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唐主养子李从珂，屡立战功，就是唐主得国，亦亏他引兵先至，才得号召各军，从珂未免自恃，与安重诲势不相下。一日重诲宴饮，彼此争夸功绩，究竟从珂是武夫，数语不合，即起座用武，欲殴重诲。幸重诲自知不敌，急忙走匿，方免老拳。越宿，从珂酒醒，亦自悔卤莽，至重诲处谢过，重诲虽然接待，总不免怀恨在心。度量太窄。唐主颇有所闻，乃出从珂为河中节度使。从珂至镇，性好游猎，出入无常。重诲意欲加害，矫传密旨，谕河东牙内指挥使王彦温，令觑隙逐从珂。彦温奉命，会从珂出城阅马，彦温即勒兵闭门，不容从珂入内，从珂叩门呼问道：“我待汝甚厚，奈何见拒？”彦温从城上应声道：“彦温未敢负恩，但受枢密院密札，请公入朝，不必还城！”从珂没法，只好退驻虞乡，遣使表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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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备论
该书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寻求历史借鉴。它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明“穴研斋”抄本，下同），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正确的谋略。认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有高明的战略策略，所以战胜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对“智”在战胜中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论证：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因而推崇韩信、曹操 “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用“谋夫策士”组成自己的智囊，东汉末孙坚所以“功业不就”就是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而致。它还提出君将要和谐，应赋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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