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移到北京以后，周树人便来到北京工作，住在北京绍兴会馆里。周树人在教育部里任佥事兼科长，一直没有什么调动。后来，袁世凯称帝，其特务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到处抓人，凡是他们认为反对或不服洪宪帝制的就要抓起来，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失踪。北京政府里的大大小小文官人心惶惶。为此，人人都设法逃避耳目，只要多少有一种嗜好遮掩，比如，重的去嫖赌，轻的玩古董，多少就可以令特务们放心了。于是，在教育部里，一些人就用打麻将来混日子。
周树人对麻将不在行，只好也假装玩玩古董，因为买不起金石品，便只能玩玩纸片子，就是收集一些石刻拓本。但是，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足以消磨漫长岁月，而且又不能经常花钱去买拓本，于是，他便动手抄写。一块汉碑字很多，再加上碑文大多断缺，拓本上字若有若无，要左右看远近看，慢慢地辨仔细地辨，才能辨识出来。所以，一块汉碑可抄写十天半月的，用来消磨时光是再好不过了。
抄碑原本是掩人耳目，让袁氏特务看成不问政治的老古董。可是，周树人抄碑抄来抄去却产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他抄了碑文之后，与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发现书中的错误很多，便决定写一本精确的。每一块碑，他都用尺精确地测量其高宽，共有多少行，每行多少字，逐字抄录下去，对于残缺的字，过去存而今已缺的，过去缺而今尚存形影的，都一一注明。就这样，周树人抄碑一抄就是好几年。
后来的抄碑已经不单纯是掩人耳目了，所以，周树人不但白天在教育部里抄，而且晚上或假日在自己的住处也抄。此时，他的住所是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
绍兴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府下属八个县，其中山阴和会稽两县的会馆在此处，名叫山会邑馆，清朝末年废除了府制，山阴和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因此山会邑馆就改称为绍兴县馆或会馆。会馆门额是魏龙藏写的，此人是周树人的父亲伯宜公的朋友。
绍兴会馆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正面一间朝东的大房子是供奉先贤牌位的仰蕺堂，每年的春秋要进行两次公祭。穿过南侧弄堂便到后边的小院，跨过北边的圆洞门就看到补树书屋了。
补树书屋的院子宽阔而清静。走进圆洞门，一棵高大的槐树就像一顶巨大的遮阳伞，绿树荫遮满了整个院子，将炎炎的夏日拒之门外。这样好的住所，周树人能够轻易独居，说来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很多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住在这会馆的大院里，后来在补树书屋院子里的槐树上吊死了。于是，这补树书屋便留下来了。就是现在，到了夏秋之交，槐树上生了许多树虫，有些落在地上乱爬，有些从树上吐丝然后倒挂下来，在空中摆来荡去，戏称之为吊死鬼，特别的讨厌。
中华民国6年6月，张勋率兵入京，解散国会，逼走总统，7月1日宣布复辟。张勋复辟，对人们产生很大的剌激，广大有觉悟之士深切地感到，中国如此下去是不行的。8月的一天，钱玄同到绍兴会馆。他是周树人在东京“伍舍”时的朋友，还曾经一起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课，后来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仍然在一起，在读音统一会时常在一起谈论。林琴南送给他一个别名“金心异”，因此周树人他们有时就叫他金心异。几年没见，格外亲热。但是，没说上几句话，钱玄同便按奈不住地叫起来：“赫，那边都复辟了，你却躲在这里抄碑！”
“抄碑也是工作嘛！要不怎么办？不抄碑了，我去把张勋拉下来？”周树人反问。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随即翻着古碑抄本质问。
“没有什么用。”
“那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你可以写点儿文章嘛……”
周树人明白了：钱玄同他们正在办《新青年》杂志，这是他们感到“寂寞”想让我写稿子。周树人对于《新青年》目前状况实在是觉得不怎么样，态度是很冷淡的。便说：“假如，在一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有许多熟睡的人，他们都快要闷死了，因为是从昏睡入死而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要大嚷起来，惊醒几个较清醒的人，使这几个人受到无可挽回的临终的苦楚，你觉得对得起他们吗？”
“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也确信。”周树人想：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的可有。“那，你说怎么做？”
“你忘了你的“新生”？我觉得，你可以写一点儿文章！行动起来吧，打倒纲伦斩毒蛇！”钱玄同的话终于击中要害。
“好你个爬来爬去！”周树人乐呵呵地捶了钱玄同一拳。想起他们在听章太炎先生讲课时的情景，那时候，钱玄同一发言，高兴起来便指手画脚的，连屁股底下的坐垫都移动，总喜欢在席子上爬来爬去，周树人那时曾送给他“爬来爬去”绰号。好一个“打倒纲伦斩毒蛇”！当初，周树人创办《新生》正是这个意思，目的就在于搞思想革命。现在，钱玄同的一席话，就像在装好的火药上点了火，一下子便爆发起来了。周树人欣然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是时候了，应当拿起笔来战斗了。于是，一篇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檄文便开始进入酝酿之中。
从此，钱玄同每次到绍兴会馆来，两个人一谈就谈到大半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