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位青年朋友来拜访鲁迅，拿来一本新出版的《新月》月刊第2卷第6期和第7期的合刊。翻开一看，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还有梁实秋的两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前一篇文章宣扬超阶级性的人性论，说资本家和无产者的人性没什么两样，而文学是超阶级的，不能让文学受阶级的束缚，要给文学以自由等等。后一篇文章则直接将矛头对准鲁迅，说鲁迅翻译作品是“硬译”和“死译”，指责鲁迅翻译的作品“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将鲁迅对革命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全部否定了。两篇文章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本刊物里的论文前后互相“照应”，后一篇是前一篇的余波，其实质都是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梁实秋声称：“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梁实秋自认为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全盘否定了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宣传介绍的功绩。
鲁迅同新月派者早就有过“交情”，过去曾和新月派人物陈西滢交过锋。新月派是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文学、政治的流派。新月派是因组织“新月社”（1923年）文艺团体、出版《新月》月刊（1928－1933）而得名。新月派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多是“现代评论派”的重要人物。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在文学上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对于新月派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行径，作为革命文艺战线的老战士自然不能坐视，对于梁实秋之流的恶毒攻击，自然不能听之任之，惯用短小杂文对敌作战的鲁迅，1930年3月，发表了一篇万余字长篇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新月派的反动言论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梁实秋之流的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回击。特别是，针对梁实秋宣称文学无阶级性、吴稚晖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某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等荒谬绝伦的论调，鲁迅进行了逐条分析严厉地批驳。
梁实秋说，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资本家和劳动者“人性并没有两样”，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梁实秋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人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的”，“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是因为人生有异而与阶级无关，企图以此来抹杀文学的阶级性。鲁迅郑重指出，“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梁实秋说，“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武器，将文艺作为宣传品，“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作无产文学”，但“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鲁迅深刻地指出，“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并强调指出，“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鲁迅无情地揭露梁实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
就这样，鲁迅将梁实秋批驳得体无完肤。
在同新月派论战中，创造社成员也站到鲁迅一边。创造社的冯乃超在《拓荒者》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阶级社会的艺术》的文章，也对梁实秋的谬论进行了批驳，并称之为“资本家的走狗”，并说“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这下子可触怒了梁实秋，恼羞成怒的梁实秋马上写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梁实秋狂叫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
鲁迅针对梁实秋的荒诞无稽之谈，于1930年4月19日写了一篇题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对梁实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批：“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