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社会体系”总共是三大板块，姑父一块，父亲一块，母亲这一块，我一直以为是依附于父亲这个“板块”的。我长期跟随母亲“过日子”，见到的是父母亲相亲相爱、互相礼敬、谦让，不但没见过他们二老反目，斗口，一般家庭常见的摔摔打打、板脸子、说难听话等等，我们兄妹四人谁也没有见过。母亲曾告诉过我，三姨和舅舅都是他（父亲）帮助出来参加革命的，如果守在“王家庄”，“不得了”。
“不得了”，用文一点的形容词就是“不堪设想”之类吧。母亲娘家是中农，怎么会有这种设想？我有点思量不来。但是关于外祖父家的情况，母亲终生对我们守口如瓶。由于母亲参加革命较父亲为迟，地位一直比父亲低，母亲的弟妹也是父亲携带“出来”的。这一见识似乎成了定论，母亲的家族有相对独立性，但总的是依赖父亲的。
然而我信守这样的格言，“沉默就是有话可说”——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终日见到一些人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你去探讨吧，他一准是个“糠萝卜”，内里一点水分没有。
一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向舅舅三姨了解真情，我心中的疑惑有所解冻。母亲家的“社情”，较之父亲还要激烈复杂而且尖锐——我没看见她打仗，但我见过她枪毙犯人，犯人一枪毙命，母亲泰然自若。她的性格刚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骑马打枪，敢于单枪匹马地干。除了她天性使然，与她的家族史也隐然有关。她竟是一位正牌子的烈士子弟！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大哥亦是烈士。她的二姨夫亦是烈士。复杂性在于二哥当过伪村长。家庭错划中农。她自动出去革命后，又在建国前收拢尚有条件参加革命的弟弟和妹妹。“板块”的情态就是这样形成的。
外祖父是地下党。听父亲说过一句，但他再也没有多说一句。1963年三姨到南阳来探母亲的病，我隔墙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议论“死得惨”，其余的又不甚了了。因此我在填档案表格时，从来没有写入。通过舅舅了解，这才知道，舅姨他们也是在“**”中才明确了这一点——这件事倒应该谢谢造反派。
起因是这样，三姨在天津工作，“**”中“站错了队”，对立派到村中调查她的历史，将二舅舅马富科当过伪村长的事原封转到正在广西部队工作的舅舅单位，那意味再恶不过：要请“解放军”也来“清理”舅舅。
舅舅在部队是进步很快的，他是1947年的资格，授衔初是上尉，继而大尉，继而少校，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接到这封密告信，部队党委立刻采取了措施：一、让舅舅到“毛**思想学习班”交代问题；二、派人到山西老家调查落实情况。
最终的结果是：一、舅舅没有去学习班，他的一个老领导保了他；二、调查回来的结果，我的外祖父马润渊，抗战时期即参加工作，在昔阳城开一家银匠铺为掩护，是八路军的情报联络站。后被翟姓伪村长告密，1940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农会主席张登宝，还有一位农会会员宋老先生（医生），被宪兵队毒打致死，尸体扔在昔河河滩。（宋先生苏醒逃回）。八路军曾采取报复行动，枪毙了告密的村长。解放后，村里曾为此事公祭追悼，立碑述记，立在王家庄戏台旁边。大舅舅马富兰，亦是1938年参加革命，昔东游击队的情报员，以伪棒棒队团长为掩护。外祖父的事出来，身份暴露，他被宪兵队抓去打得奄奄一息，回来不久即故去。我还有个二舅舅，叫马富科。他以捣腾粮食贩牛为生，在外跑跑生意，也在家种种地。1944年即将解放，村长没人敢干，他因见多识广，村民用黄豆投票选中了他。这个时候谁都知道，八路要胜利，不敢接这差使，他逃跑出去几个月，回来还是他干。1947年土改，他作为“反动富农”被拉出去斗争打死。
结果就是这样，舅舅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成分问题。组织上解除了他的审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晋升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在家是长女，比舅舅大十二岁。这些情形她都是了解的。外祖母的早逝，加上这些变故，拉扯弟妹的责任就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龄最小的舅舅马文兰，就“跟着大姐过”。舅舅说“我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我亲眼见过他们姐弟在一处，他们对母亲的尊重远远超过我这个当儿子的。舅舅给母亲梳头，倒洗脚水；三姨来时母亲已经患病，三姨给母亲擦洗身子，代替父亲给她“擦屎挖尿”，同样的，母亲受之不疑，她这个姐姐当得非常到家。
由母亲的家庭状态，可以断定她的独立性格与早熟。她不是轻轻松松一个人走进我们那座刻着“退一步想，夫然后行”的砖雕大门的。她是背负着一门血仇，负担着沉重的娘家责任来的，这样的仇恨，同样可以带来野性的反叛意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母亲，她爱父亲，但她自己就是她自己，从来也没有看自己是“凌××爱人”或“政委夫人”，她和父亲——有点什么——战友味吧！
在栾川、陕县、洛阳，我基本是“随妈”。大抵都住个明暗套间，里头住人，外头办公开会。到邓县，父亲在武装部是政委，房子给了四间，我们兄妹和保姆都住在武装部院里。我单独跟母亲，母亲极少谈她在队伍里的境遇，我对她在单位的情况一无所知。父亲更是沉默如石，但此刻的我们已经有能力观察这些事了。母亲的情形我们感觉不到，在洛阳、陕县，她是勃勃的精神气儿，一直是副职，到邓县，主管法院，仍旧是副院长——她在昔西县是县妇救会主席，降了再降，一直没有“恢复”到原位去，她和父亲一样，被图钉钉住了，“副”了一辈子。我不是个在乎名位的人，但这种位置在那年代代表着“礼”与“理”——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对人认同的标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曾经一度人们称她“马部长”——是政法部吧，但很快她就病倒了——那是夏天，她下乡回来在家洗脸，父亲说了准备让她提“县委委员（常委）”的事，又说“有人说，叫她进来（当委员）吧，进来再狠狠整她！”母亲就是听见这句话一下子颓然倒了下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母亲有大漠孤雁那样的气质，在我的印象中她确实不是飞针走线做窗下女红工作的女人，而是骑马打枪的英雄。我对父亲敬是佩服，有“尽义务”的成分，我对母亲则是崇拜，终生的崇拜。她的死，是成神了，“聪明正直谓之神”，她是二者兼备——她死后连着几年，南阳在她忌日秋雨连绵——天都在哭。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的这个认知并不全面。爸爸、姑姑都告诉我，母亲是个“过日子人”。仅从针线活而言，“王家庄”一带无人能比。
“你奶奶是很挑剔的人，”姑姑说过，“新来媳妇，三天过后就得给婆婆针线活样品，你奶奶要求补补丁时，补上去的布要和原布色调一样，远远的不能看出是补丁，你妈做补丁不但是原色对原色，连布纹一丝一线都对得严严整整。她这样的针线你奶奶都惊讶异常。”
但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我幼时穿的衣服鞋袜都不是母亲的作品，而是劳改犯——准确说是女犯人做的。偶尔我剐破了衣服，肩头上、屁股上会绽出三角破口，这倒是母亲一针一线连起来，我没有细看过补口，她连得那么快，不可能“布纹对布纹”。我觉得看她擦枪更习惯，更自然些。一捧枪机零件，在她手中如活泼泼的小鱼，很快对起来，就成了一支小巧的——双笔剑枪。
