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法医，一般人都觉得很神秘：法医的责任就是要为揭露和证实犯罪，正确处理各种民事纠纷，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科学依据。具体说来就是：
法医以其科学的鉴定结论为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丶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提供科学依据。上述的案例虽然是发生在美国，但是与这个性质和情节类似的事例，在我们身边也并不少见。当这些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冤枉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时，靠什么来证实自己是冤屈的呢？靠法医，科学自有公断。
法医以其科学鉴定结论为揭露和证实犯罪提供科学依据。特别是在杀人、投毒、伤害、强丶奸等刑事案件中，法医检验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杀人案来说，犯罪行为一旦付诸实施，必然要引起人身伤亡和出现以尸体为中心的犯罪现场。侦查活动一开始，就必须运用法医检验等技术手段勘查观场，检验尸体，固定事实，并由侦查人员发现收集有关物证，使立案侦查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之上。在侦查实施过程中，也要根据法医检验发现和提供的线索作为布置侦查工作的科学依据。对侦查中发现的各种物证，需要的都要送交法医鉴定，查明性质及其与犯罪事实的联系后，才能作为认定罪犯或否定嫌疑人的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医检验所解决的问题，是其他一般的调查研究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即使是当场抓获罪犯或证人目睹罪犯犯罪，或者罪犯自己供认了的，也常要进行法医检验，获取罪证，查明犯罪细节，印证罪犯口供。在多人行凶杀人案件或聚众斗殴致死人命案件中，法医对尸体伤痕分布情况、凶器种类、致命伤的位置等的检验结论，有助于判明主犯与从犯，分清罪责。在投毒、强丶奸、伤害等案件中，也都必须通过法医检验，为认定犯罪事实，证实犯罪人提供科学依据。
法医对民事案件中的性机能、性状态、两性畸形、亲子鉴定及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的鉴定等，为正确解决离婚、抚养、赔偿以及其他各种纠纷提供了科学依据。
法医学，顾名思义，是法学和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化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并解决法律上和司法中有关医学问题的科学。从渊源上讲，法医学的诞生，是与古代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分不开。法医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据《周礼》记载，周官有五听、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五听：是指在审判活动中，审判官吏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五种方法。即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郝；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日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目毛）然。在这里医学已在向法学靠近，并开始为司法服务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法医学的端倪。
三宥：是当时犯人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的三种情况。一是不识，即因不知法而犯罪；二是过失，即因疏忽大意而犯罪；三是遗忘，即因忘记法律规定而犯罪。在此，犯罪人犯罪时是否有记忆力，即犯罪时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是需要医学来提供根据的。
三赦：是当时可以赦免犯人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是幼弱（年少体弱，末满岁） ；老耄（年老昏耄，80岁以上）；蠢愚（痴愚不能，生下来就是痴呆）。至于是否蠢愚，也是需要医学知识进行鉴定的。
据《汉书·刑法志》 记载，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的西汉时代，法律即已规定，司法人员进行审讯时要观察受审者的反应，量刑时对过失犯罪以及儿童、老人、 孕妇和残废者都要从轻。根据东汉马融在其着作中的记载，在公元25～220年的东汉时代，对损伤案件就应用了瞻、察、视、审等法医学检验方法。
唐律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它充分吸收了秦汉以来的法医学成就，又反过来对它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影响。综观唐律，它对于检验的规定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规定了实行检验的对象，即尸体伤况及诈病者。相当于现代的尸体检验和活丶体检查。检验不实要受刑事处分。
二是明确规定了伤的定义，即“见血为伤”；规定了损伤的基本分类，即“手足他物伤”与“刃伤”，相当于今天的钝器伤与锐器伤；并提出了确定致命伤，进行死因分析的必要性。
三是明确规定了关于损伤程度、诈病、自残、堕入胎、年龄、废疾、笃疾等法医活丶体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致命伤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对不同的种类规定了不同的刑罚。
唐律的这些关于法医学问题的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学，特别是在活丶体检查方面，比先秦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尽管如此，但是这个时期却没有法医学专着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到了公元10世纪的我国五代后晋时期，和凝、和（山蒙）父子编着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案例选编——《疑狱集》，将汉代以来的离奇疑案集于一书。“张举焚猪”这一中外学者都十分熟悉，并无不佩服惊叹的着名法医学案例，就是记载于本书之中。
