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墓道前的沉吟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一九四八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一九四九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