父亲教给我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到如今，我吃西瓜不吐子，吃米饭不咀嚼，吃得前胸两手油渍，还常常遭到家人的噱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请我吃饭，一编辑说“凌老师的吃相”，怎样如何，招得社长大怒，要端掉他这“吃相好”的编辑饭碗，还是我来说情才免了他这一劫——但社长肯定对我吃饭的样子是“瞧科”了的，的确是不好。母亲也没有批评过我吃饭，她只是说我：“慢点，谁和你抢（饭）。”每年看我的成绩单，她会发怒，“你爸在小学上过四年，年年都是头名，我一天学也没上过，也比你强，你是个吃僧（生）！”吃僧大概和饭桶的意思差不多吧——和老师的评价一致。但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宁愿母亲骂我一句受用些。因为我知道感情。母亲自己节衣缩食，有时带一点好吃的，会笑着对我说，“俺孩是个吃僧，好好吃哇。”她会坐在一旁看着我把一大海碗饺子或者鸡蛋炒米饭吃得干干净净。有一次给院子里的花浇水，没有扁担，我双手提两桶水来回运水，母亲笑着对父亲说：“解放提水像提两包棉花（那样轻松）——孩不但能吃，也能干。”
母亲也做吃的。但大多数是吃食堂，她初到栾川，是公安局锄奸股的股长，以后股又改称侦察股，她仍是这个职务。吃饭就在公安局食堂。我的印象那伙食是不错的，大约公安局内的孩子很少，叔叔阿姨都非常亲我，我的“不错”的印象，是我能受到最特殊的照顾的结果，不论什么时候进大厨房，炊事员总会把一个包子或一条猪尾巴递给我：“这是叔叔留给你的，悄悄吃，别叫二胖子（另一小孩）看见了……”我喜爱吃醋炒土豆丝，食堂改善生活常有这个菜，我和母亲一道坐在水渠旁的土坎上吃饭，母亲会把她碗里的土豆丝一点一点拣到我的碗里。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让一让她，老实不客气全部吃光，在栾川、陕县、洛阳，一直到邓县，母亲一直吃食堂，她是一下子被山一样的病压倒，才离开食堂的。
但她偶尔的，也会有一点小制作。在洛阳市郊区公安局，是她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那时的星期天，食堂一早一晚两餐。中午，母亲会给我们包饺子吃。她包的饺子，一律只有拇指大小，像一队队的士兵，整齐排列在垫了报纸的桌子上。然后做“臊”：红萝卜、豆腐、土豆丁、菠菜叶，炒好加红糖少许，再兑水，加粉丝——饺子出锅，浇上这样的汤汁，再加一点黄酒——这就是山西特有的“头脑饺子”。可能只有昔阳才有这种饭。我在写《康熙大帝》第二卷时，特意地把它写了进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知道它：比如你肠胃不适或者拉肚子、痢疾之类，热乎乎来这么一碗，它的医学效应是异乎寻常的好——假如你没有病，这饭的鲜美口感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吃饺子之后往往口干舌燥，这种饺子下去非常平和。我现在患了糖尿病，按理不能用它，但当我肚子不舒服，忍不住还要用它。我认为效果肯定比黄连素好。再一种，她会用铝皮饭盒（圆桶形的），坐在煤火炉上，同样是指顶大的豆腐丁、红萝卜和菠菜（配起来非常好看），煮进去，她坐在火炉边，用筷子搅面糊，黏糊糊的……一直搅得非常匀，一点一点“拨鱼”也叫“剔筋”，把面拨进翻花大滚的饭盒，最后用筷子蘸一点香油，也就那么一滴，立刻满屋子鲜香四溢——那吃起来……
“过河干部”的家庭情况我见得极多，大致是这样三种：一、家中有原配妻子，干部在外作战，就近又在部队或部队附近“又解决”一次的；二、家无妻小，在部队找到爱人的；三、夫妇都是老资格，同时过河的。这三种情况当然是战争的原因，战争造成夫妻长期分居，胜利后离婚的，趁机离婚的，是当时一股强大的、不可阻挡的风。有一篇回忆录说，徐光达大将乃至每见一个部下，都要恂恂相问：“你离婚了没有？”（这可能是他判断部下品格的一个标准）。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离婚的，离婚不离家的，原配在家，部队又成家的，不离婚稀里糊涂过的家庭不计其数。父母这样同时过河，同处一地工作的，一般说女的资格都比较老，这样的家不多见。常见的倒是离异家庭（我对此不持批评态度，这是战争结果）。父亲是老资格，母亲也是老资格，我们这个家如果放在北京，甚至郑州，也许是个大展鸿图的家庭。两株成材树在森林里是安全的，放在一片小树苗中，那就太扎眼了一点，别的不谈，因为他们二人工资总合三百余元，不但一般的地委、县委书记不能望其项背，即使军分区的司令、政委，也难与为匹。《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说：
子独不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雠，盖所居者然。夫华霍之树檀，嵩岱之松柏……上叶干青云，下根通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伐，亦所居者然也。
这和《神灭论》说的意思差不多，父亲和母亲这两片叶子吹落到北京是一回事，落到一中原县城，就成了河边之柳，折枝激根在所难免。我认为母亲身体太弱，经不起这样的摧残，她的死与她的优秀及与众不同有关；父亲退得早，倘若进入“**”，他仍在工作，也是很了不起的。
投奔革命记
凌尔文
马翠兰同志（小名翠妞），山西省昔阳县王家庄人，1922年生于一个手工业兼少量土地的家庭。父亲马润渊和哥哥马富兰在昔阳县开个小银匠铺，自做自卖，并无雇工，二叔马润宽在榆次当织布工人，小叔和二哥在家种田。1931年母亲宋氏因病去世，翠兰当时只有十一岁，因弟、妹年少，只好弃学回家帮助料理家事。母亲在世时，曾通过亲友说合把她许配给李家庄文明为娃娃亲。
1937年10月1日，日寇占领了昔阳城，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父亲为了避难，便将十五岁的翠兰送到李家庄草草完婚。婚后夫妻恩爱，公婆爱待使翠兰倍感幸福。但是，日寇的残暴行为日盛一日，百姓不得安宁，父亲失业参加了秘密农会与情报工作，大哥马富兰也投入了抗日活动。翠兰因当时封建思想的干扰，加之公婆年过半百，弟妹幼小无人照顾，只好留在家中。1937年至1940年，出外抗日的兄弟们还有信息交流，逐渐地因日寇清乡，实行强化治安而中断了书信往来。
日本鬼子越来越猖狂，在西峪口一次杀害三百人，1941年在昔阳城大庙活埋了二十一位知识分子，接着组织起蝇蛆一样的自卫团（百姓称为棒棒队、镰把队），疯狂屠杀活埋数以万计的人，许多抗日志士惨遭杀害。日寇汉奸还不断以“双抗属”的罪名毒打、扣押、勒索翠兰一家，逼他们交出外出抗日的亲人。全家人整日提心吊胆，翠兰原想在家养老抚幼的愿望彻底破灭，便产生了跑出去投奔抗日队伍的愿望。她跑到娘家，娘家嫂子抱着没爹的孩子，两家都哭成一团，出外的兄弟们都没有音讯，各种流言不断地传来，甚至还有一些人来劝她们改嫁。直到1943年，根据地扩大，环境好转，才传来了文明的消息，翠兰禁不住放声大哭。丈夫还活着，他在昔西的大山里打日本鬼子，捎信人还见过他。虽然地址不详细，但翠兰决定投奔革命，到大山里和丈夫一起抗日。公婆好言劝阻，都无法动摇儿媳的决心，便把翠兰送回娘家。二哥是个粗汉，软硬兼施地继续劝阻，兄妹两人吵了起来，没办法，干脆把翠兰锁在房子里，并嘱咐嫂子说：“跑了可是丢咱家的人，千万看好！”但两个嫂子心地善良，看着妹妹整天不吃不喝，埋头哭泣，心中不忍，便把翠兰送到了河西姑母家。姑母六十岁的人了，会下神算卦，为定出翠兰出走的吉凶，她洗了手，点上香，向红布盖着的神房默默祷告，之后抽了一支签，上边写的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贵人遭难吉中有凶，凶能化吉，前途光明。”