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鲁迅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发起组织的革命进步团体，其目的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会后，鲁迅、夏衍、田汉、郁达夫、郑伯奇等51位发起人一起签署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这篇宣言，于1930年4月在鲁迅和冯雪峰共同主办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发表。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革命文艺阵营中的50多位活跃分子前来参加，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下的革命文艺界的大联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一个政治性团体，而随后诞生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通常简称为“左联”）则是一个文艺团体。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
在讲话中，鲁迅语重心长地告诫革命作家说：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在讲话中，鲁迅还明确指出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第二，战线应该扩大。第三，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在这篇讲话的最后，鲁迅着重指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对“左联”革命文艺运动来说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
“左联”的领导者有鲁迅、冯雪峰、夏衍、茅盾、周扬、冯乃超等人。“左联”成立后，随着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不断有革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青年作家陆续加入到这个文艺阵营中来，而且在北京、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了分会。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支持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在上海的一批年轻的党的工作者执行的，而这些年轻的党的工作者不仅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文学艺术知识薄弱，因此在实际斗争中主要是依靠鲁迅的领导和支持，鲁迅是当时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主将，带领着一大批年轻的文艺战士旗帜鲜明地冲锋陷阵。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下，“左联”始终存在而没有被打垮，一方面是有中国共产***，有人民群众和进步青年的支持，另一方面是有鲁迅的伟大力量和不屈不挠斗争意志，鼓舞着年轻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空前激烈的斗争。鲁迅对反动派斗争的坚强意志也体现在对“左联”团体及其活动的支持的顽强精神上，在“左联”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压力的时刻，鲁迅不只一次地说：“越困难，我们就越要坚持！”
“左联”成立以后，在鲁迅的实际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文化组织倡导“民族主义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新月派”鼓吹“反写实运动”、胡秋原“自由人”和苏汶“第三种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民族主义文学”是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反动文人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傅彦长等提倡的反动文学，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左联”成立后，他们出版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文艺月刊》、《开展月刊》、《现代文学评论》，假借“民族主义”之名，鼓吹法西斯文艺之实，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叫嚣什么“阶级意识在中国，可以说，是陷民族于灭亡的窅井”，以抽象的“民族意识”抵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从而达到其反苏**、效忠国民党反动派和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之目的。针对他们的险恶用心，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沉滓的泛起》等文章，揭露“民族主义文学”者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鲁迅还以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和《黄人之血》为例，批判了他们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的**反人民的卑劣行径，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所谓“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卖国主义的丑恶真面目。
“反写实运动”是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新月派”人物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倡导的。他们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公开**反革命，在文学上配合反革命文化“围剿”，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标榜所谓“健康”和“尊严”，强调所谓“纪律”和“规范”。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过是在替国民党反动派“维持治安”，尽着“刽子手皂隶”的“任务”。“新月派”还大肆攻击“左联”革命文艺运动，共产***的刊物《战线》首先发表文章给予反击，指出他们这是“屈服在统治者权威之下的堕落的资产阶级”的叫嚣。创造社的彭康写了《什么是“健康”和“尊严”？》，冯乃超写了《冷静的头脑》，也给予“新月派”以有力的打击。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中，以严密的逻辑、雄辩的事实和辛辣的语言揭露了“新月派”政治上的反动及其鼓吹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荒谬。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对资产阶级文学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
“自由人”胡秋原发表文章《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号，主张“文艺自由论”，攻击无产阶级“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生机”，宣扬政治“勿侵略文艺”，反对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领导。“第三种人”苏汶发表文章《“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宣扬“文艺自由”，攻击左联文艺使作家“不得不搁起了笔”，标榜“永久”的“第三种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左联文学阵营之间，假借批判“民族主义文学”之名，宣扬所谓“创作自由论”，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起应（周扬）、陈望道等左翼作家纷纷撰写文章，围绕着作家的阶级性、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等问题，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文艺的阶级性，对“第三种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左联”在同敌人和形形色色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中，一大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脱颖而出，如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丁玲、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求实、张天翼、沙廷艾芜、田间等，形成了中国文学界的一种新的势力，几乎支持和支配着中国的文学界，创作出一批具有创造性和斗争性特色的好作品。刚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茅盾，立即加入“左联”并担任领导工作，在这期间力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表现刻画人物，写出了《大泽乡》和《三人行》等作品。
“左联”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和推进革命文学运动的一项重大战略步骤，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根据“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经验，“左联”初步制定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文学理论纲领，提倡文艺大众化，开始工农兵通讯员运动，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组织，创办了《前哨》、《北斗》、《文学导报》和《文学月报》等刊物，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等反动文艺流派作了坚决斗争，倡导革命文学创作，翻译和介绍外国进步文艺作品，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新人，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便下令通缉“反动文人”鲁迅。鲁迅愤慨地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敌人追踪，空气极度紧张，在朋友们再三催促下，在内山完造盛情邀请下，鲁迅寄寓在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
鲁迅这次避难，是他和许广平结婚后头一次只身避难在外。儿子海婴不足半岁，胖胖的十分可爱，鲁迅因为要避难便不能每天见到他的爱子。每隔三两天，许广平抱着海婴去看望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情有说不出的难受。到了海婴六足月的这一天，鲁迅冒着侦缉者追捕的危险，离开避难的内山寓所，到照相馆和海婴一起照相，海婴不能站立，他就蹲在桌子后面扶持住，就这样，他和海婴一起照了一张立像。避难一个多月之后重返寓所，但由于处在随时可能被拘捕的极恶劣环境下，便从景云里搬到北四川路的一处外国人聚居的洋房拉摩斯公寓里。
附记：1936年初，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新形势，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后来迁到重庆。协会理事有郭沫若、茅盾、冯玉祥、巴金、许地山、夏衍，郁达夫、郑振铎、朱自清、邵力子等四十五人。协会机关刊物为《抗战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