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学时，历史学得很粗糙，只记住了一些“大”的朝代和“大”皇帝的名字。由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课本也试着以农民起义为历史编年线索，弄得学生对历史更是摸不着头脑。对于像宋徽宗赵佶这样的名字就更陌生。知道赵佶这个皇帝是后来的事，知道赵佶的书画都好也是后来的事，但知道赵佶的画那么不凡，还是在北欧的挪威。一九八六年我和作家茹志鹃同去挪威参加第二届女作家国际书展，为我们做翻译的是挪威汉学家易德波女士。易德波酷爱中国书画，一次在她家做客，主人请我们看她收藏的中国书画，其中便有赵佶的《瑞鹤图》。那是一张印制精美的印刷品，好像是国外印制，因为那时的中国还不曾有这么好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面对这张画，当时我很愕然。一是在域外忽然看见了中国人的画作，二是它还出自一位中国皇帝之手。但我没有和易德波多进行交流，因为还受着她的其他收藏的吸引。数年之后我父亲去北欧举办画展，画展之后从丹麦回到挪威，曾应邀在易德波家住过一段时间。在卧室的墙上，就挂着我曾见过的这张《瑞鹤图》。父亲回国后，对我说起他的那段日子，自然就提到了被易德波悬挂在墙上的这张“图”。那次父亲在北欧待的时间比较长，后来又因前苏联解体，需要在莫斯科换机的航班几经延期。当时正值北欧的秋天，父亲说闲下来时他常感一丝寂寥。这时是墙上的那张《瑞鹤图》填补了他思绪中的空白。每天他一旦靠上床头，便与这群翩翩飞翔的仙鹤相见。每回他都研究画中的一个新问题：比如有几只仙鹤姿势相同，有几只仙鹤姿势大致相同；几只仙鹤在腾空向上，几只仙鹤正向下滑翔；而立于鸱尾之上的那两只正在同哪位进行着交流？还有，那宫殿的屋顶是作为界画画出的，界画需要的是耐性和难耐的时间。那排列笔直的筒瓦，结构复杂得难以驾驭的斗拱……这位皇帝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画出？当然，这一切都是父亲在研究了这幅画的颜色、布局之后所产生的闲散猜想。最后，是父亲对赵佶那篇瘦金体书法的反复阅读。那是一篇典雅而吉利的散文，它记载了这幅作品诞生的原因。如果事实果真如文中所记载的那样，那真是宋徽宗的大福而至了：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面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上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纪其实
在北欧与宋徽宗“相遇”的往事给父亲留下了美好印象，可惜我家没有《瑞鹤图》的印刷品，几年之后我才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国画选集中找到了它。说实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受中国画吸引的时候很少，我感到它那程式化的构图、程式化的笔墨很难让人肃然起敬。但面对这位皇帝的《瑞鹤图》，我还是再次被震动了，原因在于它那完全有别于中国画的章法，以及它那颇为大胆的用色。用偌大面积的普蓝作为画的基调，是要有些胆量的。当我粗略地了解了中国画发展的脉络之后，突然觉得，宋徽宗的构图、颜色、笔墨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呢？显然这位中国皇帝的艺术观念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属于先锋主义了。我们只知道八大山人对中国画的离经叛道，却没有注意到宋徽宗的先锋意识。不然，中国画的道路就不会自宋元以后变得那么单一狭窄了。
但是赵佶的故事，在中国美术史上始终是众说纷纭。说他因迷恋艺术不理国事，穷奢极欲；说他利用诗词书画歌舞升平，而自己的江山已处于崩溃之前夕；还有人说他的画作是和助手一起完成的……但署名赵佶的书画毕竟已是中国艺术宝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许多迹象表明，它们并不是粗制滥造的赝品。在这时，历代收藏的钤印能够成为不可颠覆的证明。只有在这时，我才又想到画家在画“界画”时所要付出的大量劳动。因此，皇帝要雇用个把助手为他用尺子描摹，当属一个画家在作画过程中正常范围的事了。并且我愿意相信，宋徽宗的作品不是出于一个匠人成堆的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