于是当天晚上，便送她上了路，并嘱咐说：“不管有多难，要一直向西走，自有神明保佑你。”翠兰跌跌撞撞走了一晚上，到了离城八里的巴州。面前有一条大河，她依然不敢停留，不料过河时，忽然雷鸣电闪，下起了倾盆大雨，翠兰不顾生死继续前进。这时山洪暴发，没腰深的水冲了下来，两岸人群呼喊，几个大汉急下河把被大水冲倒的翠兰救上了岸，但她不敢久留，继续赶路。半路遇到了小村庄，归秦山管，这里离敌人碉堡不远。但百姓们说八路军也不断来，村政干部都是两面维持。当晚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她想认翠兰做干女儿。翠兰不敢久留，假称去岭西探亲，回来一定相认。第三天沿山路爬到了掌城西川，听当地人说，翻过大山即是西寨牙。山上全是小路，有时没有路，向上看，山接着天，只有一些打柴人踩下的搁脚路。这里离昔阳县城二十余里，离掌城敌人碉堡七八里，翠兰藏在树林里长吁了一口气，心想，日本鬼子离我远了，那大山再高也是中国的山，山上的虎狼也是中国的，总得给我让条路。又爬了十余里路，身上被划破几处也不在乎，天快到下午了，心想今晚住到哪里？想到这里只有前进，手抓树根、荒草，脚踩乱石向上爬。爬了一阵，忽然看见了一个小庙，也没有院墙，翠兰心中暗喜。进了庙门，只见小庙没有门窗，神胎泥像的金皮已经脱落，也没有香炉，可见长久没有香火了。翠兰自幼受家庭影响，从不信鬼神，在这满目荆棘、满山狼嚎狐窜、远离亲人的深山破庙里，也不由得向这个泥像叩了个头。自念一生行善，一切鬼怪不得近身，又想想姑母送的戒指，自感勇气倍增。扭头向后看都是高低不等、深不可测的高山深谷，想退万不能；再仰望西山，高山密林顶着云天，却又有些胆怯。她在庙门前正犹豫，冷不防有人喝道：“站住，什么人？”这一声震得山里回声四荡。她吓了一跳，正在发呆，早有两个穿便衣握着手枪的人连唬带吓地把翠兰捆了起来。这些人说，这女人东张西望，不走正路，肯定不是好人，说不定是个奸细。翠兰并不挣扎，只说是走亲戚，不是坏人，但他们并不理睬，一前一后押着她向北走。翠兰心中拿定主意，如果落在汉奸手里，就拼他个你死我活；如果是掠财的土匪，就把银首饰送了；如果受侮辱，就拼死跳山涧；如果是八路军就算我千幸万幸。
他们押着翠兰一直向北走，她心中虽有怀疑，但并不害怕。也不知走了多远，天已大黑，北斗星安然地眨着眼，好像在安慰她。前面出现了灯光，好像是个十余家的小村庄，她不由得一阵心宽。“田班长，看，快到杏庄了！”前面一个人说：“到了杏庄就住下来，可能王区长王汝成就在这个庄。”这两句话使翠兰心里宽多了，这两个人可能是自己人。
到了村里，进了一幢比较宽敞的三间房屋，只见有几个人围着一个铁壳麻油灯坐着说话，他们进去后，田班长说：“王区长，今天抓个从城里来的女奸细，你们审讯吧，她可能了解很多敌情。”这时屋中另一个人就冲着那个叫“王区长”的人点头说道：“汝成，你是昔阳人，本地话通，还是请你给她好好谈谈吧。”于是，王区长便对翠兰说：“我是昔阳人，咱们是老乡，你又是个女的，谅你也跑不了，田班长把绳子去了吧，让她好好谈。”田班长解了绳子说：“这女人一路上倒也老实，只是她的形迹可疑，为什么漫山爬，不走正路？”这时，另一个人给翠兰端了一碗茶又打了一盆水，要她洗脸。她又饥又渴，把茶狼吞虎咽地喝了下去，但脸是不能洗，这个时候，脸越脏越好。
王汝成区长慢慢地说：“你不要怕，要说实话，八路军宽大，如果你是给日本人探消息，说出来也不处分你；如果你是好人，**也不冤枉你；大杏庄有亲戚，也可以保放你。”他说的都是抗日的话，翠兰更胆大了，但去根据地找丈夫是不能说的，谁知他们是不是真八路？因此她仍然坚持说是去岭西走亲戚。过了几天，区长说区公所留着女的不行，就把她关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由本村两个妇女看守，门外还有两个带枪的。第二天，由田班长及两个队员带着翠兰一路奔上岭西山，虽然看到山峦叠翠，云雾缭绕，一派秀丽景色，但她无心观赏。到了岭西，只见村中十几户人家断壁残墙，有人扛着农具上了地，也有带枪的民兵，这些景象使翠兰心里宽敞多了。天到下午，他们到了区公所，田班长把翠兰交给了区长赵相应。赵区长坐在一个破板凳上，她被几个民兵押着接受审讯。翠兰经过仔细观察，区公所破烂不堪，区长和民兵们看上去都很规矩，便感觉这里肯定是根据地无疑了。正想着，区长突然大声吓唬她说：“从城里来，又走这样远，行动鬼祟，不走正路，今天既已到了根据地就应老实说明情况，就是鬼子密探，只要不做坏事，从实交代，**也会宽大。”翠兰心里一阵激动，八路军就在眼前，吃了那么多苦，目的就要实现，真话一定要说。她说：“我是昔阳李家庄人，名叫翠兰，我冒死从敌占区跑出来，就是要找我的丈夫文明。”赵区长奇怪地一笑说：“文明和我在一个整风训练班半年多，从来没有坦白他娶了媳妇，怎么现在忽然从敌占区里冒出一个老婆来，令人怀疑。”尽管他这样说，但从此却把审讯的架子去掉，变成了和风细雨的个别谈话。于是，翠兰痛哭流涕地把自己的身世和日本鬼子对抗属的百般残害以及自己决心投奔革命的情况诉说了一遍。赵区长听后便安排翠兰和妇联主任住在一起，并安慰她说：“我一定设法帮你与文明接上联系，帮你加入革命队伍。”
说来也巧，在赵区长问案时有个叫和尔凌的小民兵。文明过去到过他家，他对文明以“表哥”称呼。和尔凌见翠兰来找文明认亲，也觉这事蹊跷，就飞快地跑回家告诉了他妈。老人家一听慌了，急忙颠着小脚赶到区里找赵区长。恳求赵区长同意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暂让翠兰住在她家，并证实说文明在家时的确定过一门“娃娃亲”。后来日寇入侵局势急剧恶化，加上鬼子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两家老人害怕有什么不测，就草草地给文明他们完了婚，这媳妇可能就是翠兰。
和尔凌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出身，曾得到过文明家的恩助，六岁时因灾荒随父到岭西讨饭，后来她嫁给一个姓和的男人。文明参加革命后，一次随队伍到这一带驻防，恰巧就在和家吃饭，和妈妈听文明的口音，不由得勾起思乡之情，于是就问：“你是哪里人？”文明说：“我是铺沟李家庄人。”和妈妈又追问：“你贵姓？”文明笑着说：“我姓凌。”和妈妈听后惊呼道：“哎呀孩子，我也是李家庄人，姓凌。”老人失声痛哭，把文明紧紧抱在怀里不放，刨根问底地问个不停，这才道出了她和文明家以前的关系，文明于是认了和妈妈为“姑姑”。
翠兰到了这个陌生的姑姑家，姑侄俩真是亲如母女。姑姑说：“俺孩可受了罪了，来找文明投八路军又遇了这么大曲折。不过你的福气大，总算找到了共产党八路军。”她回忆了前不久和文明巧遇的情况又说，“这下子好了，不久你们就会见面的。”翠兰听罢，一头倒在姑母的怀里哭着说：“在这里虽吃得不好，但心情非常愉快。”当年翠兰只有二十二岁，由于苦累过度，却都说她像三十多岁。有人还说风凉话，哪像文明的老婆，真像他妈。她听了也不怨人，只感到这样更安全。
大约有半个月的样子，十余个挎着枪的人带着文明的信件来接翠兰到昔西一区，这才与姑母洒泪惜别。因为晚上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因此决定下午走。爬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一区里思村。当她见到文明时，他正在开会，只说声：“来了好。”半个小时后会开完了，立刻又转移到了河东村。当天晚上，文明并没有以夫妻接待，而是严肃地对翠兰说：“你是来参加革命的，还是看了我回家呢？”翠兰口气肯定地说：“我就是为了抗日，为了参加革命才来的，说啥也不回去了。”文明说：“革命队伍要求严格，必须经过区委审查了解，并给县委报告。这里比较艰苦，每天都要转移，时刻有生命危险，你受得了吗？”翠兰干脆地回答说：“为了抗日，为了替乡亲们报仇，俺啥都不怕。俺也从来不想着靠你吃饭，家中二老也没有想着拉你回去。反正俺是不走了！”
不久，平西县妇联会主席王喜芬（刘之双大队长爱人）即来信通知，让翠兰到县里受训。到了县里，王喜芬便拿着一把剪刀说：“翠兰同志，把头上这封建尾巴一剪掉，从此你就成为八路军的妇联会员了。”她兴奋地一扭头，只听“嚓”的一声，二尺多长的青丝被剪了下来。这一剪子结束了翠兰农家妇女的生活，宣告了新生活的美好开始。