张举是后晋吴县人（今苏州市），在句章县（今浙江省慈溪县界）做县令。当时句章县有一位妇女将其丈夫谋杀之后，放火烧了房子，诈称其夫是被烧死的。丈夫家里的人觉得人死得蹊跷，认为其妻有嫌疑，于是就告到官府。在审讯中，那妇女拒不认罪，始终说其夫是在房子失火中烧死的。张举也不再徒劳地继续审问。他叫人牵来两头猪，将其中的一头杀死，另一头不杀，然后堆起火烧这两头猪。结果，被烧死的那头猪嘴里有灰。而那头先就杀死了的猪嘴里却没有灰。张举以这个结果，结合她丈夫的尸体情况（气管内无灰末），再对那个妇女进行审讯。那个妇女无法抵赖，只得认罪伏法。在这个案例中，张举以呼吸功能的存在与否来鉴别是生前烧死还是死后焚尸。很明显，活猪被投入火中，由于灼伤疼痛，必然拼命挣扎，大口端气。因此，不可避免地，柴火的灰末、碎屑就必然要被其吸入口腔和鼻孔，甚至被吸进下呼吸道。所以被活活烧死的猪，口鼻中必然会有灰末和碎屑。基于此理，死猪被烧则定无此景。因为已死的猪肌肉已经僵死，鼻子不能呼吸，口腔紧闭，灰末和碎屑不能进入。张举用猪来做试验，把烧猪之状，借证于人，这在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的古代，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它代表了那个时代世界法医学发展的水平。 记载这个案例的《疑狱集》 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同类书籍，如《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等等，总结和记载了一些解决疑难案件的经验，包括对案件性质的分析、判断及验证，反映了祖国法医学萌芽时期的成就。
我国真正的法医学的形成，是宋代以后的事了。我们说的法医学的形成是指法医学检验制度的建立和法医学理论的初具规模。
为了提高检验质量，自北宋真宗咸平年（公元1000年） 至南宋宁宗庆四年（公元年） 以敕令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检验的法令，使检验制度更加完善。具体规定了哪些官吏施行检验，检验官职责、失职情况及应得法律处分。对于初检、复检、免检也有明确的规定。
宋代检验制度最重要的成就，还表现在官订验尸格目、验状与检验正背人形图的颁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者联合应用于尸体外表检查，有益于检验质量的提高。在法医蔚取第四，取下10指指纹、掌纹，以便与指纹档案或者现场上取下的指纹、掌纹进行对比，认定死者。
法医检验无名尸体，要根据检验发现推断死者的年龄、职业、居住地区和生活习惯，为查找死者提供线索。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依据死者的身高，发育状况，外貌衰老程度 （主要是根据皮肤的弹性，面部皱纹的出现，头发及阴丶毛的颜色等来判定） ，牙齿和骨骼的发育状况，牙齿的磨损程度，以及衣着的颜色、式样等情况来鉴别无名尸体死者的年龄。
死者的手脚茧皮厚度和分布情况，脚趾的形状和排列，肌肉发达情况，衣裤的质料、式样、缝纫技术、磨损的部位和程度、头发、衣着上的粘附物，死者随身携带的证件、票证、单据、以及有无职业病等情况和特征，往往与一定的职业有联系，可以作为推断死者职业范围的依据。
在《洗冤集录》之后的数百年中，法医学的内容虽有增益，但由于研究者多为官吏，操作检验者被称为件作，视为溅业，儒医不愿从事这种职业，所以法医学长期墨守成规，袭用旧法，发展缓慢；加之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致我国近现代法医学的发展反而落后于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
在公元前后的巴比伦、波斯、希腊、埃及和印度的一些法典和着作中，也已有片断的法医学内容。据记载，公元44年，古罗马统帅恺撤被杀于元老院内，当时是由一位罗马医生进行验尸的。这位医生在作了详细的验伤鉴定的基础上，认定了在恺撤被刺的23个创伤中，胸丶部第1、2筋骨之间的刺创是致命伤。
在我国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着作，大量被世界各国翻译的同时期。意大利北部州的法律首先规定了委任法医鉴定， 委派警丶察医生作法医学尸体解剖。 公元年，德王卡尔五世颁布《犯罪条令》规定杀人、外伤、中毒、缢死、溺死、杀婴、流产等案件，必须作出法医学鉴定。公元1575年，法国一位外科医生发表了有关法医学论文，论述了堕胎、杀婴、雷击死、缢死、溺死、诈病、生前死后伤鉴别等问题。公元1602年，意大利的又一位医生出版了《医师关系论》。这虽然比起来慈《洗冤集录》 晚350多年，但它还是欧洲第一部法医学着作。稍晚些时候，罗马教皇的一位御医出版了《法医学问题》，这使得西方法医学进一步系统化了。公元年，德国菜比锡大学首先开设了法医学课程。
世纪，随着医学、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出于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的需要，法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国相继出现了不少着名的法医学家，出版了不少法医学专着，发行了相当数量的法医学杂志。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法医学已成为独丶立的专门学科，法医学的教学科研以及实践方面的检验逢勃发展。法医学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门科学，并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我国是古代法医学的故乡之一，《洗冤集录》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法医学在世界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标志之一。但是，后来我国法医学发展却十分缓慢，到了近代，终于落在欧洲法医学的后面。下药必须对症，要发展我国法医学，也很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国法医学落后的原因。一般说来，我国法医学未完成向现代法医学飞跃，有下面四个方面的教训值得吸取：
一是维护尸体外表，不准尸体解剖的封建检验制度，这种检验制度只能使法医学在外表检查范围内取得某些进展，不可能完成向现代法医学的飞跃。相反，欧洲的法医学着作虽然比我国出现得晚，但法律允许法医进行尸体解剖，这就使其法医学有了迅速发展的可能性。
二是检验人员分工不合理。在我国古代法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法医活丶体检验是由检验官吏、医生进行的，清代仵作有时参与活丶体检查；尸体检查是以检验官吏为主，仵作为辅进行的。尽管检验官吏和仵作在尸体检验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历代法令反复指责的官吏不愿参加尸检，参加也不认真的状况，就是这种分工不合理的结果，也妨碍了提高校验质量，延缓了古代法医学的发展。相反，在欧洲法医学发展的历史上，活丶体检验和尸体检验的重任始终由医师肩负，这就有利于专业知识的纵深发展，从而成为欧洲法医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有利因素。
三是法医学内容法令化。这主要表观在颁布尸检、尸图；颁布致命部位和致命伤；颁布《律例馆校正洗冤录》；把法医学书籍法令化，这三个方面历史地看，将法医学内容法令化，使法医学内容不容更改，特别是把法医学书籍法令化，对法医学的长足发展是不利的。
四是某些现代科学落后。化学以及医学各科，特别是解剖学、组织学、病理解剖学、药理学、毒物学等与现代法医学密切相关的学科的落后，也是古代法医学未能完成向现代法医飞跃的一个原因。
以上这些原因，在新中国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推进了法医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