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同时又险恶多端的城市，一个平静的然而犯罪率极高的城市，这样的一个政治都市华盛顿，关注总统和白宫的人数也许远远超过议论文学和作家的人数。作家和文学在这里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不起眼的角落，有时候你觉得生活在这里的诗人、作家不过是在那儿自得其乐——当然，写作的本质也自有它自得其乐的一面，乐在作家与他们创造的故事之间罢了。但是，当我到达华盛顿之后，很快就有人告诉我，华盛顿地区活跃着一个作家工作团，这个工作团的工作就是用文学给人治病。它的活动居然还得到NEA（美国国家基金会的简称）的重视，NEA为工作团提供经费。
身为作家，我从来不认为文学有医治人类病痛的伟大功能，也不了解华盛顿的作家工作团用什么方式去给什么样的人治什么样的病。可我知道我将在NEA和该委员会的文学部主任麦克·谢有一次会谈，我很感兴趣于这次会谈。
NEA所在地是一座古老的哥特式建筑。一百年前它是华盛顿的老邮局。大门前盛开着郁金香，还有一尊本杰明·富兰克林铜像。这个戴着假发套的智慧的瘦老头，他微微地抬起右手，手掌向前伸开，不知是抵御着什么，还是解释着什么。虽然他被放在这里原来同NEA无关，但NEA似乎是靠了富兰克林的“抵御”和“解释”才得以生存，这使得NEA反倒有几分苟且偷生的味道。
麦克下楼来迎接我。这是一位银发红脸的中年先生，爱尔兰后裔。像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麦克也爽直并且性急。刚走进办公室，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起他们目前的困境。他告诉我，NEA的经费通常由联邦政府提供，去年NEA文学部得到的经费是四百五十万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奖励文学艺术界的天才，赞助艺术演出团体和作家工作团。但是好景很可能不长，现在共和党的有些议员为了迎合右翼纳税人的情绪，否定艺术的公共价值以便为自己拉更多选票，便不断给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一开会就提出削减甚至取消赞助文学艺术的钱。
我还是将话题引向作家工作团。麦克说，作家工作团是一九九四年在他和几个青年作家的联合倡议下成立的，它的成立是受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总统倡议的青年和平工作团的启发。当年的青年和平工作团就是以帮助穷人改变处境为目的，而今天的作家工作团，是吸收那些有奉献精神、热心公益事业且关注下层民众的青年作家，定期为医院里、收容所里以及流落街头的心灵受到伤害的人们做治疗。确切地说，他们启发和鼓励自己的患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用写作手段来宣泄内心，表达自己，减轻灵魂的压力。看来他们的工作既有文学属性，又有心理医生的特征，或者比心理医生的工作更具可操作性。工作团作家们的报酬很低，每年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公司职员收入的三分之一吧。NEA还是设法给这些作家志愿者以更多的回报，如给予他们医疗保险和进大学深造的优惠条件。说到这里，麦克又开始指责政府对他们的忽略，他说，即使是这样有意义的事，一些政客也不愿他们存在，官方常称：既然作家们都是志愿者，那就让他们完全志愿下去吧！麦克却坚持认为，一个社会其实是靠了少数作家支撑着人性的高贵和文化良知的，“你以为怎样？”他问我。
我不能说人性的高贵和文化良知仅靠作家来支撑，但作家存在于社会的意义，的确与捍卫人性的高贵和文化良知紧密相关，无论是通过自己的写作，还是通过鼓励别人写作。