1944年6月，翠兰被分配到昔西一区当妇救会主任。1945年元月调任昔阳县妇救会主席。这时的翠兰已经不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媳妇，而是一个穿戴整齐，留着短发，红光满面，出言爽利的八路军女干部了。到了寺上老林沟，一群干部都围上来亲切地说笑，夸她勇敢，夸她有志气。县里开会，区上的干部都来了。岭下区公所曾经抓过她的那位侦察班长田金兰和审问过她的王汝成，一见面就高兴地与她握手问好。李县长说：“没想到文明老婆这样美丽。”翠兰被分配到西寨工作后，由于她不怕吃苦，既能耕会织，又善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因此不断受到县里的表扬。这年夏天，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7月15日昔阳解放，九月翠兰生了一个男孩，县里的同志说，庆祝昔阳解放，上党战役胜利，这孩就起名叫解放吧。
1946年翠兰调太行三专署高等学校学习，住在左权县十里铺一带。同年十月，文明调野战部队后随军南下。1947年大军过河，翠兰又调长治一二九师留守部队随军学校。
1948年伏牛山剿匪时，翠兰又先后担任了县公安局侦察股股长、陕州公安处干事。1952年洛陕合并，她又担任了陕州公安局副局长。她于1945年任洛阳公安局副局长，1958年调邓县法院副院长，1963年退休，1965年9月25日凌晨四时与世长辞。
马翠兰同志二十二岁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伏牛山剿匪斗争，镇反、土改等革命运动，一贯与群众同甘共苦，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搞政法工作后，办案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虽然身体长年有病，但很少度过假日。一次审案时，因妇女病，鲜血流到脚上晕倒在地，手腕骨折后因没及时住院检查，错位固定，造成终生残疾，却从未要求过任何残疾福利待遇。
1946年南下工作团有一个同乡路过左权见了翠兰，事后反映说翠兰是地主。她戴上这个不相称的帽子渡河上伏牛山，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任务，直到1952年昔阳来信才平反说是中农错划。虽遭不白之冤，但翠兰从来也没有埋怨过党组织。1958年在邓县工作，拔钉子时被停职反省，有几个骨干分子，没经本人写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材料，但她理直气壮，拒不签字盖章。两年以后经过复审，事实证明翠兰没有断过一件冤假案。病危中看到了对她的正确评价，翠兰不禁失声痛哭，1964年在病中仍参加了四清运动，病中组织上减了她的工资，她泰然接受。临终前，翠兰虽不能写，但她用不清楚的语言，让丈夫文明代笔写了回忆录数篇。
马翠兰同志参加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不愧为刚烈的巾帼英雄，优秀的共产党员。
痛惜其刚逢盛世，却因积劳成疾，溘然而逝，铸成千古憾事。而今国泰民安，万业皆兴，忆起巾帼累累业绩，常使活者热泪沾巾。痛惜之余，后人当继翠兰未竟之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这是1944年发生的真实故事。母亲不但自觉情愿，而且冲破种种阻难，夜半破门，独行太行去奔她的理想之地。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自愿上梁山的唯李逵一人，何况母亲是个年轻少妇！这件事是如此的巧合。那位把母亲当作奸细抓了、又和父亲联系使夫妇见面的同志，以后也调到邓县公安局，还有王汝成，也到了南阳。几十年后又重新聚合在一个新的阵地共同工作，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温馨事。
按照命相学，舅舅是我命中第一个贵人，一见面他就救了我一命。母亲过河是1947年的严冬。但我想，也就是初人严冬吧。因为到了正月，整个黄河都会被冰封掉，冰层不厚时，行人也走不得，船也行不得。我的舅舅当时在武安工作，母亲可能觉得这是他入伍的好机会，就写信给他，把路途日程说了，嘱他“赶上部队，跟我过河”。
但舅舅接到信，计算时间，已来不及到母亲出发地会合，他毅然决定由武安人太行，插路直奔黄河，到那里寻找母亲，舅舅告诉我，那年他十五岁，事实上什么也不懂。因为当时南下部队很多，都要过河，部队征用的都是胶皮轮的大车，他也不问路，就顺着这种车印直向西南。
天气极冷，漫天下着鹅毛大雪，但舅舅参军的心情可说是焦急，昼夜不停地赶，居然有这样的巧合，他赶到黄河岸，母亲抱着我，正准备上船，眼睛看着大道，望眼欲穿地等着她的弟弟。正焦急张皇间，舅舅满身是雪从大道上跑向母亲，张着手呼喊：“姐姐！我赶上了！”接着姐弟两个在雪地里又跳，又笑，又哭。舅舅又问：“解放呢？”母亲忙打开重重包裹的棉大衣、被子、小褥子，一边笑着说：“解放，你看谁来了，你小舅！”话未说完，她愣住了，原来我被“包裹”得过紧，捂昏了过去，已经人事不知，脸色已经青了，呼吸也没有了。于是，随船的卫生员、母亲、舅舅一齐对我施救，又掐人中，又施人工呼吸，二十分钟后，我哇地放声大哭，众人才放下心来。
姐弟二人悲喜交集，在太行山下，严冬的黄河中抱着我南渡。漫天的飞雪从天上，从太行的峡谷中疯狂地飘落直坠，或成团、或片片絮絮，亿万只白蝴蝶般投向苍茫混沌的河面。他们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因为他们认为前途非常光明远大，而从此可以不再理会笼罩在家庭上空那片驱赶不散的阴霾。
这是舅父的“投奔姐姐记”由我来撰述：其实就是“投奔革命记”的另一仿本。
但是我敢说，母亲的见识还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认知水平，只要“阶级斗争为纲”，那片阴霾在全中国就始终是一种正统权威的“太阿之柄”，在哪里都一样，只要你额角上打着“阶级烙印”，而这烙印不是党旗那样红得纯正，有杂色，达摩克利斯剑就始终在你上空悬着。
1965年我的母亲病故。在她的墓碑上写着曾任的职务，最高是“区妇联主任”，但是父亲的《投奔革命记》，还有舅舅的回忆，都明明白白是“昔阳县妇救会主席”——一点也不用怀疑，她是在这个职务上入伍的，她和父亲一样往下降，到栾川县公安局做锄奸股长，而后又改做侦察股的股长，她从来没说过这件事，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她有“受委屈”的心情。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职务高低没关系，只要心情舒畅（不挨整）就行。二姨夫吴可纠比她资历老，四姨夫凌振中也是1945年初的八路，二姨她操心可能较少，三姨和舅舅，她的关怀是带着母性那样的深沉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父母亲都是懂一点辩证法的。历史的政治造成的环境，昔阳不是他们施为的战场。走才能有变数，才能有运动，“走运走运”，不走就没有运。世界上的事永远是这样：比如国民党树倒猢狲散，猢狲们走到台湾美国，肯定比留在家里等镇反等各色运动要好点。可是，我认为，父母亲命运不好，走的圈子还是小了点，而且没有重要人物的帮助。他们脱离了地震区，却没有走出雷雨区去。
但是，舅舅和妈妈终于走进了伏牛山，走进了栾川县城。
你打开地图看，这里全是山，县城在伏牛山腹地。我随母亲和舅舅过了黄河，和父亲部队派去接她的小分队接上了头。我当时才不足三岁，所有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又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那山是什么形态、水又是怎样的流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有一点影子，但“焦距”是无论如何对不准的了。山川街巷，有点像小时候看的“拉洋片”，跳动着倏尔变幻图样。但我不能全然忘记，因为从过河到栾川，我确实已经“记事”了。这是我随母亲初度人生的珍贵经历。
