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来广州，原打算和郭沫若合作，和创造社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旧势力展开攻击，然而，鲁迅到了广州，郭沫若却去了武汉。联合战线是建不成了。幸运的是，遇见了中共的领导，在此期间，鲁迅见到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而且，中共广东区委特派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毕磊经常同他联络。毕磊是一位头脑清醒、瘦小精悍的青年，给鲁迅介绍了广州的党派斗争和复杂的政治形势，还经常给鲁迅送来《向导》、《做什么》、《少年先锋》、《人民周刊》等革命刊物，使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革命主张、对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与斗争有了比较全面而清醒的认识。鲁迅观察各方面的情况，决定联合更多的青年，把党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
此时，北伐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顺利收复上海并攻克南京。革命的策源地和大后方广州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到处都是高唱凯歌的游行集会庆祝活动。应报社之约，4月10日晚上，鲁迅在灯下写一篇庆祝沪宁克复的文章。题目《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写出来了，可是，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思绪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而想起十六年前的事情来，那时辛亥革命南京光复，临时政府曾在莫愁湖畔为捐躯战士建立一块“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民国二年南京失守，北洋军阀攻进南京大肆杀掠，张勋的辫子军竟然将刻有孙中山题词“建国成仁”的“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捣毁了。今日攻克南京又要重建，日后会不会还有人来捣毁呢？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文章，报道说李守常（大钊）于４月６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那张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浮在眼前，也不知道这位老朋友现在怎么样……想到这些，他仿佛看到“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听着窗外的欢呼高歌，他却写不出庆祝之词，奋笔挥毫写下对革命者一片忠告：“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鲁迅这种为革命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鲁迅作为一位思想家，他在欢庆洋溢的气氛中看到了潜伏的危机，于是便向广大革命者大声疾呼：“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凡是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的，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
果然不出鲁迅所料，神州大地风云突变！
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影响下，工农群众运动蓬勃高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大为恐慌，便积极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物色新的代理人，进行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不断制造**反革命暴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其它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屠杀手无寸铁的游行工人、学生和市民，仅三天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国际闻名的大上海陷入了血腥恐怖之中。
４月15日清晨，许广平的老家人阿斗急匆匆跑到白云楼来，一进门，惊惶失措地对许广平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的，叫老周快逃走吧！”
许广平急忙跑到楼下向外张望，只见大街上聚集了许多兵，正在那里集合听从调动，空气仿佛充满了火药味，看那样子要有什么举动了。再看河对岸的店铺，那些平时工会办公处，人们的吼叫声，器物的破碎声，乱哄哄的像是在进行查抄。许广平急转身回到楼上，叫醒正在熟睡的鲁迅，告诉他这不平常的一切。鲁迅走到窗前，皱眉向外望去，看着那些正在调动的军警，心里揣摸着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对这种事变心里早有预感，精神上早有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突然，来得这样凶恶。他蓦地想到了毕磊，想到了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们，他为他们的安危担忧。
下午，鲁迅冒着大雨赶到了学校。他了解到竟有三百多学生被捕，其中确实有毕磊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难以抑制心头的激愤，当即以教务主任身份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学生。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闻讯也赶来参加会议，这个平时脸上一副革命进步的面孔，现在露出了国民党右派先锋的狰狞面目。
“朱副主任，三百多名学生被捕，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鲁迅毫不客气地当面诘问，“不知校方对此如何态度，采取什么方式营救？”
“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跟政府闹对立嘛！”朱家骅搪塞道。
“学生们违背了孙中山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鲁迅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们学校是党校，党有党纪，必须尊从，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必须服从我党的决定，绝对不允许有异言！”朱家骅威风凛凛。
朱家骅所说的“党校”，大家都明白是指“国民党办的学校”。
鲁迅义愤填膺地坚持要求校方营救被捕学生，起初还有一两个人响应赞同，大多数人都怕引火烧身一言不发，到后来看情形不妥便再没有人开口了。结果是力争无效。
悲愤之下，鲁迅当场宣布辞职。
鲁迅回到白云楼寓所，气得连晚饭也没有吃。
原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国民党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等立即策应，于4月15日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军队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官学校和工人纠察队武装，封闭革命工会、农会、学生和妇女组织，杀害了共产党人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菘等人，共逮捕杀害了共产党员和工人二千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五广州大屠杀。
在这次大屠杀中，毕磊等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也惨遭杀害。消息传来，鲁迅悲痛万分。毕磊那白皙的面孔、瘦小的身材、言语中流露出那种热烈的情绪，时时刻刻活泼泼地浮现在眼前，使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重。血的教训，残酷的事实，使鲁迅的认识比“三一八惨案”时更深了一层。在孙中山三大政策旗帜下，面对国共合作得来的胜利，他们居然明目张胆地背叛革命，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此时的局面比北洋军阀更残酷更黑暗。经历亲眼所见政治时局的剧烈变化，鲁迅深深感受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
４月21日，鲁迅正式向中山大学校方提出辞职，许寿裳和许广平也同时提出辞职。许寿裳辞职立即被批准，因为他的辞职没有多大影响。鲁迅则不然，他在广大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校方害怕在中山大学因鲁迅辞职而引起风潮，不但不能批准还要千方百计地“挽留”，保住校方的面子维护学校的安定。因此，校方多次派人到白云楼说服鲁迅，朱家骅也亲自出马到白云楼“拜访”，但他们枉费心肌，每次都遭到鲁迅的严辞拒绝。拖了一个多月，校方见鲁迅十分坚决，已没有挽回的可能，看看风情已过，学校已不会再起风波，便同意了鲁迅辞职。
广州城还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鲁迅辞职虽说已经获准，却不能离开广州前往它处，因为“走”是会被视为共产党人“逃跑”而遭捕杀的。所以，鲁迅只好在白云楼暂时住下来，于是，在西窗酷热的西照太阳下，鲁迅日夜勤奋执笔工作，编订散文诗集《野草》和《朝花夕拾》，修改童话《小约翰》（翻译稿），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等。鲁迅就是这样尽量利用有限的时光多做些文化工作，始终不渝地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为中国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在编订散文诗集时，鲁迅眼前还浮动着刚刚过去不久的“四一五”大屠杀，于是，奋笔挥毫在“《野草》题辞”中表达了他极度的悲愤心情和与死抗争的顽强的生命意志。这篇“题辞”除加在即将出版的散文诗集《野草》前面外，还于1927年7月在北京《语丝》周刊第138期上发表。
此外，在广州这段时间里，鲁迅还应邀作了几场演讲。4月8日，他应黄埔军官学校的邀请，在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通过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的精辟分析，强调指出：当前革命战争比文学更重要，只有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有真正的平民文学。7月16日，他在广州知用中学作了题为《读书杂谈》的演讲。7月23日，国民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举办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鲁迅在23日和26日的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鲁迅这篇演讲虽然讲的是文学史，讲的是学术问题，但是着重讲了魏晋时代作家的生存环境、际遇及作品的风格，深刻的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黑暗的现实。他借古讽今，鞭挞了隐藏在革命队伍内假冒革命而实质反革命，终于露出其反革命真面目，公开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让人听了觉得十分痛快。
1927年9月27日，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为了迎接新的胜利，鲁迅毅然离开了广州，离开了这个被反革命刽子手污染了的城市，和许广平一起走向未来的新的战斗阵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