当天下午，我去访问华盛顿作家工作团。这是一个由十二名青年作家组成的团体，十二名作家又随时化整为零分成小组。我见到了工作团成员吉妮和依曼妮，她们两人一组，过一会儿我将跟随她们去一座教堂的地下室，给一些无家可归的女人上课。吉妮是个瘦高的少女，出版过两本小说集，她的长过腰际的满头金发使她看上去像条美人鱼；依曼妮是个黑人女孩，诗人，正在研究老子，她快乐的脸上有两个酒窝，酒窝使她的脸更显快乐。我向吉妮和依曼妮提出了我的一些问题，比如她们教授的对象大都有些什么样的经历，比如她们用什么样的教学法来教这些人写作，比如她们每星期给学生上几次课。吉妮说参加她们写作课的女人，有受丈夫虐待离家出走的，有被家庭遗弃的，也有自幼心灵受过创伤的，还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的。依曼妮接着说，对于这些“患者”她们没有固定的教学法，她们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她们的目的不是让这些女人变成作家，而是用文学影响并改变这些女人的思维和心境，让她们用新的眼光肯定自己、看待生活。这种治疗活动（授课）大约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
我和吉妮、依曼妮去教堂。路过一个咖啡店时，她俩请客，每人买了一大杯咖啡。吉妮向我解释说，那个教堂的地下室是没有水的。我们端着热腾腾、香喷喷的咖啡在大街上走——在美国，你经常能够看到端着咖啡在街上急匆匆走路的人，咖啡被盛在带有盖子的纸杯里，那给人提神的气味仍然钻出杯口的缝隙在空气中飘溢。大街上这样的形象通常不是无事闲逛，相反总给我一种诸事在身的感觉。吉妮和依曼妮端着咖啡走得很快，步伐欢愉而又昂扬。在五月的夕阳之下，这美好的景象使我难忘。
我们在一座黑沉沉的天主教堂跟前停住，从旁门进去，穿过一个嘈杂的大厅，那儿聚集着一批流**人，她们正排队领取教堂提供的免费晚餐。然后我们走进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地下室。地下室四壁雪白，屋角有一书架，沿墙一圈沙发，沙发正中一张矮方桌。我发现地毯和沙发都不太干净。这儿聚集着吉妮和依曼妮的七八个学生，她们正安静而恭敬地等待着老师到来。她们当中除一个年轻的白人外，其余都是黑人中年妇女，有一两位显然精神不太正常。吉妮和依曼妮简短地和学生打过招呼，然后像变魔术一样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堆吃的，是犹太人的一种名叫“贝狗”的食品和忌司以及炸薯条，“贝狗”类似中国的发面火烧。吉妮跪在地毯上把“贝狗”切开，抹好忌司一份一份递到那些女人的手中。她不是施舍，她看她们的眼神有一种平等的爱意。她邀请我也吃一点儿。我喜欢“贝狗”，但此时我并不想吃。吉妮说你最好还是吃一点儿，咱们大家在一起吃点儿东西彼此情绪就放松了，气氛也会很快地融洽。至此我才明白原来讲课已经开始，先吃点东西便是这种写作课的第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的确使师生之间很快随便起来。
接着是在老师指示下学生每人一段的自述，内容包括姓名，从哪里来，你最喜欢的人和事……这显然是一项锻炼表达能力和信心的练习。尽管已经吃完“贝狗”情绪理应放松，但她们说话时还是有些紧张，我猜大约是因为有外国人在场。但她们的表达非常认真，她们几乎都说上帝是她们最喜欢的人。只有一个人说她喜欢吉妮和依曼妮，是她俩使她们这些苦恼的人看到了希望，要是有一天她的作品能在《纽约人》发表，她不知要怎样感谢她俩。作为旁听者，我也被邀请作自我介绍。我说我来自中国，我有着与你们不同的语言和肤色。但有一点我们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都是人。实际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而我喜欢的人就是你们大家。在场的人为我的话而鼓掌，离我最近的那个最年长的女人拥抱我，她们感谢我的发言把这些凌乱的心做了连接，她们愿上帝保佑我。
气氛明显地活跃起来，下面是由依曼妮为大家朗诵事先准备好的几段诗句。她朗诵之后大家还要一同朗诵，这也是授课内容之一，让每个人都沐浴诗的意境：多么美丽啊，太阳在那儿照耀；