现在据理推想，我们过河的地点当在风陵渡。天寒、雪大、风急、浪高，我被裹在被子里上的船，舅舅那时也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抱着重重包着的襁褓，大船的桅杆在我的视线里，高高地矗着，摇晃着指向绛红色苍暗的天空。我至今都不能忘掉那冷，雪花大片大片地在船帆的暗影下迅速地飘落。黄河的涛声夹着风啸声，船工的号子声，还有不知什么东西拍打船舷的啪啪声，搅得满船都是淆乱的声息。雪花有时飘落在脸上，还有黄河的浪花，有时也会有大滴的水溅上来，我觉得比雪还要冷。我哭了。
舅舅拿我毫无办法，只是不停地拍打那大大的襁褓，说：“俺孩不哭，啊？俺孩听话，啊？人家船上不让哭，啊……俺孩乖……”但他的话一丝不能感动我，母亲在旁说：“不要哄他了！”她凑到我面前，说，“再哭就把你扔进黄河！”但我不能理解她的意思，“哇”的一声哭得更为嘹亮——这是我能忆起与母亲最早的“对话”。其实，母亲生我满月之后，便返回了县妇联去工作，我被送进了她娘家——王家庄——觅请了一位奶母。风陵渡上，她对我还是陌生人，我不理会她的威吓，是很正常的。
我很快就习惯了母亲，也习惯了她的习惯。我明白了“大人们都在打仗”。因为无论开会、集合，公安局和军队无甚区别，都列队。吃饭时架枪，显得很紧张。但叔叔们似乎没人紧张，集合就唱歌，这使我很新奇：人“说话”还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战士们闲了就擦枪，一边擦一边哼曲儿。我就在那里扒着石头凳子瞪着眼睛呆看。栾川县公安局设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不止一进，院落很深，母亲就住在第一进院的西厢房里，前面庭院是几株梧桐树。出了大门一片空场，大约是打麦场，场西北是几株高大的梨树——西厢房背靠院外，是大山，长着茂密的杂树。
记忆中我在栾川没见过父亲。跟着母亲也不是形影不离，那是剿匪最紧张的年月。父母亲都忙极，我经常是“叔叔们照料的”。父亲晚年，有一次我问过他：“你平生最凶险的时期，是不是在昔西无人区？”父亲笑了，说：“和日本人打交道，很简单，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要被他捉到就是胜利。和国民党打仗也简单，他们的兵根本不能拼刺刀，手**一响，说明战斗要结束了。栾川剿匪复杂凶险，打入我们内部的土匪，假投降的，收编之后又反水的，在我们内部搞投毒，暗杀的……得时刻警惕……”父亲的情况如此，母亲的身边情况大致也应差不多。她虽然不能时时照料我，但她“看”得我很紧，总有“叔叔”在我身边的。母亲也随身带枪，有时她还骑马挎枪下乡。那时全国尚未解放，但大形势胜利已成定局。我看母亲总是英姿勃勃的，“很势派”，因为没有什么女同志，她很“抢眼”，带我的小战士经常指着我向人介绍，“马股长的儿子，调皮捣蛋极了。”然而我怎样“调皮捣蛋”已全无记忆。父亲后来告诉我：“你那时胆子大，部队集合开大会，你就在战士队伍里钻来钻去，从这一列钻到另一列，人们都问‘这谁家的孩子’？”因为随军的小孩也就是我一个，我很受战士们的喜爱。伙房里“改善生活”杀猪，猪尾巴总是留给我，有一次肚子疼，一个老兵把一颗子弹头卸下来，倒出里头的弹药给我喝，“喝下去肚子就不疼了”——真的，这东西能治肚子疼且立竿见影，至今不明其理。
栾川凶险，当时杀机四伏。我虽然小，也能听懂他们的只言片语，有时是说哪个乡被土匪夜袭洗劫；有时说某某人又反水投敌；有时甚至说“县城已经被包围”。前线不知道在哪里，但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打断了腿的，打掉了脚趾的，打得胳膊血肉模糊的，还有一个被割掉耳朵的……有时公安局摆得满院都是，供应开水的大锅就支在公安局大门前的空场上。母亲每天晚上回来，点上灯第一件事就是擦枪——我自己当了兵才知道，枪如果没有开火，是不必每天都擦的。她的枪是一把“双笔剑”，我也是听她和另一个叔叔对话才知道的。
“今天缴了一把，比你的这个好，烤蓝都是新的。”那叔叔说，“马股长，给你换一把吧。”
“不用。”母亲说，“我用惯了，它（枪）就听我的。”
……摊开一个黄布包，把零件拆下来，再打开鸡油（机油）瓶子，活泼泼的小黑鱼一样的零件在她手中跳动着，沐浴擦洗，不一会儿便又重新组合起来。这几乎是每晚必见的一个镜头。我只是奇怪，那些当兵的也擦枪，破布烂线油乎乎脏兮兮的乱七八糟，而我母亲的“擦枪布”总是有条有理，看上去要干净很多，每次擦完，她还要重新叠好，利利索索再包好。擦完枪，她会到床边看看我，用手逗我一下，然后取纸取笔，去写字了……
沿西厢房向北过了第二进院子，第三进院子没住人，是个破仓库——我今天回忆起来，仍是十分惊异。这进院子没有门，更没有锁，所有“缴获的”战利品都垛在这里敞着，似乎是没有人看管，但也可能有人看管，只是不看管我而已。至今想去仍觉得惊异——这里有许多枪，品类极杂也很破旧，从“汉阳造”到三八式、***、破迫击炮筒、“老土桩”、宽背大刀、匕首、长矛……所有物件应有尽有，还有请神用的黄幢、黄幡、黄罗伞、黄幔、香炉、铜佛之类，是迷信用品。这也还罢了，另有几个箱子靠墙根，围栏可一越而过，里边全是银圆，箱上垛的麻袋里也是银圆，散落在过厢走廊的尘土里。还有一些黑中泛黄的东西——我问了母亲，那是“大烟土”。我从里头取出过一块银圆，学着街上小朋友（他们当然是铜圆）用银圆背儿往墙上砸，看它能反弹多远。但母亲当晚就收走了——她每天都要掏一掏我的口袋，弹弓呀、小刀呀、铁丝呀，她认为不安全的东西全部扔掉。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缴获的战利品就那么几乎露天地堆放，真的不可思议。按现在的思维去想，公安局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想发财”就能立即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那实在是没有账目也极粗于管理的巨大财富——这真不可思议，大家的心思都不在钱上；共产党就要得天下，“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人们的兴奋点与金钱毫不相干，全都扑在事业上——公安局内外从伙夫到马夫，工作人员挎枪匆匆来往，没有一个人向那破仓库看一眼。
母亲一辈子似乎都和梧桐树住在一处。她在栾川，西厢房前是四株；到陕县，我们换了两处民居租住，院里是两株和三株；到洛阳，住东厢房，庭院里是四株；后又到邓县，她住北房，院子里仍是四株梧桐。我可以肯定地说她喜爱这树。这种树非常干净，树干高大，中间绝少枝蔓，叶片大，碧绿清明，阴地大，精神可以为之一爽，“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句词里头的树，我总觉得就是梧桐树。缺点是秋风一起，枝叶相撞声响很大。我后来看了一本书叫《三月雪》。作者的名字已记不清了。那上头写的也是即将解放时一个女干部在敌我混杂的险恶局势下开辟工作的故事。看这个书时我已过中年，我的泪一下子涌满了眼眶。她使我忆起了栾川时的母亲。谁都知道公安局里，刑侦工作是最难干的，干这工作的也是最能干的，她一个女同志，二十多一点，就做侦察股长！她每天都擦枪，还不是因为每天都开枪了——她当时面对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的作案谋利的歹徒，而是明火执仗与我军势均力敌拉锯作战的土匪。我的母亲是英雄，是女英雄，从小我就有这份自豪。
