他的梦，他对人类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究里，已经有了社会责任的成分。这责任可能是他随时随地用以勉励自己的，也可能是他不自知的，还可能是他厌恶并反感的。这责任却不在乎他的认可与否，它带着一种与生俱来地和文学艺术共生的意味，或隐或现地伴随着他的创造过程。文学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
现在我想提及北欧表现派的先驱、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成为一个画家不难，成就一个体系却不容易。我认为蒙克是这个世界上成就一个体系的为数不多的大家之一。他的尽人皆知的《嚎叫》《思春期》……他的画面所传达出的毁灭性的热情，浪漫的恐惧，对性的渴求与无奈，嫉妒、死亡以及生命的诡谲的眩晕感给我以永不衰竭的震撼。但让我深深感动的还是他那名为《病中的孩子》的主题性绘画。从一八五五年起至一九二七年，蒙克几乎每隔十年都要画一幅《病中的孩子》：重病的女孩子侧靠在床上，哀伤已极的母亲垂头坐在床边。画中的女孩形象，是蒙克有一次陪同做医生的父亲出诊时认识的十一岁的贝采·尼尔森（Betzy Nielsen）。当蒙克发现这个十一岁的女孩正坐在椅子上为她哥哥的病痛懊丧不已时，《病中的孩子》的构想便开始了。贝采·尼尔森成为《病中的孩子》的模特儿。她那痛苦的表情呼唤出蒙克内心深深的痛苦：五岁失掉母亲的痛苦，姐姐苏菲因病而死的痛苦，以及他本人所经受的肺病、西班牙感冒所带来的折磨……人们对疾病那虚弱的乞求和无助之感，蒙克通过《病中的孩子》克制而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病中的孩子，她那火红却憔悴的头发，疲倦的动作，迷惘而又期待的眼神，苍白的枕头，颤抖、压抑的昏暗背景……蒙克固执地长久地画着这同一个主题，是有意用重复自己以达到创新。当他在一九二七年完成最后一幅《病中的孩子》时，我们发现画面产生了变化：还是那个病中的孩子，她的下颏却微微扬了起来；她的眼神也不仅仅是迷惘和懦弱，在她的目光里，凋落与超越合而为一。她的目光里有艺术家新的心境。
蒙克特别强调《病中的孩子》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告诉观众，画中那靠在病床上的孩子不是一个人，而是“我所有爱的人”。他的确画出了他对生命无以言说的同情和忧伤，画出了凄凉和暖意，画出了鲜活的死亡经验，画出了心灵的表情。他通过一个柔弱的小女孩来承载这一切，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里有什么？毫无疑问，有艺术家的责任，有他的良知和不安。他认定这是他分内应做的事，他为之着迷，主观、苛刻而又不乏偏激地做了下去。在蒙克那里，社会责任和他的艺术主张并不矛盾，那是他艺术主张的一部分，是他诚实的内心要求，是他作为艺术家蒙克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幅具有强大道德感染力的作品，在当时却不被大众所接受。因为艺术家没有把自己隐藏在迎合一般观众安全感需要的艺术表达形式之后，因为他制造了不安的表达方式，他便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恶意破坏善良风俗的。在这里我想说，描绘锃亮的茶壶、洁净的镂花窗帘、阔大的餐桌、富裕安稳的早餐（比如与蒙克同时期的古斯塔夫·温彻尔的《早餐》）体现了责任；描绘病中的女孩、桌上的药瓶、揉皱的枕头也体现了责任。我还想说，迎合并不是责任，迎合更像是一种懒惰，一种缺乏钻研和反省的懒惰。而这懒惰也是一种病态的激情，某些时候它的确有淹没真相的力量。为什么对人类怀有至爱之心的蒙克，在当年会受到那么多所谓对社会抱有“正宗”责任心的人的嘲弄和排斥？或者叫做以一种“责任”压制另一种责任。
责任的高低贵贱、轻重大小并不依照艺术家所选取的题材和他的艺术个性来划分。俄国的列宾并不能因为画了题材宏大的《伏尔加纤夫》，就占据了道德优势和在为人类负起的责任上高人一等；中国可爱的画家齐白石一生只画些大的白菜和小的虾，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齐白石是一个对社会没有责任感的老头。若以分量来论责任，列宾已然承担的责任不一定有伏尔加河那么重，齐白石已然承担的责任也不一定仅像一只虾那么轻。挪威的蒙克和中国的齐白石，他们画出了什么呢？生病的孩子、白菜、虾……但他们的确都做了分内应做的事，蒙克贡献给我们心灵深处大的碰撞，齐白石让我们品味生活的有趣。表现有趣，获得灵性和智慧的欢乐，难道不也是文学和艺术理应承载的一种责任吗？
