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
热气腾腾的地面，高耸的椰子树，散发着酒气的男人，脸蛋被紫外线灼伤了的女人，追逐着影子的孩子，褪去光泽的老人，这一切川流不息。
我给文慧发了很多信息，她从未回过一条。
公司在老爸的幕后操作下，生意红火，说直白点，钞票大把大把地往我口袋里钻，如果以钞票论成败，我已经少年得志，不过赚钱并不能使我高兴，我常常对我的员工说，我可能是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因为我对钱麻木不仁，但是从他们的眼光里，我可以看出，他们一个个听得很无奈，那种想干死我又苦于无策的无奈。
我成了地地道道的风风光光的年轻老板，公司里员工叫我老板，到了外头聚会朋友也称我老板，回家里，我爸妈也半带嘲讽半带鼓励的叫我老板，“老板”两个字有时候能听得我耳朵冒烟，甚至有段时间神经听出了问题，走到大街上，但凡听到有人喊别人老什么，总禁不住停下脚步来，心里疑心他是不是在叫“老板”。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称号，因为老板，首先第一个字是个“老”字，我怕听得多了，我就真得老了，有一天，说不定别人不叫我“老板”，改叫“老不死”的。
时间在“老板”的叫声中不断流逝。
飞逝的岁月，对于伤者来说，无疑是个好东西，它会帮你刷去一些不该有的记忆，愈合你不该有的一些疼痛。
我已经不那么想文慧了，甚至大概就要将她忘掉了，我认同了她的话，我只是一时被她的美貌蛊惑，着了魔，所以觉得自己心里有多喜欢她，有多爱她，然而她不搭理我，时间依旧要走，蛊惑被时间淡化，我就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了。
只是夜深的时候，偶尔还会想起她的音容样貌，依旧会被她的影影绰绰的美貌把我从记忆中唤醒，甚至会拿起手机，编一条短信，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在干嘛？”，“最近还好吗？”
不过编完了，又把手机放到一边，并不发出去，甚至自己心里还要嘲笑自己一番：
“发出去又能怎样呢，还是像以前一样石沉大海，或者她甚至早已经不记得我了。”
如此过了两个月，自认为心里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到后来短信也不再编了，我想我和文慧的故事应该在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彻底结束了。
可是有时候偏偏是这样，你以为是这样，老天偏不让你这样。
这时候老教授的电话来了，我的心一震，突然预感到，可能故事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老教授和我寒暄了几句，又怪我长时不给他电话。
我只好给他道歉，说最近公司忙。
教授说，没关系，老弟是青年才俊，干大事的人，忙是应该的。
我也不知说什么好，问他最怎么样。
他说，很好。
我又问他，学校怎么样。
他也说好。
我又问他，学生呢，怎么样。
他这时候开始在电话那头发笑：
“你是问我所有的学生呢，还是问我个别的学生？”
我说：
“都一样吧？”
他说：
“那可不一样的大了，其他学生都还好，有个别学生可就不大好了！”
我一听，脱口而出：
“文慧怎么了？”
他说：
“你怎么就知道我说的个别学生指的是文慧！”
我说：
“不是她吗？”
不料，他又说：
“是她！”
我急道：
“她怎么了？”
他说：
“你不要着急，她没事，”
我吁了一口气道：
“那就好。”
他又说：
“不过她家里出了点事！”
我问：
“什么事？”
他说：
“她妈妈得病了！”
我忙问：
“很严重？”
老教授在那头顿了一顿说：
“有点严重，具体什么病其实我也不大清楚，只是听说需要手术，手术需要大笔钱，她是一农村里来的孩子，本来上大学的学费也有一半是靠借的，现在得了这病，哪里拿得出钱，听说她妈妈连医院都不愿住，非要回家，说句不好听的，回家那就是等死，学校里现在倒也在想办法给她搞募捐什么的，不过募捐得来的钱只怕是远不够的。”
说到这里，他不说话了，似乎在等着我说话。
我说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来上海。
他又说，文慧已经回家了，你要去的话就直接她家吧。
我向他问她家的地址，他说具体地址不清楚，只知道在湖南衡阳，又说，你可以打电话问她。
我说我担心文慧不接我电话，他说，相信这个时候她会接的。
电话挂了。
这个电话太突然了，我坐下来，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
屋子外面的烈日依旧煌煌照射着地面，天依旧蓝得像湖，云白得像棉花。
但我知道，一会准要变天了，因为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风平浪静里突然改变了。
文慧的妈妈病了，重病，是个悲惨得值得哀伤掉眼泪的事实，然而，我确实无耻地笑了。
到了下午，晴天里打了几个闷雷，一会乌云四合，风刮得阳台上的衣服豁喇喇乱转。
果然变天了。