在这期间，我出了一次危险。我们母子住的西厢房，是两明一暗三间房。我们卧室在最北边，南边两间亮房是平常的木大门，里边的住室是两重门，现在栾川人不知是否还有这样的设计：外头是一个单扇的竹门，门下半截密编，上半是约两寸许一个一个的小方格，用纸糊起，这叫风门；竹门内又一重是木门，才是防护所用——这应是大户人家的讲究，如果天太热，就在里边把木门打开，只留下竹门，既安全又凉爽。母亲通常回来，是把外房的门栓起来，里边两重门全部打开，然后在灯下擦枪写字。但这***况有点不同，她回来后又被人叫了出去，到北正房开会——我想肯定是局长召集临时会议，因为同在一个院子，她没有锁门，只在内门外挂了钌铞，把风门关上，把外门又掩上，她去开会了。
她常常这样的，我已经习惯了，独自躺在床上，看着桌上幽幽忽忽跳动闪烁的油灯，听外边撕帛裂布一样的风声。伏牛山留在我耳畔的这种天籁，永远都不会在记忆里消逝——一会儿像倒海翻江，又听中间夹着“日日……”的啸声。突然又一阵“刷刷”“簌簌”的声音，如急雨骤风洒落在满山的荆树之上，又像有人在撕一匹长长的，不到头的布，夹杂在淆乱的风声中，细听似乎还有人打鼾的音息在这些声音中横穿。有时又猛地吹，“呼”！连房梁屋檐都似乎经受不得，发出吱吱咯咯的**。睡在这样的房子里，我有时会觉得外边的大山在摇晃，所有的树都在疯狂地旋扫天穹，而这房子像惊涛骇浪中漂移旋转的小舟。这样吓人的天是我离开栾川，到了洛阳，住进高堂静室之后翻忆的感觉，那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风，离开栾川后再也没有经历过。我在栾川时这样的夜晚却很平常……忽然，外间一阵细碎的声响，我以为母亲回来了，仰脸喊了一声“妈！”
我抬起头看，因为风的摇撼，钌铞已经自行打开，里边的木门已被吹开一扇，但风门还是好好的，从破格的一动一动的窗纸间，能看到一只淡灰色的大大的眼睛向屋里窥探！屋子里的灯还亮着，只是因为外间门已大开，只隔一个风门，屋里已能进风，那油灯忽悠忽悠闪着，摇曳着，将要熄灭，风小一点，它又亮了——这样的情景如果我已懂事，会吓得浑身汗毛乍起，大呼小叫地喊妈妈的。但我那时太小，还不知道什么叫危险，竟尔昏昏睡去。
“啪！”一声焦脆的枪响惊醒了我。屋子里一片漆黑，只能听到外边喊：“来人，马股长这里出事了！”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群人都拥了进来，我惊怔间，母亲已点亮了灯，对着门外说：“不要紧，不是敌人。是只狼，想吃解放，闯进来了……”
事情的全过程是母亲和叔叔们讲给我听的。那只狼是只老狼，公安局正门它进不来，它是从破仓库那边一个水道口钻进来的，大约饿极了想找点食吃。它进院的“第一站”便是我住的西厢北屋——山里的老狼是非常狠，也非常“能”的。它在院里已观察了形势：人都在北房正间闭门开会，其他地方没人，又趴在西厢窗台上舔破纸看，见我独自躺在床上，就从虚掩的正门钻进外面亮房，扒着风门观察——这就是我见到的那只灰色的大眼了。
据我所知，狼是怕火光的，屋里有灯，它就不敢进来。大概是风将灯吹熄，它就进来了。但接着，上房的会议结束了，满院都是人，这只倒霉的狼只好钻进床下。
“我从北屋出来，见我屋里没了灯，大门也开着，心里就是一惊。”母亲如是说，“进屋用手电筒照了照，没有见什么情况，解放已经睡着，这才放心。天已经半夜过了，我就没再点灯，也没脱衣服就睡下……我迷糊着没有睡熟，听见床下有动静，好像有人在大喘气，呼哧呼哧声音很粗，再听一会儿，我断定不是人，是畜牲，不是狼就是豹子钻进来了……我反手向床下开了一枪，那畜牲一拱就钻到外间，从亮窗上跳出去跑了……”
这件事真的极端凶险，倘母亲散会迟一点，甚至，如果那灯熄灭早一点，或者母亲大意，回来就很快入睡，至少是没有了凌解放，也许母子同丧狼口。那样的话，所有这花花世界对我来说，不过是幻化短梦，一切都早早寂灭，世界上肯定少了一个二月河，这对有些人，也许是件快事，但也许对另有一些人，是遗憾了。母亲表面上泰然自若，但她实际上很害怕。第二夜我睡醒发现自己在她怀里，这也是从没有的事，她在哭，说：“你要是有个什么，我怎么跟你爸交代？”
同样在这期间，我挨了记忆中最重一次打。在那之前之后，我都挨过打，但没有这次重。也没有这一次冤枉。这肯定还是在秋季，因为公安局大门外空场边的梨熟了。我在以后的日月中吃过不少梨，尤其是患糖尿病之后，有人介绍梨可以消渴，也就是能治糖尿病，有一段日子逢梨就吃，往饱里吃，后来发现不管用，才收束了——进口的雪梨，新疆的香梨，砀山梨，还有什么康德梨……叫不出名的各种梨，还有东北的秋子梨，棠梨，山上的野梨……我都吃过。但总觉得不是太甜就是太酸，或太糙，或过腻，口感总不如栾川梨。栾川还能吃到野草莓——大的也就蚕豆大，小的比黄豆略强，我和小朋友们在水渠边常能采到，运气好的话，一会儿就能采到一小把，和桑葚有点相似，比桑葚味道好了去。草莓，还有梨，这是我在栾川的水果口福。但公安局门前的大梨树，始终没敢上树偷过，因为人来人往的，大人很多，怕“挨嚷”，但梨被风刮得落下，小伙伴们都会一拥而上，抢到手便大口啃，吃得汁液四溢，顺嘴流淌。
这应是将到中秋，树主来收梨了，那梨树又高又大，摘梨的人站在高处树杈上，下边人几乎看不见他们。他们在树权上捆一个长口袋——比人还长——口袋不粗，但却很长，摘下的梨就放进口袋。时不时有人失手掉下梨来，尽管地下是土场，但那梨很酥脆，有的摔成两半，有的破掉一半……完好的梨一个没有。我和街上的几个小朋友就站在场边——轮着去取：这是不用抢的，有点轮个儿排队的意思，这一个你要，那一个肯定是我的，这么着约定俗成——捡过来放在自己身边的石凳上：这就是我的了。收梨的人根本不要这些残货……捡到傍黑，我梨也吃饱了，用小布衫把我捡的那一堆兜回去，放进抽屉里。我很有成就感。晚上妈回来，就说：“妈，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然后妈说：“你能买个屁！”然后我再说……
这么想得美，迷糊着就睡了。
半夜里，她回来了，我醒来看见她，下午想的词忘得干干净净，张口就说：“妈，你看抽屉里，梨！”
母亲打开抽屉，一看脸色就变了：“哪来的？”
“门口那几棵梨树，”我说，“他们摘梨掉的，我捡的！”
“掉了你就敢捡？”
“他们（别的小孩）都捡，谁捡是谁的！”
“你还犟嘴！”母亲一把就拉起了我，照屁股就一巴掌，“给人家送回去！”
“我不！”我也梗起了脖子，“我没有偷，他们都捡。”
“那也不行！”她“啪”地又是一掌，重重落在屁股上。
我“哇”的一声号啕大哭……巴掌像雨点一样急促，一掌又一掌击在我的屁股上……
上房的局长，满院的公安叔叔全都被我杀猪一样的号哭惊动了，有几个叔叔跑进来护住了我问：“马股长，孩子怎么啦？这样打！”母亲向他们介绍了解放的行为：“该不该打？”
这事如果放在任何时候，叔叔们理应责怪母亲：“这么点小事，孩子有什么过错？”但当时叔叔们不是这话，只说“他小孩子，还不懂事，不要打……”又对我说，“娃儿，不要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我是后来才听说，敌人当时活动猖獗，有买通我们的伙夫，往食堂大锅里下“红信”（砒霜）的，被发现了，枪毙了好几个投毒的人。公安局大院的主人，就是逃亡在外的大地主，有通敌的可能——栾川的“社情”实在是太复杂，太血腥了。
到了陕县，我的屁股经常遭遇母亲的巴掌，大致原因——逃学。
母亲和父亲一样，关照不到我的功课。我不是个好学生，随着她到处走，这个学校那个学校经常流动，功课节奏不一样，我又爱玩，功课就不好，越是不好，越是不想学，于是就逃学（引《致老师的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一些老师的评议，和对素质教育的一些思索，也引起一些老师对我的愤慨。他们觉得二月河这人不地道，受了老师的教诲，不肯好好努力，日后成才出书，还要羞辱师尊。“报昔日一箭之仇”，端的不是好人。但是我觉得我不是的。我对体制不满是有的，事实上我十分尊敬教过我的老师。包括那些给过我难堪的老师我也怀着一份美好的思念——大人管小孩，难道一定都得讲理？都得正确？更多的时候，我怀念他们的情。他们觉得我应该“行”，而实际上又“不行”，他们的失望之情令我感动。人呐，知人也难，欲人知尤难。
