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隋文帝大举伐陈,将次临江,沿边州郡,飞报入朝。上下泄泄,咸不以为意。独仆射袁宪,请出兵御之,且谓后主曰:「京口、彩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三千,并出金翅三百艘,缘江上下,以为防备。」后主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致惊扰,徒乱人心。」不听。及隋军深入,州郡相继告急,后主从容谓诗臣曰:「齐兵三来,周师再至,无不摧败而去,彼何为者耶?」孔范进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断南北,今日隋军,岂能飞渡耶?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传北军在道,马多死。范曰:「可惜,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后主大笑,深以为然,奏伎纵酒,赋诗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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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备论
该书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寻求历史借鉴。它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明“穴研斋”抄本,下同),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正确的谋略。认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有高明的战略策略,所以战胜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对“智”在战胜中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论证: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因而推崇韩信、曹操 “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用“谋夫策士”组成自己的智囊,东汉末孙坚所以“功业不就”就是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而致。它还提出君将要和谐,应赋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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