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文失业以后，从家乡绍兴飘流到北京。住在绍兴会馆里，不用出房租；在大学里旁听，不用交学费。可是，吃饭总是个大问题，而且家里还有老母、幼妹等着他汇钱去买米呢。于是，他东奔西跑找工作，凡是他认为可以找个职位的地方都去过了，结果是只看到一张张的苦脸。他每到一个地方，一见面，人们都是满面笑容的，可是，一知道他是来请他们帮忙找职位的，笑脸便都变成了苦脸。
许钦文翻看着刚刚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呐喊》，觉得所见到的那些脸正如《端午节》中写的金永生，就像“在他嘴里塞了一大把盐似的，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方都打起皱来”。在绍兴会馆里，许钦文遇到一位当众议员的同乡人，初见面也是笑嘻嘻的，一知道要帮忙推荐职位，笑脸也迅即变成了苦脸，还很严厉地责备他说：“现在连黎大总统，有同乡来找他谋差使，都给打发回去了。你也赶快回去吧！”有一个堂叔，和许钦文家只隔一道墙，从窗口可以看见那边院里的情况，现在这位堂叔在北京附近县城里当着科长，请他帮忙找个职位，结果这位堂叔科长竟然一去无消息。
这样看了许多苦脸碰了许多钉子之后，许钦文精神上饱受创伤，心灰意冷再也不想找工作，心理上发生变态，连见人都懒得见甚至不愿意见了。他在绍兴会馆里有意无意地翻看着数学书，心情十分的苦闷。这时，《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来了。孙伏园原名孙福源，是许钦文念师范时的同学孙福熙的大哥，曾介绍许钦文进北京铁路职工教育讲习会学习，对许钦文处境十分关心。绍兴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孙伏园就住在南半截胡同旁边的丞相胡同里，所以时常来看许钦文。
“你这样，做什么？”孙伏园翻了一下许钦文的数学书问道。
“我……准备报考北京天文台。”许钦文含含糊糊地回答。其实，北京天文台招考，不仅学费很贵，而且要预交膳费，他明知道自己进不得的。
“嗯？”孙伏园看着许钦文的眼睛，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沉思了片刻，热情地说：“钦文，你何不写写文章，到我那副刊上去发表呢！”
在孙伏园的启发和鼓励下，许钦文已经僵了的心又跳动起来，写了一篇杂谈文章送到《晨报》报馆去。三天后，他的文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还得到了一点稿费，救了他的“燃眉之急”。孙伏园劝他继续写文章，许钦文觉得也只好继续写文章卖稿子，于是，他渐渐由写杂谈转到写短篇小说。后来，在北京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妹妹许羡苏的一位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个杂志社小职员的职位。在杂志社里，许钦文一个人承担了抄写、校对和发行三项工作，多做点事他倒也不计较，因为有了一份虽说不多但是固定的收入，就不至于再有搜索枯肠写不出文章来的恐慌了，当然，他还是要继续写文章卖稿子的。而且，他还要抽时间到北京大学去旁听，还好杂志社对他听课很谅解，他的心境现在好起来了，但是仍旧很少同人家交谈，仍然陷在孤独的寂寞之中。
许钦文的作品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以后，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一天，孙伏园来到鲁迅砖塔胡同住所。
“钦文是谁？”鲁迅指着《晨报》上的一篇文章问。
“就是许羡苏的哥哥。”孙伏园回答。
许羡苏在绍兴读书时是周建人的学生，现在在北京女师大图书馆工作，是砖塔胡同鲁宅的常客，鲁迅是认识的。此后，鲁迅就把许钦文作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告诉孙伏园，请孙伏园代为转达。许钦文听了鲁迅的意见，特别感激和激动，真想当面向鲁迅先生求教，那样将会得到更大的教益。可是，许钦文现在的心态怕见人，一想到要去见别人，脑海里就马上浮现出许多“金永生”的苦脸来。几天后，孙伏园来请他一起去鲁迅家，他才跟着去。初次去见面，他有点勉强，还十分拘束。