话说当初，我确实是个逃学大王。一逃就是半月，一月的时候也有的是，摘酸枣，到老和尚庙里偷梨，黄河里去洗澡，踩“晃滩”（在黄河滩岸地用小脚踩出稀软的一片泥地），再到花生地偷一把花生，或偷摘一个半生不熟的西瓜甜瓜之类，有时捉迷藏、“抓特务”、打野仗——逃学有无尽的快乐，当然也有恐慌：逃上半天，怕上学受批评，下半天就更不敢去，第二天越发不敢去，第三天……会下了“决心”：反正这顿打是挨定了，等着老师告状，妈来揍我吧！这样的心理和犯罪学的心理也许是有相通的。寡妇失节，有了一次就会有下一次，一百次也一样。直到有一天，看见我们牛老师——现在回想我的第一位老师：牛转娣。其实她也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缠过足的……她走路高视阔步，红红的脸膛高仰着，她不算很漂亮，但在我心中是白雪公主那样的高贵——她就这么从街南头走过来，我躲在大树后，头“嗡”的一声，知道大事不好了！她要到家告状！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这个上午是“逃”不出好儿了。蹭蹭，到中午，所有街巷人家炊烟尽熄，我走走停停，试探着往家磨蹭。我家在陕县换过一处租房，先住在北大街路东，房东是卖馍的小老板。沿街向北向东折一个三十米窄胡同，胡同底是在山墙上砌的一个小土地庙，庙北侧大门朝南，就是这家了——我不止一次逃学，是在这个小胡同里与母亲遭遇。记得第一次打是在饭后。她不动声色地和惴惴不安的我一块吃饭，放下碗就变了脸：“解放，今天上午学的什么？”
我情知牛老师来过，说假话只会多挨几巴掌，木着脸，低着头，用脚尖不停地跐地。
“嗯？！”
“我……我没去。”
“干什么去了？”
“和黑喜，香疙瘩他们河边玩去了。”
“昨天呢？你旷了几天课？”
“一……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母亲早已勃然大怒，“半个月你都没去了！”
她不再看我的可怜相，拖过来把我头搂在怀里腾出手劈劈啪啪……汉贾谊说“制敲扑以鞭挞天下”。母亲的“敲扑”打得我杀猪般号哭，夹着眼泪鼻涕地咳嗽打喷嚏……现在回想起来“挺热闹的”。我很怀念这样的时刻，可哪里又能够再有？
他们二老关照不到我的学习，除了忙，一个很实际的事是父亲只有高小文化，他的文史功底够得上大学水准，但数学他不行。我们“那时间”功课很松，整个六年小学只学完了四则运算，父亲在能指导我时不在身边，我见到他时，他已无力指导。母亲更不行，她一天学也没上过。她那手漂亮的字和不错的工作总结之类，都是父亲教的。
直到将考初中，母亲才真的急了。有一次吃过饭上学，她叫住了我：“解放，今年考试知道吧？”
“是，妈。”
“我说的不是毕业。”母亲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影，“是你初中进学考试。”
“你能考上吗？”
“……够呛。”
“你才十三岁，考不上学能做什么？”
“我复习一年再考……”
“最好今年就考上。”母亲一口便截断了我，“还有两个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再加一把劲。”她见叔叔来，一边开门一边说，“考不上初中一点前途也没有。”
这事有这么一段小插曲：时值1957年，满院贴的都是大字报，母亲独有一张漫画，是这样——她坐在椅子上，头发散乱，手里拿着一鸡毛掸子，我则垂头丧气站在她面前，一个方块里写着她的话：“考不上初中一点前途也没有！”这是很熟的一个叔叔，我下来嘀咕：“这人怎么这样？”母亲说：“画的是真事，夸张了一点。他说的不是政治，应付运动的。”但那人后来被划了右派。他害怕惩罚，逃到龙门走投无路，自到派出所，给他们股里打电话，请求“组织上原谅”，他们股长来我家汇报，母亲说：“幸好他没带枪，带枪我就饶不了他了。右派是右派，上头划定的，我们单位不能不给碗饭吃。”
“给碗饭吃”这词我就是这样头一回听见。以后的岁月，我代人求情，多次用这个词：“这个人其实对你很有感情，给碗饭吃吧，别处理太狠了……”
母亲在吃穿上都不讲究，但她爱干净。我另有一宗挨打的原因，是“不讲卫生”。
从小就野习惯了，在栾川、陕县，我的那些小朋友，无论男孩女孩，没听见他们有“洗脸”这一说，我也就从不主动洗脸，更遑论“洗衣服”，我这个坏毛病一直维持至今，现在偶尔地也还仍不洗脸。我的“标准”就是“（别人）看不出来就行”。青年出去当兵，而且下煤窑，谁想“干净”也都是妄想。我因满身煤灰，脸像鬼一样“除了牙和眼白”都是黑的，不洗没法见人，所以每天要洗澡，也用肥皂打打手，和诸位战友显不出多大的差距，但我的床单洗了又洗在班里还是“最黑”。所幸我人缘极好，从当兵到当干部总有战友帮我，“新兵蛋子”也常替我洗衣物，“家属来队”就更便宜，“嫂子”、“弟妹”一叫，衣服不操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混了出来。但在母亲身边，她每天忙得不落屋，除了脱换衣服，基本上照料不到别的，她也不知怎样办的，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大步出门而去。我的衣服有保姆洗，但我的脸得我自己洗，我就常常逃学一样“逃洗”。母亲常常一回头就能发现：“解放，又没洗脸？”
“洗了。”
“真的？”
“洗了！”
她一把拖过我，用指头摸摸眼角：“这是什么？眼屎！”再拉起手，“你看看你这爪子！吃僧！还说假话——洗！”不由分说，热水瓶里倒出水兑温了，按倒就洗，打肥皂用手搓头发，头几乎都泡在盆子里，肥皂泡弄得出气都吹泡，眼中进了肥皂水，杀得眼泪往外渗，她还要边洗边说：“看看你这样——铜勺铁把（脸是黄的，脖子黑的），肥皂沫都不起，多少天不洗脸了——混蛋！”她没骂完我就吭哧吭哧哭了，在她面前，我就这一招——她根本就不管，顺手在屁股上“啪啪”两下，“你还有理了！”
我不喜欢理发，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洗脸，觉得这都是“很受罪”的事，母亲管了我多少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这坏习惯。她也很无奈，她真的很忙，“顾不了”我。后来母子达成“协议”，哪天晚上洗澡，第二天早晨“可以不洗脸”——要是“爸爸能带我出去洗”，那就更理由充分。有一次父亲出了个谜语，“一个月没洗脸，洗一次脸还没有湿手”。母亲左思右想答不上来，我在旁说“是理发了”，母亲看我一眼，忽然一笑。
母亲很少对我温存亲热。她发起脾气声色俱厉，但她平常无事从不发无名火，摔摔打打找人出气的事没有，她不无缘无故“找事”。她对我最多的爱抚是摸摸我的头顶，温声说：“宝，俺孩听话，去写字哇，啊！”“宝，今天跟妈上街，咱家镜子烂成那样，你张叔叔都笑话咱了……”——然后带我上街。她这个习惯是彻底转移给了我，买镜子就是买镜子，直奔目的而去，买到就回来，她不与商贩讨价还价，我现在去买东西，也还是这样，这和父亲的理念有关。父亲说：“朱子（朱熹）《治家格言》说勿与贩夫挑夫争价！你爷爷从小就教育我，百里百斤一块一，一百里，一百斤的东西才挣一块一，能有多大利？值得着就买，不合适掉头走人。”父亲如此，母亲如此，我的一生如此。现今富裕是这样，过去拮据时我也是这样。但这话妻听不进去，女儿也很不情愿。她们以“搞价钱”为乐事，搞下来价钱有“成就感”，很多人这样的观点，我说不服众人，各行其是耳。
我的感觉冬天和母亲在一处的时间多，夏天她不大管我。和父母同在邓县时也是这样。他们既不会因为我“跑不见影儿了”而着急而寻找——回来吃饭——这是他们的原则。我如果说“去找同学做功课作业”，父亲会高兴地微笑点头，母亲会满意地摆手“俺孩去哇，晚饭前回来就行”。我说“做功课”云云，大抵是说实话，因为我的“玩”他们是认可的，没有必要造谎。我一年到头就盼两个（寒暑）假期。寒假可以吃好的，有迎接“过年”的兴奋。暑假我更高兴，因为假期长，天热好玩处多。我可以向父母请长假，下乡去和同学一道度暑。
父母不大在意我在家还是在外，冬天关注我“冻着了”，夏天连这也不操心，“只要注意安全，去哇。”就这口昔阳话，批准了。但去同学家长住，母亲还有关照：“带上粮票——四十斤吧——还有二十块钱，在人家家住，要交粮交钱。”她从不交代我要怎样敬人家老人，她知道我对任何老人都尊敬。“解放不狂，有规矩。”这是母亲表扬我的常用词。我在邓县所有的暑假都是在同学家过的。也许父母都是“县里领导”的原因，但我认为即使“有”成分也很少。我每次下乡，母亲还要割二斤肉给我带上，在同学家交钱交粮票——比下乡干部交得还多。就从“实惠”这条上说，同学家长也是高兴的。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因为这些同学确实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说的是我的父母的观念：最好的朋友来往，经济上要分明。1966年“**”运动大起，我因是“拥军派”失势，逃到邯郸姑父家暂住，照样每月二十元钱三十斤粮票——在他们自己制定的原则里，父母对谁都一样。
