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欲望不断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类的神经频频被信息蹂躏的物欲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理应发出它可能显得别扭、困难而保守的声音。或许它的“不合时宜”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山中少年今何在》
一般来说，阅读是和文字相关联的。虽然，人们有时也会把欣赏一幅好画说成“读画”。用在这里的“读”，强调的是欣赏的深度了，就此也微妙地点出了看画与读画间的差异。但是，在网络时代，在网页挤占书页、读“屏”多于读书、纸和笔逊位于光和电、机器的规则代替着汉字的规范、数字的操作颠覆了铅字的权威、“输入”代替着书写的潮流中，在“拇指文化”无限深入人群的今天，在消费的欲望热烈拥抱大众的背景下，“读”和“看”的界限似乎日渐模糊起来。入“网”者众，正如那位美国著名诗人的著名短诗：“生活——网。”技术的战车把新媒介——数码技术送进人间，使昔日由“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看图被称为“读图”，而这里的“读”已不再意味着欣赏的深度。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替代着以往细嚼慢咽的传统阅读，这应该说是阅读的革命之一种。
不过我今天要谈的阅读，仅限定在纸面书籍的阅读。因为，虽然网络阅读的分量在今日人们的生活中已不可小视，私下里却总觉得“符码”代替“物质”的阅读损失的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在我纯属个人的体验中，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不同的年代，阅读在人的生活中也表现出不同的重量。
一、七十年代阅读带给我的重量级冲动
二十一世纪初年，有媒体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书，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这提问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这是一个谁都怕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如果我讲实话，很可能不够深刻；如果我讲假话，列举两本深奥的书，可那些深奥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影响我——或者说没有机会影响我……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那是一个限制阅读的文化贫瘠的时代。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也坚持写，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甚至会编造一点写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偷偷读到了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在扉页的题记上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很想肯定自己，让我生出了一种从不自知的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她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这重量击碎了我精神上的某个死结，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中国的书，我选了《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我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有那么神异、飞扬的想象力，这一切为我当时有限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空间。
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到乡村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劳动之余，倚靠着田野上的草垛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那些大书陪伴他度过了沉闷的青春期。问他当时为什么读它们，他只说是因为喜欢。
今天想来，类似上述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二、群体性的阅读兴奋在八十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和开放，中国大陆曾经呈现过一种集体性的阅读大潮。文学首当其冲，率先为压抑太久的国人搭建了一条宣泄情感、寄托热望的通道。
曾经出现过千百万人奔走相告，争读一篇小说的时光；也曾经有人在图书馆把喜爱的、十分抢手的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手抄下来，为的是可以反复阅读。这让人想起“*****”中在民间流传的那些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甚至还有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那时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队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华书店。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的中国人对阅读的热望实在是不过分的。这是一种集体狂欢式的阅读运动，山河依旧，百废待兴，精神世界愈加活泼，阅读的领域也快速扩大。除了文学，人们还迫切地需要用各种新知识充实自己，武装自己，获得机会，改变命运。正所谓开卷有益。中国自古便有崇尚读书的传统，“头悬梁，锥刺骨”的典故在八十年代亦重演。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当年是煤矿工人，他就是在挖煤的间隙，在阴潮、黑暗的坑道里，借着安全帽上的矿灯，苦读了上百本中外名著。也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学生，因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夜夜超负荷阅读，造成终生眼疾。
我不曾对那时的新华书店进行过销售调查，但我相信那时积压在货架上卖不动的书一定和今天不成比例。我常常怀念八十年代，并非因为那特殊的历史背景给了中国作家一种空前的却并不牢靠的特殊地位，我怀念的是整个社会对待阅读的那份诚恳和郑重，以及带有几分纯真的激情。有学者曾经这样说：一个民族对文学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在这里我想说，一个民族对阅读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
群体兴奋的八十年代阅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它不再是七十年代那种被限制的阅读贫困，更多地具有自觉进攻的色彩，它所饱含的重量也和七十年代不同，它显得有设计，也有预期。它光明正大，来势猛烈，因此这重量甚至是有声音的，它镗镗作响，使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品质有了某种异乎寻常的嘹亮音色。
三、阅读的无用之用
如前所说，阅读是有重量的，这重量让我们对阅读的重要性毫不怀疑。阅读对人的功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道出了读书对写作者的要紧。但当我们凝神于阅读那“重”的一面时，其实也不该忽略阅读的“轻”。这里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前不久一位领导人看望季老，问起他正在研究什么，他说研究东方文学。这位领导人问：您这样大年纪，研究东方文学有什么用呢？季老回答说，世上有很多的学问，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知道也很重要。有些学问是你应该知道的。我以为季羡林先生的话其实是很深奥的，由此想到阅读重量里那“轻”的成分。
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阅读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相比，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在市场上销售最好的书往往更靠近生活的实用：农业科技、家庭医学、足球、赛车、房地产、保健、养生、美容、时装、烹饪、武术、花卉、商战、证券、股票……书海已经茫茫。这样的阅读看上去已不能再承载精神的重负，但却更加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这与我所说的“轻”仿佛还有差别。
我所说的“轻”包含了阅读那“无用”的一面，这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心境的解放。萨达姆在他最后的时刻，在他那个两平方米的小牢房里，他的枕边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想一个人在那样的时刻，当他想到自己灵魂的时候，恐怕不会放一个钱包在枕边，对着一个钱包来解决灵魂的问题，虽然阅读《罪与罚》也无助于对他生命的挽救。也还听说过这样的事：西班牙总统前不久发布了一道命令，政府免费赠送西班牙公民每人一本《堂吉诃德》。秘鲁有一个小城市，那里的警察性情特别暴烈，市民很有意见。市长没有给那些警察任何处罚，他用了一个看似软弱而无用的办法：给警察们放了三天假，同时赠给每人三部文学作品，希望他们在假期里读完。警察们读了这些书以后，性情竟有了改变，对市民的粗暴态度亦有所缓解。我并不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作品，也许在不经意的阅读中他们想到了他人的存在，还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温暖，以及自身的价值……这便是阅读的无用之用吧，它内在的文化含量并没有因表面的“无用”而打折扣。这里的“无用”本身便是作用了。
我不想用上述小事夸大文学的力量，而且文学作品似乎又是所有的阅读品种里最无用的一种，尤其在今天。国内仅长篇小说就达到年产一千余部。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无书可读，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正像有人说的：选书好比选朋友。但我始终相信，若说这样的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最大的效益就是对人心的滋养。如果经济是酒，那文化也许是茶，或者是水。文化给人的力量正像“无用”的阅读给人的力量那样，它不是打击型的嵌入，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而酒是让人亢奋的。一位文化老人曾经谈到茶的好处，说古往今来，只听说过酗酒闹事，还没听说过饮茶杀人。因此他说茶能促进社会和谐。
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这“轻”不是轻浮，这“轻”的滋味如同徐志摩诗中的几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然而一切都有痕迹，我们沉重的肉身会因某些时刻“无用”的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净。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的必须，但它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呢？这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可能比故意的强迫阅读或者故意的淡漠阅读都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吧。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似乎也就在阅读所呈现的不同重量里找到了自己相对永恒的信心。——当然，这已经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此文为二○○七年七月香港书展期间，作者在两岸三地阅读文化座谈会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