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阎乐返报赵高，高闻二世已死，自然大喜，立即趋入宫中，抢得传国玉玺，悬挂身上。本想自己篡位，因恐中外不服，且将公子婴抬举上去，俟与楚军讲定和议，再作后图。主见已定，乃召集一班朝臣，及宗室公子，当众晓示道：“二世不肯从谏，恣行暴虐，天下离畔，人人怨愤，今日已自刎了。公子婴仁厚得众，应该嗣立。惟我秦本一王国，自始皇统驭天下，乃称皇帝，现在六国复兴，海内分裂，秦地比前益小，不应空沿帝号，可仍照前称王为是。”大众闻言，心中统皆反对，因为积威所制，未敢异议，只好勉强作答，听凭裁夺。赵高便令子婴斋戒，择日庙见，行受玺礼。一面收拾二世尸首，视作寻常百姓一般，草草棺殓，藁葬杜南宜春苑中。三年皇帝，求生不得，死且不许服衮冕，也觉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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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备论
该书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寻求历史借鉴。它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明“穴研斋”抄本，下同），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正确的谋略。认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有高明的战略策略，所以战胜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对“智”在战胜中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论证：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因而推崇韩信、曹操 “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用“谋夫策士”组成自己的智囊，东汉末孙坚所以“功业不就”就是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而致。它还提出君将要和谐，应赋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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