他们不大“管理”我。只要老师不到家“找茬”，他们在“功课”上也不太逼我，只要我“洗脸了”，母亲就会说我“还行”。他们从不期盼我在仕途上要“怎样怎样，如何如何”——至少是不作严厉催促。在“事业”上，母亲也就说过那么一句“考不上初中，就没有前途”的话。父亲原本劲头很大，希望我有大的发展，我猜他的本意，是我能当个武将，立功名于当世成事业于汗青。随着他一步步勘透世情，他的话变成“有个工作，有个对象，有个家就行”。所以当我的哥哥成了南阳地区文化局长，父亲说：“看来你不行，你哥行。”当时我说：“我要超过哥哥。”父亲未管。晚年他对我说：“当时我认为你吹牛。”我说要当作家。父亲说：“我听冯牧讲过课，你不行。”但我后来确实“成了”作家，父亲才有那句“竖子”的话。
我应该感谢父亲，他一直教导我们：“要吃好，有体力才能做事。”这一条是牢牢地“记死了”，父亲说：“组织上给我工资做什么？不是叫我发财的，也不是叫我穿得花花的，是要我保证有个好身体，好做工作——要有这个清醒认识。”我在部队，确有“顿餐斗米”的气概，曾经一人包揽总后部在我部现场会的会议简报，白天听会、听讨论、写报道材料，晚上写会议简报——油印报。一人写，一人刻字（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再用油印机自己印四百份，第二天会前发到会议代表和领导手中，然后再听会、听讨论……这样连干六天五夜一眼不合。这样能熬“能踢能咬”，相信没几个人能够，没有“吃”之一字绝对不行。写书初期不但一坚持正常工作——每天夜九点半到三点，七点半起床——不是三天两天、三个两个星期，也不是三个月两个月，而是——整整一年，吃不好准得死。所以我教育女儿：“你睡不好，再加上吃不好，哪来的体力资源？”——当然我的代价是吃出了糖尿病。然而，整日“玩”的人照样也得糖尿病的吧。
但母亲并不信服“吃”之一事。她也从没有教育过我要吃好。相反，她的理论是“有口吃的就行”。她吃东西很少，很干净清淡。在洛阳有时熬夜，她到半夜坚持不得，会轻轻拍醒我：“宝，起来跑个腿，到门口街上买个烧饼，夹点肉，你一个我一个。”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带上她给的一元。洛阳的烧饼一毛一个，每个烧饼还能夹四毛钱的卤猪头肉，她总是很细心地把她烧饼里的肉用筷子剔出来给我，然后用开水冲一个“鸡蛋茶”——这就是她的夜餐了。有时夜深没有烧饼，但洛阳还有一种小吃：很软很薄的面饼，卷上豆芽、豆腐干条、葱还有酱——这种饼通宵都有。买两卷这种饼，我们娘儿两个都吃，她喜欢吃素，最爱吃的就是饺子，吃饺子她也要素。我和父亲是要吃肉的，她少数服从多数，也必要浇上素“头脑”。父母亲在工作时，我们家是不做饭的，吃食堂。父亲的食堂在军分区武装部，母亲的在公安局和法院。在邓县，因为妹妹们已不再去幼儿园，上学了，请了一位姓雷的保姆。我们都叫她“奶奶”，她来做饭一家吃，偶尔也到食堂打一点菜，母亲星期日偶尔也到武装部和全家吃顿饭。在洛阳之前（1958年前），我们没有全家在家吃饭的纪录，但好像我初到洛阳时，和爸妈一块上街吃过一次。
母亲是从不带我“上馆子”的。她最大的奢侈就是夜里让我“跑腿”买个饼子，“打打饥荒”。但母亲有时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会给我“做口吃的”。一种是我已谈过的“剔筋”，圆筒的铝饭盒做两碗半，她一碗，我一碗半。再就是“头脑饺子”，这样的馅：炒两个鸡蛋剁碎，豆腐切得米粒一样大，加上碎葱、姜末、碎韭菜，拌起来作料，再加上香油，她擀皮儿她包，绝对不要我插手。她的饺子像是机器做的，个个一模一样，都是拇指大小，一排排士兵一样“站”在她的写字桌上。接着再炒“头脑”，细葱姜用油煸一煸，加上豆腐、胡萝卜、几根粉条，加水，滚了再加糖，端下来放在一边，再重起锅煮饺子。这个饭从来没在夏天做过，都是冬天，这一炒一煮，满屋都是雾一样的“白汽”，加着扑鼻的饺子香、菜香。屋子里通红的煤火，暖融融的，真有说不上来的温馨。星期天院里只有四棵梧桐树，值班的都在前院，这个东厢房里充满的是山西母子情味。她还有一拿手食物，一旦她说“有个火”就会打一个生鸡蛋，用一根筷子不停地“打”那个鸡蛋……打匀了，再用翻花大滚的开水迅速倒进碗中，碗里立刻泛上“鸡蛋花”，像一朵白中透黄的莲花泡在碗中。什么也不用加——我后来在别人家也喝过，有的加糖，也有的加点油盐，炸葱花什么的把鸡蛋“本自的”香味都夺了。淡淡的，透着一丝甜意。一大碗下去，满腹的舒畅、顺和、暖洋洋的。这汤成了我的“终生保留”，头疼脑热、胸闷一下子就消掉了，撒尿如果很黄，喝上两天，也就是两三个鸡蛋，就会变得清清亮亮的——我只是“做得”，做出来的也有“花”，却是散的，没有母亲做得好看，那份“香甜”宜人，也似乎远远不及。
头脑饺子、拨鱼汤、鸡蛋花这是母亲的“老三样”，我吃了半生，从来没有“够”过，我虽做得不如母亲那样好，但觉得即使如此，也必是终生可受用之美食。其实，我更觉得“美”的是那过程，是母亲穿着偏口棉鞋，双脚蹬在铁炉子沿上，小心地往锅里“剔筋”的形象；是她在“白雾”中“下饺子”的影子；是她一边“剁馅”一边看着我的眼神……随着岁月逝去，在我脑海里，像镜子一样愈磨愈清晰。
她极少和子女说家常话。她和父亲一样，从不在家谈单位人事，更不评论社会新闻是非。父母的话题从来就是开什么什么会，谁谁出席，他们自己要下乡之类。他们也从不说“家史”和老一辈的社会关系。只在一次做饺子时，母亲一边包一边和我聊：“咱们老家一年就这一顿白面，年三十吃饺子。”
我听这话很新奇，在洛阳，我是每天吃白面的，饺子食堂也三天两头有，不禁问：“老家怎么这个样？”
“咱们那不种麦子。”母亲说，“天冷，麦子产量低。一年一次吃饺子是大事。我和你大娘（伯母）是不能包饺子的，只你奶一人包，也是她下锅煮饺子。她饺子比妈包得好多了。”
“奶奶比你还强？”我有些诧异，因为我这一生，包括母亲逝后的四十年，从没见过有能及得母亲的饺子手艺的。
“她不是捏饺子，是‘做’饺子，一个饺子一朵花。”母亲一边包一边说，“她一个人年二十九要包一夜，在板板上摆饺子也要摆出花样来。”
我说：“还不是吃了，何必呢？”
“饺子是吉祥饭，团圆饭。”母亲说，她的脸上绽出微笑，“饺子下出来第一盘要祭祖，一个破的也不许有。媳妇们担不起责任。”
“担不起责任？”也就是破一个饺子的事，她说承担不起。我听她话的当时什么也没想，她也是无意出口，我是在分析她连夜出走参加革命的动机时想到了这句话透露出的蛛丝马迹。
母亲多数时间脾气平和，但对子女不像一般妇女那样母性十足亲热弥密。我很忌妒我的小朋友和同学，到他们家有一种我家没有的“气”，热乎亲情的氛围。在栾川，有一个和我同样大的小伙伴，当着我的面要“吃奶”，他妈也就解扣子开怀，搂着他拍头让他吃——我知道这样子也就是当我面撒娇，气气我就是。我也真的很眼气，回家就闹，也要“吃奶”，母亲那天看去心情不错，她凝神看了我一会儿，坐了床边框上说：“俺孩没吃过我的奶。吃哇！”说着慢慢解开扣子，我就依样一头拱进她怀里使劲吮咂……但也就一分钟的样子，她就拍我的肩头：“行了孩，这窗都是破的，看人照（瞧）见了笑话咱娘儿们……”我其实也就要求我也“有”，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母亲从不说外公家的事，父亲有时还说说“你爷爷”，“奶奶”，“你大爷……怎么怎么样”。母亲一句也不说，这个谜过去没想过，现在想到了无法猜。她只说舅舅（文兰），“该来信了”，“现在那边热，也不知道文兰咋样？”舅舅马文兰是她最挂记的，还有二、三、四姨她也操心，只是不及舅舅文兰。她是马家的主心骨，那一个组合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