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几个粗面饼包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问题。
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漫漫沙漠行程，我们首先在饮食上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
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
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瞠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煸四季豆、蘑菇煨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过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古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很是内行，一看便知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抚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旦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作料？
幸好原来使馆的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餐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都很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
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子，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
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
“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
“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
“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一个在半个世纪前威震上海、势盖中国的帮派领袖，居然在这里被我找到了他的嫡亲后代。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天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约旦安曼，夜宿Arwad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