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回 吕师相奏正刑书 高少保请定赋役

却说两军师的奏疏，原因建文皇帝敕令新旧文武诸臣会议朝仪，行到各郡开府，广咨博访，吕师与高咸宁出镇在外，未便悬议。况且归于帝师裁正，更无可以赞助高深。倒因本朝刑书太繁，赋役太重，二者皆属治平要务，均宜厘正，以为一代制度。从来英雄之见，大略相同，先经移文会商定了，于建文二十一年春三月联名上奏。如今先说刑书怎样更正。其书略曰：臣闻礼者禁于未然之前，刑者施于已然之后。倘未然者不可禁，则已然者不可不治。故礼与刑，二者乃圣人驭世人之大权也。本朝创国之始，礼仪制度、刑律典章，亦既详且备矣。虽然，礼可过于繁，而刑不可或繁也。札之在下者，或可繁；而礼之在上者，亦不可太繁也。兹承皇帝陛下睿鉴及此，已奉敕旨廷议因革外，臣请得以刑书论之。古者五刑：墨、劓、剕、宫、辟；今之五刑：笞、杖、徒、流、斩。其重与轻，大相悬殊。岂古圣王不仁之甚，而必欲残刻人之肢体，以快于心哉？夫刑罚重，则民畏而犯者少；刑罚轻，则民狎而犯者多。夫断者不可复续，民未有不感激涕位，而日迁于善者，是刑一人而使千万人惧也。所以虞、夏、商、周，皆相传而不变刑措之风，于焉为甚。自汉至唐，递加损革，肉刑遂皆废尽，而后世之犯法罹罪者，百千倍于往昔，何也？笞、杖、徒、流，无损于身，不足以惩其奸也。在良民之误犯法者，犹知自省。若奸狠之徒，则多甘心而故犯，犯而受刑之后，反若加了一道敕书，为恶滋甚。天下之民恶者日多，而良者日少，不可谓非法之使然也。其弊至此，乌可不思所以更变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