初次见面谈话，鲁迅有意多和许钦文说话。孙伏园和鲁迅早已经很熟了，走到这边说一句，笑几声，又走到那边说两句，笑几声，很随便的。鲁迅也无须注意怎样待他，只是多和许钦文谈谈，除了问问许钦文现在情况之外，对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谈了许多意见。许钦文觉得鲁迅很关心他。
第二次见鲁迅，是孙伏园叫他一起去给鲁迅送戏票。《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编过新剧本，并办了一个戏剧专科学校。当时，北京很少人赞成新戏，有些学生也是摆脱家庭束缚才进这个学校的。鲁迅很支持这个学校。鲁迅重视新戏，自然不是为着个人的娱乐，而是他的一贯革命精神，是要利用戏剧这个艺术武器来宣传新思想。孙伏园觉得看新戏对许钦文会有帮助，便邀许钦文一起随鲁迅先生去看新戏。在看戏的过程中和返回的路上，鲁迅亲切地和许钦文谈戏剧谈剧本谈演出，许钦文觉得收获不校分路以后，鲁迅向西行，孙伏园和许钦文一道向南走。
“今天戏虽说只看得一场，”许钦文感慨地说，“关于戏剧的知识，可得到了不少！”
“是呀！”孙伏园应和着，“大先生讲的关于戏剧的这许多话，其中一大部分，我以前也还没有听到过。今天他特别高兴，戏看得满意，说了这样多的话，也可见他是有意多多帮助你的了！”
五个月里，许钦文大多是跟随孙伏园、妹妹许羡苏或其他朋友一起去见鲁迅的。见的次数多了，觉得从鲁迅那里得到了温暖，终于使他渐渐摆脱了那种心理上怕见人的病症，自己也奇怪怎么连早就敬仰的鲁迅先生那里也不愿意去走动。后来，他多半都是自己到鲁迅家里去，而且去的次数越来越多。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独自一人到砖塔胡同去看鲁迅。在西屋里坐下后，交谈了一会儿，鲁迅把刚刚写好的《幸福的家庭》原稿拿给他看。他认真地阅读之后，先在那房间里仔细地观察，又到隔壁吃饭间去看了一阵，进一步领会写实的意义，对于怎样运用环境的现实写作小说里的背景深感兴趣。这篇小说是通过假定创作这小说的作者写稿的失败，暴露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盗匪”四起，有“马贼”，“要绑票”。所谓幸福的家庭，连地点都假定不好，只好凭空定在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却有一派人妄想不经过革命就组织起幸福的家庭来。在猛烈讽刺这派人的同时，提醒青年不要盲从他们。过了个把月，1924年3月，《幸福的家庭》在上海《妇女杂志》第10卷第3号上发表了。
一天，许钦文照例到北大去听每周一次的鲁迅先生讲课。他走进教室刚刚靠边坐下，突然听到人们的议论：“许钦文大概已经长了胡子。”
“许钦文的年纪总是不小的了。”
原来，在鲁迅的《幸福的家庭》这篇小说主标题“幸福的家庭”五个字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许钦文”四个字。并且在《幸福的家庭》全文的末尾，还有一段“附记”：“我于去年在《晨报副刊》上看见许钦文君的《理想的伴侣》的时候，就忽而想到这一篇的大意，且以为倘用了他的笔法来写，倒是很合式的；然而也不过单是这样想。到昨天，又忽而想起来，又适值没有别的事，于是就这样的写下来了。只是到末后，又似乎渐渐的出了轨，因为过于沉闷些。我觉得他的作品的收束，大抵是不至于如此沉闷的。但就大体而言，也仍然不能说不是‘拟’。”
鲁迅的《幸福的家庭》在《妇女杂志》发表以后，在北京东安市场等处都有出售，许多来听课的人都已经看过了。大家一议论，许钦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低着头怕被熟人发现，幸而鲁迅先生这时走进教室来，人们谈话停止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想，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一文，虽然在大字标题下面只有“拟许钦文”四个小字，文章后面有个短短的“附记”，可产生的影响却不小，这对自己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