多么美丽啊，我看到了我们人民的心灵……这些女人眯起眼睛无比虔诚地朗诵着：“多么美丽啊，太阳在那儿照耀；多么美丽啊，我看到了我们人民的心灵……”那美丽的太阳或许真有一瞬间在她们心头照耀？
写作练习当然是写作课的重要内容。这时吉妮拿出了一沓图片，她对学生们说，今天我们的写作练习是每人从这些图片中任选一张，假想你与图片上人物、动物或景物的关系，你还可以假想图片上的人物的命运，一座老房子，像你去过的什么地方吗？……然后大家以下列方式表达：诗歌、小说、一封信、日记或者假装你要给某家杂志投稿——写篇散文，关键是你必须发挥你的想像力。现在我给你们二十分钟时间，写出文章提纲并且当众朗读。
最先举手报告提纲已写完的是那位显然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她选择了一张猫的画片，她把自己假想成图片上的猫，她用第一人称来表达这猫的一些想法，她还给猫起了个名字叫做司莫基。她说司莫基来自非洲，亲切而又超然，白天它只是旁观生活，在每天的夜里两点，它去玩电子游戏。它蹦来蹦去自己游戏自己，它想人有人格我也有猫格啊，谁也不知道我的猫格是什么，因为当人们入睡之后我才开始寻求我自己……这个女人，当她表述她编造的这个故事时，她一脸的天真和迷醉。有时候你的确觉得，只有在少数精神病患者的脸上，你才能找见与人类相隔已久的决然的纯净。她的故事也许幼稚，但她的激情却非常真挚，谁又能说那只名叫司莫基的猫身上没有这女人迷惘的过去呢？
又有一些人陆续地朗读了自己的提纲，那个拥抱我的老女人挑选的是帧女人肖像。她坚持说图片上的肖像是个女画家，一生备受苦难终于大器晚成的女画家，因为她的脸上有悲也有喜，使人想到我们也许确实要经历苦难才会产生美妙的艺术。这老女人说她要学习这女画家，她今年快六十岁了，没准儿她也会大器晚成，她有的是苦难，而今她不再害怕它们，因为世界是博大的，比她的苦难大得多……在场的人又开始为这个老女人鼓掌。
写作课结束了，吉妮要大家下次上课把写好的作品带来，她和依曼妮会给这些作品打分，如果文章确有光彩，还会有在作家工作团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可能。我想这种杂志大约类似中国的内部刊物吧。
学生们先于我们离开了地下室，分手时她们一一过来拥抱我，说着吉祥的祝福的话。我也拥抱了她们，想着吉妮跪在地毯上给她们分切“贝狗”的情景，我的拥抱变得自然和亲切。
我和吉妮、依曼妮互相望着，我们似乎都明白在这间地下室里，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作家，但文学的确在改善着她们的心灵，哪怕只是瞬间的、短暂的。
曾经有过就应该说值得。
工作团年轻的作家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也接触、了解和理解了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这对于日后他们自己的写作，对于磨砺他们敏感、宽广、富于同情的内心，又何尝不是一种货真价实的体验呢？
还记得吉妮也对我说起联邦政府经常检查她们的项目，检查她们授课的表格。吉妮说，一个人通过文学丰富了灵魂，心变得广大起来，心的广大是表格无法显现的。“那些政客，”吉妮也喜欢说“政客”，“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和耐心倾听一个普通灵魂的变迁呢！”
我没有再和吉妮、依曼妮多谈，因为她们当晚还要赶去一所医院上课，听说那儿的学生也多是女人，精神有毛病的女人。为什么她们的治疗对象差不多都是女人呢？这使我想到华盛顿患病的男人一定不少于女人，但女人似乎尤其喜欢选择，或者说更加适应用文学的方式表现自己、解脱自己。是女人赋予了文学更多的坦诚、轻信、神经质的纯净和有时候比现实更美的憧憬——这是一个话题，但这个话题显然并不属于这篇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