有时候我想，或许责任这个词过于严肃和沉重，以至于让人望而生畏，以至于它常常被曲解、被孤立，或被有意地夸大和有意地抹杀。夸大者乐观地认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宣布我们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角色，我们的精神的发展速度便会一日千里；有意抹杀者则惟恐“责任”的绳索扼制他们的创造天赋，阻隔他们的梦想空间。对责任的曲解甚至造成一些作家的懒惰和另一些作家的反叛心理。下面要说的是中国当代作家王朔。他即是以一个反叛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反神圣，反正统，反说教，反使命，反教养，反生活中许许多多被规范得严丝合缝的东西并极尽嘲弄之事。反对当好人，为使之达到极致，他干脆在小说里不无辛酸地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干脆以坏孩子的形象袭击文坛。在中国的城市人口中他有很多读者，我也是他那些好小说的读者之一。当我读过王朔的一些小说之后，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他以上述种种行为在逃避肩负“伟大”责任的庄重形象，但他的小说却从来没有逃脱过责任。他的小说就像所有作家的小说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下笔，你必会依附于一个道德系统，你的笔下必会有你的责任的影子。他的那些看起来教养不深的平凡的主人公们，内心深处其实往往是柔软而又挑剔的，善意并充满对现实不妥协的率真：一种更好的生活、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哪儿？会有的，肯定有，找一找……我有时会在王朔的小说背后听见这样的话语。他实际无法对责任真正背过脸去。有一次他和我谈及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他说他要像写遗书那样写这长篇。这话里有什么呢？我想那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执著，一种赤裸裸的坦率和郑重，还有责任——不大不小的，他感觉到的分内应做的事。他内心深处的责任就在小说背后，就在他不高兴谈论责任时鲜明而顽强地凸现出来，以他强烈的内心要求的形式凸现出来。
话题又回到了开始，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社会责任本不是外在的绳索，它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创作驱动力，尽管它也许强大到仅仅让你想要画好一只有趣的虾。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候我读报纸和杂志上的征婚广告，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半数以上的征婚者，在列举了自己身高多少多少米、体貌端正、有住房和固定收入、无经济负担等等之后，都要加上一句：“本人热爱文学，情趣高雅……”倒不是说征婚者的表白可以让一个作家顿时对自己从事的行当感到自豪，而是人们在征婚这样重要的事件中，在世纪末物欲横流的色彩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还没有忘记热爱文学，因此它确实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文学的微妙作用。我相信情趣高雅的人不一定都热爱文学，但热爱文学的人多半是为了使自己的情趣高雅吧！
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着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还有同情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觉的批判精神。文学也可以像蒙克那样对生活表现深深的失望，强烈的失望本身就蕴含着希望。因为没有失望就无所谓希望，正如同我们有时候对生活不恭敬是渴望生活更神圣。责任的确让人不安，歌德的话总是响在耳边：灵魂永远骚动着企盼安宁，肉体永远劳作着寻觅休息。无论文学从哪条路出发，似乎都能碰见这两句话。
此地此刻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夏，一个新的世纪仿佛已经扑面而来。在新的世纪里，人类仍然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物种。尽管自然科学的拳头对人类这朴实的自恋早已有过重大打击：天文学认定了我们的家园只是缩在由无数颗星星组成的银河系角落的一颗小小的行星；生物学把我们从上帝凭想像创造出的尤物位置上赶了下来；地质学又使我们认识到地球历史的漫长，并且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物种占据的时间很短……可我仍然要怀着这朴实的“自恋”庆幸作为人类的一员我能够写作，并感谢上苍赐予我无法逃避的好运——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它让我不断地仔细打点我心灵和意志的储备，看是否够我所用；它让我在浮躁的世纪末尽可能地敛心默祷，以写作的方式为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奉献敏锐、明净的爱心。假如这真是我们恳切的内心要求，我们当中有谁愿意让文学对我们说再见呢，我们当中又有谁愿意让读者对文学说再见呢？
谢谢大家。
（此文为在中挪作家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