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一天，鲁迅在内山书店接待了一对文学青年，一位叫萧军，另一位叫萧红。这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半年前，双双从东北逃离了日寇的魔爪，在山东青岛落脚住了一阵子，在那里，萧军创作了一部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创作了一部反映东北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生死撤。一个月前，两人冒昧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将小说书稿一并寄上，希望得到鲁迅的指点和帮助，喜出望外地收到了鲁迅的回信，对他们的创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肯定。于是，这一对年轻人便马上跑到上海来找鲁迅。
在内山书店见面后，鲁迅请两位文学青年到附近的一家茶馆小叙。听了两位年轻人对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欣然答应为他们看看小说稿。
“你们来过上海吗？在上海有亲人吗？”鲁迅关心地问。
“这是初次到上海，亲戚朋友都没有。”
“唔。”鲁迅深知上海地方的黑暗混乱，很为这两位在上海举目无亲的年轻人担心，便让刚刚闻讯赶来的许广平打电话，把一位“左联”的青年作家叶紫叫来，介绍给萧军和萧红，让叶紫帮助两位年轻人安排住处，关照两位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看到两位年轻人穿戴寒酸尚无工作，又拿出一些钱来给他们，让他们暂时解决燃眉之急。
在叶紫的帮助下，萧军和萧红生活很快安定下来。他们从鲁迅这里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很想到鲁迅家里做客并能经常得到鲁迅的教诲。当时，鲁迅时时刻刻都被反动当局监视、跟踪、通缉，接待见面陌生人或认识不久而不太了解的人，通常都是在内山书店而不在家里，但是这次破例将家庭住址告诉了他们。不久，他们在北四川路找到了一处住房，离鲁迅家很近，于是，两位年轻人便成了鲁迅家的常客。
1934年冬，鲁迅在百忙中挤时间，抱病看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撤，1935年春，终于把两部小说书稿看完了，并对书稿中的错误不当之处做了修改，还应作者的要求分别写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和《萧红作<生死场>序》（萧军用的笔名为“田军”）。然后，将这两部作品交给了出版单位，但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的无理阻挠，两部小说均不能公开出版。刚好，叶紫也想出版小说集《丰收》，于是，萧军、萧红和叶紫三个年轻人商量决定，虚拟一个书社名字以丛书方式，三人共同筹措资金自费出版三本书。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以奴隶社名义出版，于是很快《八月的乡村》、《生死撤、《丰收》三部小说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了。
这套“奴隶丛书”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但也招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有来自外部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的毒箭，也有混入“左联”内部打着革命旗号的“自我批判”。其中，一个化名“狄克”的人，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指责《八月的乡村》“不真实”“不够真实”“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要“执行自我批判”。对于这种“自己人”打着革命旗号“自我批判”企图扼杀《八月的乡村》的卑劣伎俩，鲁迅十分气愤，写出了《三月的租界》（1936年4月16日）一文，对狄克等人的蓄谋恶毒的攻击给予了强有力的反击。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还有“我们”和“他们”（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坛上，这些以“我们”自称的“自己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向“他们”献媚和替“他们”来缴革命文艺的械，因而瓦解革命文艺队伍，损害革命文艺事业。
在鲁迅的爱护和扶持下，两位年轻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很快在上海立稳了脚根，走上了一条通向光辉未来的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