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加沙地带。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一到关口，就感到气氛比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还要紧张。
迎面是一个架势很大的蓝灰色关卡，以色列士兵荷枪实弹地站了三个层次。头顶岗楼上的机枪，正对准路口。远远望进去，经过一个隔离空间，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关卡。
这里要查验护照，但谁都知道，护照上一旦出现了以色列的签证，以后再要进阿拉伯的其他国家就困难了。因此，前几天从埃及进关的时候用的是集体临时签证，但那份签证今天并没有带在身边。于是，我们这帮人究竟是怎么进人以色列的，都成了疑问。更麻烦的是，几辆吉普车无牌照行驶的问题，在这里也混不过去了。
有一辆警车朝我们的车队驶来，警车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看派头，级别不低。他不下车，只是用沉闷的男低音调侃我们：
“你们，居然连什么文件也没有？没有签证，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许可？”
他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车队，耸耸肩，不再说什么，只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
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打电话找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不多久，常毅参赞和他的夫人潘德琴女士就开着车来到了关口。几经交涉，以色列警官终于同意我们几个人坐着办事处的外交公务车进去。
车子驶过巴勒斯坦关口，倒不必再停下检查。我们向憨厚的士兵们招了招手，他们咧嘴一笑，就过去了。
加沙地区的景象，与杰里科差不多。我们先到一个难民营，难民主要是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各地阿拉伯人。由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现在也已形成了一个社区。满眼是无数赤着脚向我奔来的孩子，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惯例，逃难过来的已是他们祖父一代了。
生活一看就知道非常贫困。但巴勒斯坦电视台的朋友用宣传的口气说，与三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我问，这么大的难民区是由什么样的机构管理的？
他们说，是居民委员会。
我再问，居民委员会上面是什么机构？
他们指了指街口说：他。
我一看街口，是阿拉法特的巨幅画像。
加沙地区被以色列包围着，阿拉伯人进出很不容易；但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整个国家都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着。既然这样，有一群固执的犹太人干脆住进了加沙地区，决不搬走。
这就构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包围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深入我，我深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断，离不开，扯不清。
双方都有一笔冤屈账，互相都有几把杀手锏。就像两位搬不了家的邻居，把伤疤结在一起了。
很想去看看加沙境内的犹太人居住点。这样的居住点，像嵌在敌方肌体上的一枚枚钉子，追求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对方当然也不会让这些钉子好过，历来冲突不断，结果全都成了“前线”。我们过去一看，发现有铁丝网、岗楼、探照灯包围着。我们想走近一点，阿拉伯朋友说，这已经是最近了，再近他们就会射击。其实，每一个定居点里只住了十几个犹太人，保卫的军警数量与他们差不多。
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圈圈互相包围的网，觉得这是人类困境的缩影。从宏观上说，这是历史上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
事情开始时可能各有是非，时间一长早已烟雾茫茫。如果请一些外来的调解者来裁判历史曲直，其实也非常冒险，因为这样反而会使双方建立起自己的诉说系统，倒把本该遗忘的恩怨重新强化了。
我在这里，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朋友都作了深入的交谈，产生了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都应该多一点遗忘，搁置历史情绪，用现代政治智慧，设计出解决方案。
记性太好，很是碍事。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因此应该警惕。特别应该警惕那种煽风点火的“知识分子”，他们貌似充满激情，其实早已失去良知。
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玩弄历史的人太多。
历史只有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才能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为了加深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决定明天去参观城西的大屠杀纪念馆。那里，供奉着全人类共同确认的一些原则，可以让我们明白，历史的哪些部位才不该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加沙地区，夜宿耶路撒冷Remaissance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